引言：
在宋朝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同一时代，各西方国家还在进行奴隶社会的生产模式，而中国却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一个封建国家体制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极为不易的。官府控制的经济模式，与生产资本私有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以茶产业为例，茶园主负责茶叶的种植，并通过雇佣关系获取社会劳动力资源。劳务关系的形成，让人力资源市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而茶商则负责茶叶的流通，并通过一系列加工环节，为茶叶增加附加价值。
流通环节和商品销售市场，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宋朝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实现长久发展吗？其产生的原因和失败的原因又分别是什么？
茶类产业，资本萌芽
茶产业的发展，在宋朝时期迎来了黄金阶段。但其实早在唐朝，茶产业就已经拥有相当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
丝绸之路的通畅，把唐朝的经济产品与他国的贸易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同国家主体间互通有无，商品通过丝绸之路广泛流通，各国的商品经济也迎来了长足发展。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茶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其他角落。
一方面，唐朝通过茶产业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人民群众也通过茶叶生产实现了安居乐业。
另一方面，茶文化深入其他国家的千家万户，把中国文化的影响散播到世界各地。
在此基础上，茶产业的市场不断扩大。直至宋朝，商品市场乃至资本市场，都已经初具规模。
社会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刺激商品的生产。宋朝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茶叶生产模式。
第一种类型是官僚和士大夫经营的模式，大致相当于官营模式。
茶园的生产是官僚体系成员的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能仍旧是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只能作为补充形式而存在。
这一类型也不具备成为主要类型的条件，只占据了总体生产数量中的极小部分。
第二种类型是寺庙种植的模式，这就涉及一种特殊的茶文化，那就是禅茶。
宋朝时期的佛学文化大力发展，不少文人墨客都喜爱在寺庙之中结交好友。比如苏东坡，他的好友佛印和尚，就是一位佛法高深的僧人。
他们二人虽然性格大为迥异，但彼此感情深厚，常常结伴出游。苏东坡闲来无事，经常前往佛印和尚修行的寺庙，与对方闲谈小坐，聊聊人生哲理，谈谈自然万物。
每一次相约，他们二人的小桌上，都少不了茶水的身影。苏东坡是爱茶之人，佛印和尚同样也是茶痴。
在佛印和尚生活和修行的寺庙当中，随处可见茶叶种植的身影。寺庙也有部分小沙弥，专门负责茶叶种植工作。收获后的茶叶，则会被寺庙用来招待贵客。
这一部分茶叶不参与市场流通，只用于交友闲谈。它所占据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下两种模式，则是宋朝茶叶生产和经营的主要模式。一种是茶园自主生产模式，一种是茶农自主生产模式。
茶园的生产方式，类比于16和17世纪西方国家的种植方式。只不过西方国家种植的是甘蔗和可可等经济作物，我国的茶园主要种植的是茶叶。
茶园主通常拥有一大片广阔的土地，他们在土地中种植数量可观的茶叶。仅凭个人的力量，他们当然无法实现茶叶工作的维护和收获。
平时，他们会雇佣长工，通过招揽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方式，实现对茶园主经济的维护。
长工的工作性质，与企业员工的工作性质极为相似。他们与茶园主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他们付出劳动，茶园主付出劳动报酬，二者各取所需。
与传统社会的奴隶制经济不同的是，茶园主雇佣的长工，并没有在工作过程中失去人身自由。他们只出卖劳动力，不出卖人权，更不会出卖个人所属权。
他们不隶属于任何一个茶园主，是自由劳动力。他们付出辛勤的劳动，每月或每季度，从茶园主手中领到工资，维持生活运转。
这一雇佣关系，基本实现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关系才会逐渐成熟。
在农闲时分，除了长工之外，茶园主还会雇佣短工，专门负责茶叶采摘。短工以日计工资，相比之下，其工资水平自然不如长工高。
除了雇佣工人采摘茶叶之外，茶园主还会延长产业链条，雇佣劳动力制造茶类商品，以及其周边产品。
例如茶饼，部分茶园主的经济链条就有所涉及。工人们会集中对茶叶进行筛选，而后通过炒茶、筛茶、糅合等方式，逐步制造更受市场追捧的产品。
产业链条延长，产品的附加价值必然会有所提升。这一道理，同样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的真理。
所以不管是在劳动力雇用环节，还是在商品加工环节，亦或是在商品流通和分类环节，宋朝时期的茶产业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最后一种茶农自主种植模式，更像是个体经营模式。
茶农占据的土地面积，必然不会有茶园主那样广阔。但是他们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种植茶叶，也能够通过经济作物实现经济收入。
他们的附加价值不会受到剥削，往往能够在茶叶市场繁荣之时，收获极高的经济利润。在没有茶园主二次克扣的情况下，经济报酬数量更为可观。
纵观整个宋朝的茶产业发展，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现代化生产模式的影子。雇佣关系、生产和消费关系、加工制造和流通关系，都与资本主义的萌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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