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某日，一个脸上惨白惨白的老人，躺在床上不断翻滚，双手捶着胸，仿佛心脏里有把刀在绞动，痛得他呲牙裂嘴。
他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听到其中一句话：我有今天都是蒋经国所赐……
这样的话他重复了好几遍，说得咬牙切齿，仿佛与蒋经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闹腾了好一阵，他终于力竭昏沉下来，没多久，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名叫康泽，病亡之原因是心脏病。
一个人在临终之时反复提及另一个人，这人不是他的至亲，便是至仇。
蒋经国属于后者。
康泽解放前乃是蒋介石的爱将，有名的大特务头子，他怎么和蒋经国成了仇人呢？
一、康泽：学蒋介石学得最像的三个人之一
康泽生于1904年，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生。
像大多数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样，康泽对蒋介石非常崇拜，处处以蒋介石的言行为榜样。当时国民党中最爱学蒋介石的有三个人，分别是陈诚、邱行湘和康泽。康泽学得最像。
陈诚学蒋介石抓权的霸蛮作派，抓军权、抓派系、搞倾轧，都学得有模有样，个别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对蒋介石的脾胃，所以陈诚后来能顺利地搞起“土木系”。但陈诚学的只是神似，他也没想往深处学，只求和蒋介石保持政治步调上的一致。陈诚这种路数早期还挺好，到了后来派系势力逐渐壮大，到了宝岛后甚至有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就有点容不下陈诚了。
邱行湘则走了另一个极端，极其追求形似。蒋介石剃光头、穿大氅，言必称三民主义，邱行湘也如法炮制，年纪轻轻就剃成光头，做了两身大氅经常轮换着穿。这身行头直到洛阳战役被俘才结束，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再也不敢剃光头，被特赦后有人打趣问他咋不剃光头了，他义愤填膺地说：“那是我年轻时不懂事。”懂事不懂事另说，不过从外形上看，邱行湘学得确实挺像，不少人私底下称他为“小蒋介石”。
康泽学蒋介石，最得其精髓。什么精髓呢？整人、抓权、抓派系、抓特务统治“四位一体”，啥都干，从境界上与蒋介石看齐，一定程度上比陈诚还高明一些。
康泽性格阴沉内敛，人狠话不多，功夫都用在揣摩人上，他对蒋介石的心思研究得最深最透，迎合蒋介石做得也最到位。
康泽黄埔毕业后被送到苏联留学，有一次同学聚餐，请到了当时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当时几瓶伏特加把全桌搞得人仰马翻，有同学问傅学文，你长得如此年轻漂亮，怎么会嫁给邵力子这个糟老头子呢？傅学文也喝醉了，她回答说，我的目的是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角落，佯装大醉，悄悄开启了衣袋里的窃听器，半月后，从莫斯科飞抵南京的当日，他手上的窃听器就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这个故事是康泽被俘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讲给狱友的。不过所谓的窃听器云云，估计是康泽夸大其词，当时他还没有参与特务处的工作，估计是随口听来，回国后转报的。蒋介石对此事十分满意，虽然并没有因此治傅学文小姐的罪，毕竟只不过是酒后吹个牛，作不得数。傅小姐后来黯然活到1992年，寿至90而终。但蒋介石通过此事认识到了康泽的一片忠心，为日后擢用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2年蒋介石主导成立复兴社时，选中五个人作为筹备人，其中一个就是康泽。
这五个人个个都是狠角色，也都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人，比如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另外两个是蒋先云和陈赓）。但这些人中揣摩蒋介石最到位的是康泽。
康泽首先揣摩的是蒋介石要成立一个党中之党的意图。康泽猜测，蒋介石的出发点，肯定是他被逼下野。当时国民党中的小派系太多，既有军阀实力派如桂系阎系等，又有政治实力派如汪精卫、胡汉民等。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没有核心政治班底，搞这个小派别，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起自己的人马和那些派系相抗衡。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社就要非常简洁、高效，具备强大的执行力，以保证蒋介石通过强有力的复兴社小班子驾驭整个国民党。康泽首先抛出一个7条戒律，试探蒋介石的态度。
7条戒律分别是：
1.不得违抗命令。
2.不得有小组织。
3.不得泄露秘密。
4.不得倾陷同志。
5.不得贪赃纳贿。
6.不得狂嫖滥赌。
7.不得娶妾。
违反前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违反后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非常简明高效，而且处罚力度非常严。蒋介石一看，正符合他的要求，当即下令照此执行。
蒋介石大喜之下，还要康泽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康泽一想，这个特务处非同小可，掌握一切对内对外侦查监视和生杀大权，他自己绝没有这样的本事，最合适的人是戴笠，为什么蒋介石要问他康泽呢？
再一想，明白了。蒋介石这是作个态度而已，要大家公推戴笠出来。康泽想到此处，连忙推让戴笠。蒋介石喜笑开怀，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正是戴笠，不过苦于戴笠资历太浅才是黄埔六期，出任这样的敏感位置怕不服众，所以才叫手下人提出来，他好顺坡下驴。
几件事办下来，康泽简直成了蒋介石肚子里的蛔虫，说什么做什么，都能打中蒋介石的所思所想，哄得老蒋心花怒放。
复兴社几个老骨干都极力讨好蒋介石，但没有一个能比得过康泽的。所以坊间传言，康泽就是一个小委员长，以后委员长的接班人必定是他。
康泽听说这些传言，一不辩解，二不辟谣，照样该做事做事，从不理会。蒋介石暗自称奇，这个人不为物议所动，定力真是非同寻常。蒋介石一向自认为非常具有定力，见康泽也是如此，不由得更加喜爱。
康泽后来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组织处长，乃至于入选国民党中央常委，32岁就官升陆军中将，成为蒋介石身边头一号红人，令人羡慕不已。
二、赣南斗小蒋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星子训练班”，以培养对付共产党的武装特务，准备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对付我中央苏区。
这个训练班级别非常高，蒋介石自任主任，期望打造一个特务界的黄埔军校。由谁来当实际负责人呢？蒋介石起初有两个备用人选，分别是黄埔一期生蒋复生和康泽。最后一番考量，选中康泽。
据说里面有一段小故事。
筹建之初，蒋介石分别找到蒋复生和康泽，要他们各自草拟一份筹建计划。
蒋复生是个才子，没费多大功夫就弄出一份建设计划，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而康泽只是干巴巴列了几条建设纲要，很多都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
蒋介石先看蒋复生的，还没看完就扔到一边说，什么东西，搞这么长，大而无当！
再看康泽的，一条一款，清清楚楚，操作性极强，拿过来就能用。蒋介石大赞：切实可行。
由此选中康泽。
后来又有一件事加深蒋介石印象。
康泽与贺衷寒都在庐山。贺衷寒每天都穿着笔挺的将官服，扎着皮带，佩着崭新的“中正”短剑，看起来固然威风凛凛，实则令人望而生畏、高不可攀。康泽反其道而行之，穿一身士兵服，扎一条窄腰带，穿一双草鞋，腰挎左轮手枪，一副风尘朴朴的样子。
康泽本有穿将官服、佩“中正剑”的权力，但他坚持与士兵一样，体现出极强的实干作风。蒋介石是个口号重于一切、实干约等于零的人，他很不希望部下也学他只唱高调而不尚实干的作风，见康泽如此，当即大加夸赞，让同僚们都学他。
1938年7月，蒋介石不满意复兴社内部发生党派倾轧，决定再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以取代复兴社的职能。
康泽历年来做事令蒋介石非常放心，于是再度担当重任，出任“三青团”组织处长，掌握人事大权。康泽当年在复兴社时尚有贺衷寒、藤杰等人分权，现在到了三青团，几乎是内外一把抓，全部团干部任用都要经过他，连担任中央书记长的陈诚都被其架空。
然而，就在康泽踌躇满志要再进一步时，突然遇到了人生的滑铁卢。
蒋经国来了。
蒋经国自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一直被蒋介石悉心栽培。1938年当县长，1939年当江西督察专员，1940年一跃成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一步步向三青团最高权力核心逼近。
康泽感到了蒋经国的威胁，用极高明的手段，散布太子的不利消息，意图以舆论影响蒋介石。蒋经国在苏联也患过难，到赣南也当过地方长官，很熟悉大众心态，知道窜升太快易招议论，于是自请到江西发展三青团的支团。
这一手很厉害，表面上看离开三青团中央，实则在地方上发展实力，以地方实力反过来影响中央。康泽也看到了这一招的厉害之处，他也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直接派他的学生和党羽出任江西支团的干部，把蒋经国架空了。
蒋经国不动声色，玩了一招绝的。他在江西赣州搞了一个江西支团干部培训班，每期一个半月，一共办了五期，培养干部500多人，这些人都进入江西支团充当各级干部。
进了太子的培训班，出来之后身上的政治标签自然都是“太子党”。如此众多的干部，在数量上完全压倒康泽派来的党羽。第二年蒋经国在江西搞改选，“太子党”干部全部取代康泽党羽。康泽都看傻了，太子这一招简直太绝了。
其实有什么绝的，不过都是老蒋一直坚持搞得那一套，用军校、临时培训班的方式，把军官、干部划拉到自己阵营中，形成小派系、小山头。蒋经国的优势在于，有老爹在背后撑腰，开培训班要名头有名头，要资源有资源，康泽哪里比得过。
1943年三青团中央改选，决定成立三青团干部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蒋介石有浓重的校长情结，不管是陆军大学，还是干部学校，或者是其他和军政有关的学校，他都要自兼校长，这种情结来源于他当年当黄埔军校校长进而实现军事崛起。据统计，蒋介石兼任过40多个校长，真乃校长界的扛把子。
蒋介石当校长自己并不管事，学校的实际权力在教育长。康泽还想坚持一下，争取当上新成立的三青团干部学校教育长，他四处找三青团大佬说项，请大佬们投自己一票。不料开会选举，蒋经国高票当选教育长，康泽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康泽又找国民党中央的大佬们求情，试图再挽救一下。结果大佬张治中出面警告康泽，你难道还想不明白这个理？你就算是蒋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你比得过数以千计的黄埔同学，可是你比得过人家的亲儿子吗？
康泽哑口无言，不敢再争了。
到了1944年，蒋介石罕见地宣布卸任三青团干部学校校长，任命蒋经国担任校长。
如此一来，康泽的希望就全断绝了。
从政近二十年，康泽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了复兴社、三青团一系，如今最高职务落入太子手中，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
蒋介石干事不为已甚，为防康泽再次给蒋经国使绊子，直接宣布送他出国考察。至此，康泽完全与三青团脱离开，成了一介孤魂野鬼。
三、襄阳被俘
1947年，康泽回国，出任一些虚职。康泽甚为不满，想当年他是何等神气，他在国民党内比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还要神气，管着一个党中之党，一句话说出来就值万两黄金，谁见了他不礼让三分。
如今落到门可罗雀之境地，人人避之不及，这又是何等凄凉。
康泽是个有气不往外撒的人，怨念越积越多，健康状况也渐渐出现了问题，总是觉得胸闷气短。
事情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面对这位昔日爱将，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于是亲自叫来康泽，宣布任命他为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让他指挥三个整编师的兵力，去镇守襄阳。
康泽一听也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出去指挥三个师的人马，也不枉自己肩上扛了十几年的中将军衔。
蒋介石又是打气鼓励，又是许诺，只要能顶住刘伯承的攻击，回来后另有重用。
康泽信心满满地到襄阳一看，好玄没气死。
蒋介石说的三个整编师，一个师在河南商丘作战，根本无法回防襄阳；另一个师师部在成都，部下两个旅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鄂东，都调不动；第三个师，是川军三个旅凑起来的，也都跑得没影，只有一个残破的164旅驻扎在樊城，这个旅仅有4个营的兵力。
什么狗屁中将司令，原来是个光标司令。
康泽各种求爷爷告奶奶，打着蒋介石的幌子，好不容易把残破的部队收拢到襄阳城。
经过现实的残忍吊打，当年那位踌躇满志的康泽中将，现在也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在襄阳大耍司令官的威风，整日里就是喝酒听戏，至于军务、城防，一概丢给副司令郭勋祺。
当时保密局湖北站站长对康泽展开秘密调查，因为这个绥靖区司令官为了过生日，把筵席都摆到阵地上去了。
1948年7月1日，是康泽的44岁生日，他的特训班和别动队的高级干部都知道，很久就想为他捧场，来个公开庆寿。为了迎合他的胃口，他们搞了一个别致的祝寿形式，请他出南门到十多里外的某个名胜古迹在一个亭子，进行午宴。不知是谁，想的这么周到，把他的行军床都带来了，准备在他酒足饭饱之后，好躺下休息。那天，康泽喝了很多，有点借酒浇愁的味道。直到下午3点钟才兴尽而归。
到了晚上，部下们又在司令部背后，选了一间特别宽大的房子，大摆筵席，继续喝酒。樊城的名角都被邀请来唱戏。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泽的生日献词祝贺的时候，第二处的一个参谋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向董益三报告，说是老河口谍报组来电话，解放军发起对襄樊外围的进攻。前哨已经接火，大战一触即发。董益三悄悄走到康泽身边，耳语报告了这个情况。康泽故作镇定地点了点头，隔了好一阵，才溜回司令部。
此时刘伯承率中野大军已杀将过来，将襄阳城围困起来。康泽急电武汉，请求白崇禧出兵救援。白崇禧坐视不理，你是哪根葱，也敢找我求援。果断坐视不理。
康泽情急之下，命令部队向解放军施放毒气弹。但这也无法挽救他失败的命运，7月15日，襄阳城破。康泽受伤后无法逃脱，便混在死人堆里装死。几名解放军士兵认出了他，走近康泽用脚踢了踢，大声说：“不要装死，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
有的战士说：“你这个大特务头子，杀死了多少老百姓，今天要你偿还血债！”
有的说：“你放毒气，毒死的人要你偿命。”康泽虽然躺在地上装死，但心里清楚。他知道打红了眼的战士说得出、做得到。想到这里，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口中喃喃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四、至死仍有怨念
被俘后，解放军一不打二不骂，客客气气地把他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200多名高级战俘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只有康泽。他常常以此作为“资本”而瞧不起别人，甚至为此而坚持“气节”不肯低头认罪。
一天．康泽主动来到杜聿明身边，见四下无人，就对杜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但他这一套没过多久就吃不开了。国民党军战犯们都是聪明人，也都明白中共取胜、国民党致败的道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党同伐异的作风，从蒋介石开始就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众多战犯们切齿痛恨的事。
经过逐渐的思想改造，大多数战犯都开始转向中共，唾弃蒋家王朝。坚持不肯低头的康泽，经常受到大家的劝说和斥责。
康泽仍然习惯于不说话，不服气，有一次他气得急了，居然在大冬天脱掉上衣，跑到自来水管前，用凉水往胸口浇。
他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么猛烈地刺激，使他原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骤然间加剧，为他日后病亡埋下根子。管理干部们急忙把他拉回去，教育他不要做傻事。
后来经过数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加上人道主义关怀，康泽眼看着大家都认同了中共，加上张治中、邵力子等民国元老都来看望、劝慰，康泽不由得也有所松动。
1957年，人民政府又决定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使他们亲眼看看解放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领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一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从外地参观回到北京功德林后，一度不愿主动说话的康泽，向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此话一传开，在战犯管理所里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块茅坑里的石头终于向真理低头了！
1961年，考虑到他撰写复兴社、三青团等史料有功，人民政府破例允许他保外就医，实际上就是释放了，只不过还需要略微限制一下活动范围。
1963年，人民政府实施第四次特赦，康泽终于恢复正常公民的自由身份。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康泽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海峡对面的蒋介石仍然不放过他，仍然利用他做文章，说他在大陆备受折磨，生不如死，身体早已衰朽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
康泽气不过，公开写了篇文章：
我跟蒋介石做事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感到了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死心塌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蒋介石得报后，气得咬牙切齿，大骂康泽。
1967年，康泽病情恶化。人到弥留，康泽还是吐出了一些真言。他虽然思想上早已改造过来，但对自己的处境其实是不满意的。如果当年没有被排挤出三青团，他也做到国民党中央大佬了，绝不至于凄惨地到襄阳守城，也绝不至成为俘虏。他对蒋介石父子的怨念，尤其是直接竞争对手蒋经国的执念与痛恨，在晚年时终于成为压垮精神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心脑血管病症病人最忌情绪上有大波动，可惜，人民政府的改造虽能在思想上挽救他，在这方面却无能为力。
最终，康泽死于旧病复发，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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