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又名桑吉悦希，藏族，是四川阿坝地区马尔康县党坝人。他于191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清朝末年，实行“改土归流”，马尔康藏区开始从农奴制转向封建制，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天宝祖祖辈辈都给土司头人当奴隶，他的父亲是招赘而来。
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因家境贫苦，又缺少劳力，父母不愿让她嫁出去，想找个上门女婿，可他们家境贫穷，没人愿意上门。
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个女婿，但结过婚，上门时还带了个女儿，天宝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同父异母姐姐。
天宝出生后，父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后来，大弟弟长期流落异乡，以乞讨为生；二弟弟被人贩子拐卖到牧区为奴，两人都下落不明。
民国时期的马尔康
按照当地藏族的习俗，一家生了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藏语叫“扎巴”；有三个，要送两个。
天宝家有三个男孩，他又是老大，于是，当喇嘛的义务就落在了他身上。12岁时，他入寺庙当了个小“扎巴”。
党坝是一个很偏僻、很闭塞的地方，寺院也很小，喇嘛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没有活佛，只有个老喇嘛管事。
老喇嘛教他们学藏文，学念经。可老喇嘛学问也不深，除了认识经书上的几个字外，不会讲授什么教义和佛理，更不会教藏文和佛经，天宝跟他学了好几年，连封信也不会写。
寺规也不太严，经常可以回家，有时他干脆回家帮妈妈和姐姐做点家务，有时则去放羊。因为当了喇嘛，他很少参加劳动，没种过地。
18岁那年，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历史性、革命性的变化。
民国时期的四川藏庙
1935年春，长征红军来到川西大草原。最先到达阿坝的，是红四方面军。
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和土司就散布了不少的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闹得一时间人心惶惶。土司头人和有钱人纷纷逃跑。
天宝家穷，三兄弟都没结婚。他心想：我是个扎巴，红汉人来了，我怕什么？但因对共产党、红军不了解，也跟着乡亲们跑到山上去了。
很快，在穷人中又有人说红军对穷人好，“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是穷人的好朋友，富人的死对头”。
天宝和乡亲们偷偷地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作“红军”的汉人队伍，发现他们一不进寺院，二不住民房，宁愿挨饿受冻，也不骚扰百姓，见着藏民。
尽管言语不通，也总是笑嘻嘻的，有的人打着手势，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于是大胆一点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也敢同红军接触，有的甚至帮红军做事。
天宝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当了红军，不久还当上了队长。天宝也不知“队长”是多大的官，但见他能管几十号人，今天在这家打土豪，明天给乡亲们分浮财，十分风光，非常羡慕他。
于是心想，他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就跑去红军驻扎的地方，被红军将领邵式平发现，把他招入红军。
天宝脱去袈裟，参加红军后，被任命为副队长。其实，他参加的这支红军只是“少先队”，主要是为红军筹集粮草，发动群众。
天宝终日游荡，现在做起了正经事儿，非常热心，很得邵式平等人的喜爱。
红军离开阿坝后，天宝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担任翻译和向导，不久还入了党，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
邵式平
在总部，他经常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徐向前、张国春、陈昌浩等领导人。
总部领导让藏族战士当翻译和向导。其实，天宝只懂一点汉话，实际上当不了翻译，他自己还要别人帮助翻译呢。
另外，他是喇嘛岀身，终日游荡却没岀过远门，不熟悉路，也当不了什么向导，只是跟着老战士走。但刘伯承却把他当作宝贝，亲自给他布置任务。
天宝的任务就是向后续部队传达总部的命令，应该从哪里走，不能从哪里走。
部队缺粮时，只能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有毒，不能吃。天宝就拿着采集好的标本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天宝有个好处，刘伯承他们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偷懒，也不耍滑头。
红军千辛万苦走出茫茫草原后，进入了甘南境内，右路军红4军、30军突然停止北上，再通过草地南下。天宝随红军第二次过草地，回到了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党坝是天宝的故乡，上级让他做群众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草，准备南下。
10月20日，红军兵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四川军阀刘湘、邓锡候、杨森等部发起了进攻，在百丈关一带打了一场恶战。
这是天宝参加红军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大战、恶战，他在总部，虽没直接参加战斗，但战斗的场面也让他惊心动魄，可以说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
百丈关一仗，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率部退回到川西草原。天宝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在藏族地区撒播革命火种，建立民族自治政权。
1935年底，在金川、小金、马尔康一带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的意思，同时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
遵照上级指示，天宝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格勒得沙革命党，先担任一个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担任格勒得沙革命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长、青年团中央工作部部长等职。
南下受阻，张国焘企图在川康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上级又调天宝到丹巴县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巴县是红四方面军活动的中心，红四方面军总部、31军军部和下属91师师部和独立师都在那里，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都住在丹巴。
丹巴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是丹巴县白呷山人，藏名叫麻孜阿布，他的父亲是24村千户手下的一个小头人，有一支为数不多的武装。
红军长征到丹巴后，父子俩见红军为老百姓打天下，接受了党的领导，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将其扩建成一个藏民独立师。
然后派原天全县委书记李中权和宝兴县委书记金世柏到丹巴。马骏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师长，李中权为政委，金世柏为副师长。
为了加强领导，省委和红31军还抽调了70多名干部、战士作为骨干，派往独立师工作。天宝因此也来到了独立师政治部担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部长，天宝跟着师长、政委在各地来回跑，下连队宣讲政策，传达命令，检查工作。
他参加红军时，不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在这不到一年中，跟着老同志学了一点，马上就用上了排场，“现炒现卖”，学一点，就用一点，有时说不通，就打手势。
天宝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翻译，向藏胞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方针。
他当过扎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凡是学过说过的话，大部分都能记住，然后向群众宣讲。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岷州时，总部撤销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建制，编入其他部队，天宝跟随红军继续北上。
1936年，红四方面军历经艰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陕北，三路红军胜利会师，天宝也汇入红军的大洪流之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党中央在定边县创办了中央党校，不久，中央党校专门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天宝被选送到民族班学习，还担任了班长。
民族班有二十几位学员，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彝族、藏族、羌族同志，还有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蒙古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些同志。
没过多久，党校从定边县迁到延安。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民族班组成少数民族干部班，编制序列为中央党校第七班。天宝继续担任班长。
中央党校遗址
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大多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毛泽东是中央党校校长。他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经常来党校讲课，每周至少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
一次，毛泽东讲完课，学员们出于对他的热爱，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天宝带领全班学员也站在门口。他们班来的人最多，队伍最整齐。
毛泽东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学员，也显得很高兴，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
还一个个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什么民族，什么时候参加红军，打过几次仗。
当问到天宝时，学校领导向毛泽东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
这话说得天宝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叫桑吉悦希。”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
桑吉悦希回答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西’是宝贝的意思。”然后，又解释说：“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点了点头，幽默地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
接着，他对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学员王寿才、扎喜旺徐、协饶顿珠（杨东生）等藏族学员说：
扎喜旺徐
“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大家使劲地拍手叫好。
鼓掌声一停，毛泽东又笑着对天宝说：“小班长，我给你改名字好不好？川西草原是个好地方，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说：“好！好！”
就这样，“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传开了，后来在延安也传开了，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桑吉悦希”这个名字。
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天宝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汉文知识，都有明显提高。
结业后，1938年5月，他被派往新疆西路军新兵营担任学生队（俄文班）队长，一年后，天宝又从新疆调回延安，在西北工委任西南民族组组长。
1941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延安民族学院。
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天宝又调到民族学院深造，任学生会主席。
抗战八年，天宝等少数民族战士被党中央当成“宝贝”，留在延安几乎学习了八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延安的干部战士纷纷走向了抗日的前线。
天宝和他的少数民族战友们也跃跃欲试，要求到前方去杀敌报国。但是，党中央没有同意。
中组部说：前线需要人，但并不缺你们这几十个战士。一个也不能去，全部留在延安学习。
由于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不久延安有一种说法，说延安有两个保育院，一个是专门收养、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上了前线的领导人的孩子的；
另一个就是延安民族学院。这里的学员们像孩子般受到爱护和保护。
党认为，经过长征留下来的这批少数民族干部，是宝贵的财富，是带领少数民族革命的火种。
天宝并不能理解党的这种战略思想，心想：人人上前线去抗日了。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怎么能留在后方，像保育院的孩子受人照顾？
因组织已有“少数民族战士一个也不能上前线”的规定，为了“上前线”，他只好去找领导磨嘴皮子。
他把自己的来意一说，那位领导反问天宝：“你不是知道吗？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
天宝争辩说：“我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
那位领导问他：“汉族？你说说，你是哪里人？”
天宝知道一说是阿坝人自己就是藏族无疑，好在他反应极快，脱口而出：“我是通南巴县人。”
因为他常听红四方面军的人说他们是从“通南巴来的”，于是“急中生智”说出了“通南巴县”证明自己的汉族。
谁知这位领导哈哈大笑：“通南巴县？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是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那是革命根据地。”
“你以为你是佛爷，有化身，能够同时在几个地方诞生？”
然后，他指着天宝的鼻子，严肃地说：
“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连通南巴都弄不清楚，以后新中国成立了，你怎么领导藏族人民建设新草地！”
这一席话给天宝的教育很深。几十年后，每谈起这件事时，他依然感慨不已，说：
“党对我们这批红军战士给予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寄予多么大的期望！”
这些少数民族战士一直被党当成“宝贝”，受到特殊的关怀和照顾。
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部准备向延安大举进攻，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内蒙古草原深处，交给乌兰夫。
延安民族学院院长李维汉交代乌兰夫：一方面分配适当工作，让他们锻炼，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他们。
天宝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任八路军三边分区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后来，形势一好，他们就回了延安。
1947年，胡宗南再次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准备撤离，天宝他们又被送去了内蒙古草原，在解放战争时期，天宝一直在蒙汉骑兵支队担任政委。
1949年2月，他调到西北局城工部工作，主要负责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各地统战工作。
1949年夏，天宝从内蒙古回到了延安。8月底的一天，西北局城工部副部长曹力如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说：“你赶紧去北京，去找中央城工部部长李维汉。”
李维汉当过延安民族学院的院长，天宝认识他，于是问到北京干什么，具体任务是什么。
曹力如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上级的指示。延安有十几个内蒙古青年团的干部，他们也要到北京去，你负责带他们一起走。”
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天宝拿着那封介绍信，身上连钱也没带，就带着十几个人离开了延安。
他心想，革命胜利了，整个天下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走到哪还能没饭吃？
在一路上，他们拿着的介绍信也简直就是“圣旨”，有饭吃，有住的地方，见什么车，就上什么车，一路风尘仆仆，却畅通无阻。
就这样，一个多月下来，一行人从黄土高原来到了北京。
天宝是第一次来北京。他原以为拿着介绍信，就能很快找到李维汉。因为李维汉是民族学院院长，中央城工部部长，是一位大首长，在延安，谁不知道？
谁知北京城比延安大得多，这偌大的北京，他人生地不熟，问警察，问解放军，问行人，都说不认识他。
这时中央城工部进城后已改称统战部，天宝也不知道，一个劲地到处打听城工部在哪里。
结果，他带着一帮子人马在北京转了两天，也没找到“城工部”。
众人饱一顿，饿一顿，连个住处也没有，每晚“集体”在天桥底下睡觉，天宝也完全成了少年时那个做游民的“扎巴”了。
好在他继续耐着性子找，好不容易撞上了一个熟人！他是延安中央警卫团的炊事员，彼此都面熟，但叫不上名字，天宝追着他喊“炊事员，炊事员”，撵了好几条街道才追上他。
他见天宝穿得又脏又破，满脸污垢，既关心，又多少带一点疑心，把天宝带到一个营房，问他怎么到的北京。
天宝如实相告。这位同志虽只是个炊事员，却是位老同志，政治经验很足。他告诉天宝：
“北京虽然解放了，但情况还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潜伏特务很多，你满大街找李维汉，有的人可能不认识，就是认识的，也不会告诉你！”
“李维汉是中央领导，出了问题，谁担当得起呀。看你那个样子，人家还会以为你是个逃兵呢。”
天宝笑了一下，说：“长征路上我没有跑，胡宗南打到延安我没有跑，现在我们胜利了，我跑什么？往哪里跑？”
这下炊事员相信他了，给他弄了点饭菜，让他吃，然后拿了他的介绍信，说：“你吃了饭，就在我这里休息，不要乱跑，我给你联系一下去。”
天宝吃完饭不久，他回来了，说：“刚好有几位从前线来的，也在我们这里，首长说先送你们到办公厅，请他们统一安排。”
后来天宝才知道，他住的这个地方，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临时招待所，专门接待从前线回来的各地的负责人。
中央办公厅招待所遗址
结果，他们一共有七八个人，招待所派了两辆吉普车送他们去。天宝上了车，也不认识其他人，其他人见着天宝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不知是何许人士，也没搭理他。
一路无话，吉普车在胡同里转着，然后上了大街，再转了几个弯，就到了。
一下车，便有人接待他，还向他们行军礼，一声一个“首长”，天宝也在“首长”之列，同行的其他人很是奇怪，几人咕噜着说：“嗨，这位首长怎么打扮得像个乞丐？！”
天宝听着，偷偷乐了：我还有一帮“乞丐朋友”在天桥底下等着，我还是个小乞丐头呢！
他们被送进的地方是中南海。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与延安的窑洞，迥然不同。
自从胡宗南打延安，毛泽东留在陕北，天宝他们就跟着乌兰夫到内蒙，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就没见过毛主席，还真想念他呢！
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都是解放军，把他们领进一间大房子。工作人员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说：“请首长们稍候一会儿，先用茶。”
不久，有几位领导来了，为首的竟然是周恩来。天宝大喜过望，“腾”地一下站起来，其他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与他同时站了起来，众人向周恩来敬礼、问候。
周恩来与前面的几位同志握手，简短地交成。突然，他发现了天宝，立即撇开其他人，径直走到他面前，望着他蓬头污面的样子，第一句就说：“你怎么成了这么个狼狈相！”
天宝双手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其他人见状，个个惊讶得合不拢嘴巴。
然后，周恩来对天宝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作为藏族同胞的代表，参加新政协，以后你就是我国藏族的第一位政协委员啦！”
“维汉同志这几天正在接待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忙得很，请办公厅与统战部联系，格平同志在那里，先安顿下来。”
天宝还在激动中，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又说：“你也应该穿得整洁一点，我们的委员同志。”
这幽默的话终于让天宝笑了，接着不好意思地说：“我就只有这身衣服。”
随后，天宝去了统战部，把自己带领的那伙“乞丐朋友”交给了组织。
两天后，周恩来派人专门给天宝送了一套毛呢制服、一双皮鞋。天宝一试，正好合身。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毛呢制服。随后，他作为唯一的藏族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不仅见到了毛泽东，而且还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金秋10月的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来自各地区、各野战军、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条战线的代表人物和英雄模范。
天宝也应邀参加招待会，在民族席就座。宴会结束后，他在休息大厅里，忽然看见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两位首长也在人群中，赶紧跑过去敬礼、问好。
刘伯承，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领导，邓小平，他在延安时也见过。敬过礼后，他们又握手。
刘伯承见到天宝也很高兴，还叫着他的老名字说：“桑吉悦希，我们要进军大西南啦，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
天宝自从1935年当红军后就没回过家了，自然想家，听刘伯承这么说，高兴地说：“太好啦！我赶快回西北办手续，请老首长在彭老总前给我说说好话，放我走。”
邓小平说：“天宝，彭老总已经把你给我们二野了。”
原来刘伯承等人早就看上天宝，与彭德怀说好啦。
天宝说：“我明天就回去办手续，延安还有我的一些东西。”
邓小平挥了挥手，说：“你那些破破烂烂，还要它做什么？你先来二野，缺啥子我给你发！介绍信嘛，打个电报就行啦。”
天宝高兴地说：“那我跟你们走。”
刘伯承说：“你给维汉同志讲一下，我们要带你走，问他同意不同意。”
此时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人都在休息大厅里呢。天宝立即回去向他们汇报。
李维汉说：“我们也打算让你到西南去。新中国成立了，但是我国的藏族地区都还没有解放，党中央、主席、总理都很关心。
不过有个新情况，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一个藏族学员训练班，这是总理亲自定的，总理还要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的意见是先让你参加训练班，然后带一批人到西南去。”
天宝又过去向刘、邓首长汇报，刘伯承说：“那好，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人。维汉同志想得很周全。”
就这样，在招待会上决定了天宝以后的工作，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二野势如破竹进军大西南，解放了贵州、云南和四川，组建了中共西南局，解放西藏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1950年元旦，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并决定改变原来彭德怀率领一野部队进军西藏的决策，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和18军。
为了协助18军进军西藏，中央统战部决定组织西藏工作团随军解放西藏，并任命天宝为西藏工作团团长。
这时重庆已经解放，天宝立即结束藏族学员训练班的学习，赶往重庆，向刘、邓首长报到。
在西南局，他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说：
“这里给你安排了工作，但你不要留在重庆，赶紧到乐山去找18军军长张国华同志，请他给你分配任务。其他的事，找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他会告诉你。”
原来，西南局已任命天宝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他的具体工作就是随解放西藏的18军进军西藏。
3月7日，18军在乐山举行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18军党委指示：天宝率西藏工作团与先遣支队一同前行，与李觉、王其梅共同负责先遣队的工作。
经过20多天的进藏准备，29日，52师师长吴忠和天宝率领北路军向西藏进发。
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5月16日，北路军抵达邓柯，与藏军隔金沙江对峙。
战士开始在江边造船，天宝则以藏族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与藏族上层进行联络，搞统战，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10月，进军西藏的第一战昌都战役就要打响了。就在战斗前夕，西南局突然来了命令：调天宝回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并担任主席。
从此，他的主要工作从军队转向了地方，率领藏区人民开始建设新西康。
天宝宣布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成立
1953年3月，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在马尔康成立，这里是天宝的家乡，他又当选为自治区主席。天宝同时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两个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决定撤销西康省，将其划归四川省。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改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天宝继续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也改称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天宝仍当选为州人民政府主席，他继续一人身兼两个人民政府主席，担任四川藏区人民的“领头羊”。
1956年7月中旬，李维汉受毛泽东的委托，邀请四川省委领导人来京，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地解决四川藏、彝地区在平叛问题，同时还邀请了西藏、青海、云南的有关领导参加。
此时天宝除了仍担任两个州人民政府主席外，还是四川省副省长、省民委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从7月7日开始到19日结束，一共开了18次，习惯上称为“十八次会议”。
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与座谈会同志一起讨论四川藏彝地区平叛、改革中的政策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京委员都出席了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维汉汇报，大家采取边谈边议的方式进行，既热情又随和。
但是，在讨论中对改革时是否没收藏区寺庙的耕地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双方分歧严重，争论很激烈，统一不起来。这时，坐在中央的毛泽东看着天宝，问道：“你的意见呢？”
天宝说：“我主张寺庙所有的耕地等财产暂时不动。”
毛泽东说：“好，咱们跟着天宝走，寺庙的耕地不动。”
然后，他转过身对四川省委的一位同志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们在藏族地区办什么事，都要征求天宝同志的意见。天宝点头，你就干，天宝不点头，就不要干。”
毛泽东的话是对天宝的极大信任，也道出了一个方法：藏区的工作要征求藏族人民的意见。
散会以后，毛泽东又叫住了天宝，风趣地问道：“天宝，你找到‘地宝’没有？”
“地宝？”天宝一开始没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愣了一下，但反应极快的他随即就明白了：天是阳，地是阴，天宝是男人，主席说的“地宝”就是个女人，他问的是自己的“个人问题”。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回答主席说：“找到了。”
此时天宝已经结婚，还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他的妻子吕平是四川人。她的父亲是南京的大学教授，是老地下党，重庆解放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工作。
吕平常来统战部父亲这里玩，两人相识相恋，于1951年结婚。毛泽东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后，问道：“她也是藏族人？”
天宝告诉他：“是汉族，张国华介绍的。”
“张国华这个红娘当得不错嘛。”毛泽东高兴地说，“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藏汉良缘。”
天宝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四川藏、彝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较好地执行了党中央民主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四川藏、彝地区很快就彻底埋葬了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
1969年，西藏局势有些变化，毛泽东当即决定调天宝去西藏工作。因为天宝既是藏族人，又是从部队出来的，让他去西藏主政最合适不过了。
天宝的调动工作是由周恩来着手安排的。九大闭幕后一天，他把天宝叫来了，说：“党中央决定让你到西藏去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作为藏族高级干部，天宝与西藏有着不解的缘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准备被派往西藏工作。
一次是1950年调任西藏工委成员，西南局的初衷是让他一直随18军进藏，然后在西藏工作，但后来因为西康省的工作，在昌都战役之前，便把他调回到康定了；
第二次是1964年，当时党中央曾打算调他到西藏工作，后来改调了主持阿坝藏族自治州工作的任明道，天宝仍留在四川。
任明道
这一次，党要调身为藏族的他到西藏工作，天宝没说二话就同意了，说：“我听从党的安排。”
周恩来说：“党的民族政策你是知道的，到了那里，要同那里的同志商量办事，团结起来，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天宝记住了。
6月，刚刚回到成都的天宝接到了调令，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匆匆离开家人，赴西藏上任了。
在西藏，天宝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西藏军区第二政委。
上任之初，他除了处理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出席各种必须参加的会议之外，不轻易发言，不轻易表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多做稳定局势，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
为此，在各种会议上，他讲话时总是要强调搞好团结，在平时，也很注意多做工作。
但是日常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时开会讨论一个很小的问题也要讨论很久，会议常常开到半夜两三点还不结束。
每到了双方言辞激烈、气氛紧张的时候，天宝就开开玩笑，讲一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使双方都不好再发火。他常常能使气氛缓和下来。
一次自治区领导们开会，和往常一样，会上个别人为一个小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休无止。
突然，一只小鸟飞进会议室，在房间里左冲右突，就是飞不出去。
大家的注意力被小鸟吸引过去，天宝为了缓和气氛，借机站了起来，追着抓小鸟。
会场一下子换了气氛，很多人跟着他去抓鸟，先前的争执似乎被抛到脑后，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下来。
天宝居然把那只小鸟捉到了手，双手拢住小鸟，对大家说：“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然后把捉到的鸟儿送给了秘书，会议散了，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无谓的争议。
在革委会里，天宝是老资格的藏族老红军，大家都很尊重他，加之他性格开朗，说话又很幽默。因此，他说话大家一般都会听。
后来，有人问天宝，这期间他在西藏做了哪些工作时，他总是笑着说：“吃团结饭，念团结经，做团结的工作。”
天宝在西藏自治区时，一个职务是西藏军区政委。他先是第二政委，后来是第一政委。加上在拉萨期间，他住在西藏军区大院，人们多称呼他“天政委”。
因为是军区政委，西藏又是祖国的边防，天宝经常下连队，去哨卡，关爱着解放军官兵。
1976年，天宝同任荣一起到山南某边防连队，在从前沿观察哨回驻地的路上，碰上两名换哨士兵。
70年代西藏边防哨所
天宝拉着他们的手，拍着他们的肩，摇晃几下战士的身板，关切地问：“你们连队的伙食怎么样，能不能吃饱？”
战士回答说：“报告首长，饭能吃饱，就是很少吃到牛羊肉。”
天宝听在心里，记在心上。回到隆孜县，在县委汇报会上，他要求县里每年冬夏牛羊宰杀后，首先要保证边防部队的供应。
消息传到连队，传到边防哨卡，官兵们拍手称道：“天政委说话了，今后不愁吃不上牛羊肉了。”
在西藏，天宝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政委任荣共事的时间最长，用两人的话说是“并肩战斗了12年”。
两人一个是藏族个是汉族，但有不少的共同点，都是四川人，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都是从长征到陕北，都在延安共饮过延河水。
任荣
解放后，任荣参加抗美援朝，后在沈阳军区工作，而天宝一直工作在四川。两人从未见过面，也不认识，天宝来到西藏，他们才相聚在一起，成为了肩并肩的战友。
在自治区领导人中，他们都爱下基层，且多数时间都是两人“一起下去”。
这除了两人性格投缘外，更是因为他们对民族工作和对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认识一致”。
在下乡时，在藏族基层，政策方针的宣传，问题的解决，由天宝出来说话。因为他就是藏族人，基层干部和群众更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
在汉族干部较多的地市县机关，则多由任荣出面解释和布置工作，因为他是第一书记。
对于这对配合默契的老搭档，有人称之为：“天（宝）人（任荣）合一”。
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可以称得上中国最小的乡。全乡只有一户人家三口人，父亲和两个女儿。全家人都是乡干部，乡长、书记、文书由三个人轮流担任。
玉麦乡
1978年7月，天宝来到了这里。这里气候十分恶劣，夏天整日下雨，冬天大雪封山，无法进出。此前没一位自治区级干部来过。
天宝来到这里，县委书记介绍说：“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地处边防第一线。由于情况复杂，形势不宁，没人愿意来这里安家。”
天宝当即批了生活物资救济群.众，说：“一定要想方设法让群众，在这个要害地方扎下根来。”
“首先要把路修通，其次要动员一些群众自愿移民来这里。形势不宁，可以派武装工作队保护他们。”
在天宝的过问下，有关部门经过妥善周密的安排，几年后，玉麦乡的情况已经了很大改善。公路修通了，电线架了进来。居民也由原来的1户增加到了7户。
居民用国家发放的工资把废弃的寺庙也修起来，每年三四月份，不少人到这里来转经。中印边界这个重要地带，人气逐渐兴旺起来。
玉麦乡政府办公楼
1983年初，天宝退居二线，回到了成都。1996年10月，已届80高龄的天宝与四川省委领导谢世杰、秦玉琴、欧泽高等人赴松潘参加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
这天下雨路滑，汽车快到茂县时，在一个急转弯处突然翻下路基。四轮朝天，卧在了岷江急流边。
跟在后面的人们惊呆了，立即停车，跑下路基，拉开车门，把天宝背了上来。
天宝站住，伸伸胳膊，蹬蹬腿，一切正常，嗨！浑身上下完好无损，皮都没擦破一块。车上的其他人，同样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事后，天宝谈起这次车祸，不无得意地说：“嘿，还不是毛主席把我的名字改得好！天宝，自有老天保佑。”
2008年2月21日21时32分，天宝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92岁。25日上午，天宝遗体送别仪式在成都磨盘山公墓举行。有人写了一副长对联纪念他：
红军战士记奔驰骏马长征英武踏破北岳南山高擎胜利旗帜直向康边西土嘉名无愧称天宝；
民族英豪看振翼雄鹰神勇奋飞扫尽愁风苦雨喜将解放福音洒遍雪域高原齐赞藏家好儿郎。
这恰是天宝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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