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作为我党的早期领袖，在党史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可惜的是，这一笔却是以红军战士的鲜血和党员干部的生命所铸就。
在王的革命生涯中，他从未真正认可毛主席，始终心存幻想，多次向主席发起冲击。即便是人生晚年流落苏联，也不忘出言诋毁主席与我党。
可面对这样一个卑劣的对手，毛主席为何从未有过惩戒，始终以宽仁手段对待。在其人生晚年，主席依旧按照中央委员标准，为其发放补助，供其在苏生活。
王明犯下了哪些难以饶恕的罪责？毛主席为何始终宽仁相待？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毛主席与王明的故事。
踏上歧途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的贫农家庭之中。虽然家境贫寒，但王明自小便十分聪颖，接受了不少传统文化的教育。1920年，凭借着优异成绩，王明顺利考入六安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
在这里，年纪稍轻的王明首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在革命先驱者的带领下，迈入革命道路之中。1924年，王顺利毕业并联络家乡的众多年轻学生，成立了思想激进的青年学会。不久后，出身贫寒的王考入武昌商科大。
在进入大学之后，王正赶上五卅运动的爆发。作为信奉革命思想的年轻学生，王积极投身运动，并在同学们的推荐之下，成为了武昌商科大甚至湖北省青年团体的重要代表。凭借着五卅运动的突出表现，王明在不久后顺利通过我党考验，成为我党党员。
不久后，王明这位成绩优异的大学生，被组织选中，成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成员。赴俄后，王凭借自己出众的学习天赋，很快便掌握了俄语，与俄共组织关系密切。因为优秀的俄语，和对马列主义的深刻研究，王深受俄共组织的信任，甚至被视为“中国未来的共产党领袖”。
在斯大林手下专门从事东方革命工作的干部指导下，只知道遵循书本道路的王明，开始积极打击党内不认同自身的人员，企图建立起一支以“左倾”思想为核心的队伍。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王都因为资历较浅，并未能在党内占据核心地位。
但在俄共组织的帮助下，原本执掌党内权力的瞿秋白等人遭到了严重打击。1930年，负责扶植王明的俄共干部米夫，来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代表。在他的帮助下，王再一次发动政变，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也赶下台来。
而王明则在此次政变中进入中央，成为中央常委。担任中央负责人。不久后，因为顾顺章事件，总书记向忠发遭到国民党逮捕。王明就势上位，成为了中央代书记
同年秋，因为需要远赴莫斯科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卸任中央负责人。但为了在实际上仍旧掌控中央，王将此职位让给了支持自己的苏联派干部博古。
博古作为同样留学苏联的激进青年，对王明深信不疑，同样奉行左倾教条主义。因为位于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博古等人只好转移至中央苏区。抵达苏区之后，博古便开始以左倾思想指导中央和苏区的相关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王明左倾思想对我党的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一大批革命干将因为思想认识与博古等人不同，遭到冷落打击。就连毛主席，都被解除职务，成为了神厌鬼弃之人。据毛主席后来回忆称：“在执行王明流线的四年时间里，我党在红区力量损失九成以上，白区的损失更是百分之百。”
因为教条地执行王明路线，此前战无不胜的红军，遭到敌人严厉打击，损失惨重。被迫之下，红军不得不展开长征。在长征早期，因为仍旧执行王明路线，红军遭到了严重损伤，10万之众的中央红军一路减员至三万人。可以说，中国的革命队伍几乎因为王明而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万幸，在我党的领导核心中还存在一部分有识之士，最后于遵义会议重新将毛主席请回了中央核心，开始参与到红军的作战指挥之中。这才为三万红军脱离险境，为中国革命走上正途提供了可能。
而反对犯下如此大错的王明以及博古等人，重回中央的毛主席并未做任何敌对行为。博古依旧担任着中央的重要职务，王自身也仍旧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可面对毛主席为首宽宏大量的中央，王明不仅没有感激，反而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奔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王明还做下了哪些错事？毛主席又是怎样对待他的呢？
执迷不悟
1937年7月，等待多年的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军铁蹄，中华民族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顽强。在张杨二人的兵谏逼宫之下，老蒋最终同意与我党组建统一战线，开始了合作抗日之旅。
同年底，王明回到国内，参与中央工作。彼时，历经重重磨难，我党已经建立起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基本统一了抗战思想。可王回国不久，便在政治局会议上大放厥词。在做有关抗战的报告之中，王系统性提出了右倾理论。
其抗战理论，虽然明确了抗战原则，但却主张全面让渡我党主权，与当年大革命失败时的陈独秀一般无二。
他更是四处散播我党应该放弃建立根据地，放弃扩大军队的计划，全面的接受国民党统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投入抗战。
虽然这样的理论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因为王明长期代表共产国际意志，不少深信上级党组织的成员竟然被其说动，相信了他的主张。好在毛主席极力反对，最终阻止其思想党内扩散并落实。
1937年12月，为全面统筹国共南方地区的合作，我党建立长江分局。王作为中央领导，就任长江局负责人。
在前往武汉赴任后，他不仅没有吸取此前教训，反而继续推行右倾理念，在与国民党的来往之中处处退让。甚至，王还就此做出理论研究，提出了“7个统一”理论，彻底让渡了南方我军的相关权益。
老蒋在抗日前便热衷于剿灭我党组织，面对他的步步退让，老蒋心中乐开了花。国军开始不断侵蚀压迫新四军和我党在南方的组织队伍。甚至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老蒋更是举起了手中的屠刀，发动了“皖南事变”。
而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王明，但确确实实与他脱不开干系。可即便是这样，他也始终都未醒悟，仍旧执行着错误的路线。
1938年王稼祥自速苏联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虽然此前有意扶植王明，但考虑到中国的革命形势，最终还是认可了我党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现状，从组织上肯定了毛主席的地位。
同年9月，中央召开专项会议，撤销长江局、选举毛主席为总书记。而与此同时，党内针对王明过去犯下的错误展开批判。不少人都表示，王不再适宜担任中央职务，应该将其撤下来。但主席却仍旧将王明这位曾经的领导人，保留在书记处中。
会后，毛主席更是将王留在延安，任其负责中央的统战工作。后来，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许多曾经犯下过重大过错的党员，被重新拎出来，成为了大家批评的对象。
作为曾经多次做出错误决定的中央领导人，王明更是成为了不少人的“最佳批判对象”。在常规批判之余，许多党员同志还生出了打倒王明的想法。
不久之后，中央召开七大会议。许多党员代表们在会议中表示不能选举王明担任中央委员要，将其踢出中央决策机关。对于这个要求，毛主席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主席曾经对王明等犯错之人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他们虽然犯过不少的错误，但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整风运动，是为了治病救人。不应该太看重个人的责任。”
因为担忧等于同志们拒绝为王明投票，毛主席在私下里亲自找到不少党员代表，与他们谈话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在七大会议投票现场为王投票。选举当天，毛主席亲自待在唱票现场，直到确认王明能够当选中央委员后才最终放心离场。
大会以后不久，毛主席提议王明担任政治研究室主任，对国际国内走势进行相关研究。这个工作看似是个闲职，实际上是个极为重要的岗位，对党组织有着重要意义。
毛主席如此宽仁对待王明，王明又是怎样回应主席的？他又是否悔改了呢？
宽仁以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各行各业都进入了百废待兴的状态。因为缺少各领域人才，毛主席在对待过去犯错的同志和民主人士上，显得格外宽容。主席积极团结所有力量，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对于党内一大批过去犯过错误的干部也丝毫没有偏见。
王明作为其中一员，被毛主席委任为政协委员同时就任我国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和起草我国首部婚姻法。可以说，毛主席对王明是极为宽容和看重的，但毛主席的宽仁并没有就此感染王明。
1950年，王明患病前往苏联就医。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往都没有回到祖国，他始终在苏联养病。在这三年时间内，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初步改造。在此期间不少同志，都表示了对王明的不满。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称：“大家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而王明哲跑到苏联休养，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
1953年底王明自苏联回国，党内一些同志表示应该立即撤销王的领导职务。但主席却依旧为其辩护，表示理解。
当王从莫斯科归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并未因他的病情而疏远他。相反，他们特别委托与王担任工作搭档的老党员董必武前去探望，传递了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的深切问候，并希望他能好好休养，恢复健康。
回国后的王，因身体状况欠佳，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中度过。1956年1月，王再次因病情严重，提出需要前往莫斯科治疗和休养。毛主席深知，对于疾病，最好的方式是治疗，而莫斯科的医疗条件在当时无疑是领先的。因此，他支持王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希望他能早日康复。不久后，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并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同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第八次全代会。他们向在莫斯科治疗的王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
然而，王回电表示，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他无法回国。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和指责我党的言论，甚至直接攻击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让出席中共八大的党代表们对王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他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选举他为中央委员。这时，毛主席再次站出来，他以宽广的胸怀和深远的眼光，希望大家能够选举王为中央委员。
经过毛主席的亲自沟通和解释，党的八大上，王再次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毛主席甚至还请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时通知王，并表示仍然关心他的身体，希望他安心治病。同时，中央还继续全额支付他的工资和治疗费用，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他的深深关怀。
王明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祖国。但毛主席始终都对其优待有加，每月按时以中央委员标准，对王进行补助。即便，王明此后没有为主席和中央说过半句好话。
对于毛主席的举动，一些外国共产党感到困惑和不理解。1956年9月，当毛主席接见南联盟代表团时，他亲自阐述了其中的道理：犯错的人，也是教员，他们的错误能教育我们不能走他们的老路，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待错误最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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