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的一天,湖北老河口平民工厂院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收到了一封信,尽管信的封面并未署名,但是在写信的人在其中还是详细的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现来老河口,住鄂光旅社,请约见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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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宗仁

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的韦永成接到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国民党军内部派系众多,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又是李宗仁,蒋介石为了监视他们这些非嫡系,派出了大量的特务,而据韦永成所知,鄂光旅社就是一个军统的据点,而那里的经理就是军统在老河口的工作组组长。

韦永成考虑再三,秘密吩咐手下与项乃光碰面,至少也要把此人从鄂光旅社接出来,安排一个秘密地方,等接触得差不多了,确认无误后,他再前去。

根据后来调查的情况,韦永成发现,此事确实不是军统在捣鬼,项乃光实有其人,他明面上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第77军179师中校参谋主任,在与第五战区政治部接触之前,他在鄂光旅社已经住了7天。

项乃光在还没有与韦永成等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高级将领接触,便展纸淹没,昼夜不停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都交代了出去,虽然项乃光表面上的身份似乎无足轻重,但他真实身份,却让韦永成大吃一惊。

“我是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手中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全部活动情况。”

项乃光的叛变,对我党的地下工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尽管中原局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但首当其中的鄂西北仍然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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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离

因受项乃光的影响,当时正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联络的川军第45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的陈离所部中共地下党员不得不全部离开,据陈离后来谈到他曾看到过项乃光的供词:

“我在军部看到汤恩伯将项叛变后的供词印成小册子的全文,其中供出何基沣拿武器在四望山组织游击队根据地的机密甚详……唯项对我用武器弹药组成大洪山政工队和以电台、军用地图、经济供给新四军等重大问题一概不知,在供词上一字未提。”

由此可见,项乃光叛变后,基本上将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交代给了敌人,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小项叛变”

项乃光191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早年也确实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后,项乃光在北平读东北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在国民党军从事联络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抗战爆发后,项乃光调中共中原局工作,专门负责对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部队的联络工作。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协调各个地方军阀部队参加抗战,特别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负责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作战,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而项乃光专门负责对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部队的联络,职务权力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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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抗战初期,国民革命军战区划分

事实上就在项乃光叛变后,李宗仁曾一度疑惑,项乃光为什么要叛离中共?

据李宗仁的秘书尹冰彦回忆,当时他曾问过项乃光:

”入党这么多年,而且还身居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来到国民党的世界呢?“

项乃光回答道:

“共产党的严明纪律,丝毫不允许个性发展的作法,实在令人忍受不了。我为了寻求‘自由’和‘个性发展’,所以奔向国民党的自由世界来。”

这样的回答,似乎也解释了项乃光叛变的原因,但从搜集的资料可以得知,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据原负责李宗仁情报特工系统的负责人庞盛文多年后撰写的《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4辑·沦陷史料专辑》,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庞盛文当年奉韦永成的命令,与项乃光接触,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庞盛文将项乃光转移到了老河口武昌馆后院居住,当时两人分别住在对门的两处房间,项乃光先是在房间里睡了一觉,大概睡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突然爬起来就痛哭,庞盛文好奇的问,项乃光这才回答道:

“我有个未婚妻在延安被人占有,我很痛苦,到老河口想见李长官、韦主任,我想脱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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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乃光这句话来看,大概意思是,他在延安有一个貌美的未婚妻,也是一个党员,两人感情很好,但后来在上级将他的未婚妻调离后,项乃光一度失落,曾恳请将未婚妻调回,结果未获允准,项乃光认为自己长期与未婚妻,感情上一定会出现问题,心怀不满之下,最终选择叛变投敌。

可真正的原因确实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项乃光叛变后加入军统,因缘际会之下,在重庆还与李宗仁见了一面,那时项乃光对李宗仁十分感激,他对现在高官厚禄的生活很满意,实际上也可以看出,项乃光的叛变,既不是他所谓的“为了追寻自幼”,也不是什么“未婚妻被强占”,纯粹是因为他本身就贪图享受,忍受不了党组织纪律的束缚,最终堕落叛变的。

1939年,项乃光决定叛变时,是因为他当时身上带了一笔巨款,这笔款项是时任国民党军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秘密给新四军李先念的军饷,他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却担心东窗事发,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叛变。

当时鄂西北区委友军工作部部长刘放与项乃光一路随行,在老河口的一家旅馆住下后,项乃光立刻借口有事出门去了,刘放等了一晚上,也不见项乃光回来,察觉有些不妙的他立即离开这家旅馆,跑到对边监视动向。

可监视了一整天,对面旅馆一点动静也没有,刘放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独自返回鄂西北区委汇报情况,尽管当时尚未绝对证据表明项乃光已经叛变,但鄂西北区党委还是立即决定迅速转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道命令,鄂西北区党委虽然遭到了一定程度损失,但仍然保存下来许多精干力量。

除鄂西北区党委组织遭到损失外,损失最严重的,还是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内部苦心经营多年的联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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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方(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项乃光曾长期在东北军活动过,直至他叛变,他所熟知的东北军中许多联络后来都被中断,包括在东北军中任职的解方(后来曾任志愿军参谋长)等大批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被迫撤离。

之前我们提到的川军45军副军长、127师师长陈离,因长期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被项乃光告发后,所部中共党员不得不紧急撤离,陈离本人也被解职。

孙连仲部所统帅的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项乃光的出卖,于1940年被破坏殆尽,原在该部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中共党员被扣押。

受牵连最严重的,当属时任77军179师师长的何基沣,他本身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要知道项乃光叛变时,身上还揣着他托项乃光转交给新四军的军费,结果与陈离一样被解除军职,到重庆后又被变相软禁了一年多,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在不得不释放这位抗日名将,一直到淮海战役期间,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这才回归到党组织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