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木冉
佛号，即佛的名号。藏传佛教认为，称颂和书写佛号是有无量无边功德的事情。清代与皇家相关的佛事活动甚多，那么缮写佛号这件事情是如何进行的呢？
唐卡背后的白绫签
在藏传佛教中，唐卡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绘画表现形式，而中正殿也是喇嘛、画匠等在宫中绘画唐卡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室。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所存满文档案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设中正殿写佛号处，全称为中正殿缮写满、汉、蒙古、藏四体字佛号处，满文罗马转写为jung jeng diyan i duin hacin hergen i fucihi colo be arara ba，隶属于中正殿念经处，专门负责缮写佛号等工作。
故宫博物院藏六世班禅唐卡
六世班禅唐卡背后白绫签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清代宫廷唐卡两千余幅，依其来源有“藏画”和“京画”之分。据学者研究，清宫唐卡绘画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在唐卡背后缝上满、汉、蒙古、藏四体字佛号的白绫签，由西藏进贡的唐卡进入宫廷后也要缝上此白绫签，极具清代皇家特色。重要唐卡白绫签上的汉字，是由翰林院的翰林书写的。而满、蒙古、藏字佛号的缮写工作，除由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下的各寺庙喇嘛等进殿承担外，主要由中正殿写佛号处员役负责完成。
写佛号处的唐古忒学生
中正殿写佛号处行走当差人员的职名，在各时期虽略有不同，但额数大体保持在10人左右，分别是首领1至3员不等，多由笔帖式和骁骑校兼任，下有苏拉笔帖式4员，唐古忒学生4员。
唐古忒学是清廷为培养藏语文翻译人员专设的官学，归理藩院管辖。唐古忒学生，也作西番学生，满文拉丁转写为tanggūt tacikūi juse，多由八旗蒙古人充任。
《清会典》关于唐古忒学的记载
但中正殿写佛号处行走的唐古忒学生，并非最初即设，初设时乃为经咒馆候缺笔帖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十七日，管理中正殿事务和硕庄亲王遵旨选取中正殿苏拉笔帖式3名，经咒馆候缺笔帖式4名，跟随阿嘉呼图克图缮写佛号。继出候缺笔帖式之缺，均行文经咒馆选取缮写满文、蒙古文优良人员带领补取。
清字经馆为咨送续考翻译誊录等官旗分职任等项清册等事致总管内务府咨文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经咒馆归并清字经馆。此时写佛号处悬有候缺笔帖式2缺，因清字经馆内没有能缮写蒙古字的候缺笔帖式，而他项人内虽有能写者，但各自均有交办之事，故暂不得人。后查得，唐古忒学生等内有缮写蒙古字优良者，于是经奏准后，从唐古忒学生内选出缮写唐古忒文、满文和蒙古文优良者2人，跟随阿旺巴勒珠尔呼图克图缮写佛号，且不出其唐古忒学生之缺，仍占原额，应支钱粮米石等项亦照常支给。倘其诚心行走，当差优良者可于唐古忒学生等应升之处前列补用。所余候缺笔帖式2缺出缺后，亦照此选取。档案记载，写佛号处行走唐古忒学生勤勉效力五年期满以后，既可保送补取唐古忒学、理藩院笔帖式之缺，可补取唐古忒学苏拉教习、助教之缺，还可外放如赴喜峰口驿站、四川总督衙门等处任笔帖式等职。
为保送中正殿写佛号处行走西番学生托索布事满文呈稿
此外，在写佛号处当差的，还有选自内务府三旗的画匠1至2名。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白旗李文昭佐领下画匠寿儿病故，其所出之缺由镶黄旗朱尔杭阿佐领下画匠三达子补取；而正黄旗刘淳佐领下画匠福保，因当差怠惰被驳回后，其所出之缺由镶黄旗保山管领下画匠住儿补取。
写佛号处的日常管理
清宫写佛号处员役选任工作，均由管理中正殿事务王大臣等负责。此外，中正殿念经处亦掌管写佛号处的日常行政事务，主要包括：
一、按月备案写佛号处员役考勤。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写佛号处职员考勤名单，就详细记录了该处所设骁骑校1名，委署笔帖式首领2名，苏拉笔帖式3名，唐古忒学生4名，效力行走4名，共14人的出勤情况。但从总体看写佛号处员役考勤多同档案房、殿三班、库班等其他各中正殿念经处员役考勤一同缮写，存案备查。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份抄写佛号官员名单
二、按月领取苏拉笔帖式等口分银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写佛号处唐古忒学生明泰呈称：“唐古忒学生与中正殿苏拉笔帖式等人一同缮写佛号，伊等每日均有官饭，而吾等本身却无支给官饭之处。恳请亦照伊等给明泰吾等支给官饭。”为此中正殿念经处曾行查办理唐古忒学事务官员等。据该学回文称，查得唐古忒学正式学生，每月各支给二两钱粮银、二两马银，并无公费银、饭银。因此中正殿念经处官员等呈请管理中正殿事务王、额驸批准，亦一体支给写佛号处唐古忒学生官饭份额，但是目前从档案记载来看，此事并未准行。如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档案记载，写佛号处当差的苏拉笔帖式、画匠，每名每日应领口分折价银4分4厘1毫5系8忽、盐3钱、醋2两、酱2两、芽茶6钱，木柴5斤并细老米7合5勺，并无唐古忒学生领取饭银等相关记录。
三、按年领取写佛号处办公用品。如依照年例写佛号处每年均需向内务府领取头号朝鲜纸20张、白榜纸50张、黄榜纸100张、毛头纸150张、毫笔50支并香墨4两。
写佛号处年例行取头号朝鲜纸张等项数目清单
四、办理写佛号处员役腰牌。如根据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佛号处笔帖式鹤庆呈文称，该处行走正白旗常山管领下苏拉德泰所佩进出紫禁城火印腰牌，遗失在大石作地方，寻找无踪，故除将其重惩外，仍呈请中正殿念经处，咨行内务府补行火印腰牌。
综上所述，写佛号处的运作过程，真实反映了内务府和中正殿念经处在清宫藏传佛教事务管理上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而写佛号处唐古忒学生的选补任用，亦反映出内务府选官任官制度中“不分内外”的特点。中央皇权也是通过像唐古忒学生这类中低级员役的内外任用而得到了不断强化，北京和蒙藏地区的交往因此而变得更为密切。清宫中正殿写佛号处机构虽小，然其存在的意义却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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