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之政
铜墨盒起源于清中期，距今大约有160年的历史，是集书画艺术、雕刻于一身的文房铜器物。清末民国时期，刻铜墨盒凭借轻巧灵便，能保持墨色润泽和黑亮的优点，逐渐替代砚台成为商界账房、私塾学堂、文人墨客案头的必备之物。清末震钧在《天咫偶闻》云：“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盒之外，砚台寥寥。”民国时期，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等一批名家在铜墨盒上亲笔书画，再由刻铜高手刻制，名人名家刻绘合璧令铜墨盒大放异彩，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解放前后，钢笔的流行使铜墨盒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80年代后，铜墨盒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开始为人们所重视，铜墨盒作为收藏界的新宠备受青睐。
作者收藏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铜墨盒
铜墨盒存世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藏题材颇多，诸如名人书画、军政、经济、体育、学业、开业、卫生都都有涉及。笔者收藏的这方铜墨盒（见上图）是银行题材，也是铜墨盒收藏的热门题材。这方墨盒制作于民国年间，由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订制，呈长方形，长10厘米，宽7厘米，高2.7厘米。墨盒外观完整，包浆深厚，皮壳红黄斑驳，古朴典雅，透着一股锐气，属开门老货。内盒子母口，盒盖内嵌砚板，子口因年久锈蚀损伤，但能正常开合。盒盖上部居中刻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行标——三圆相交的公共部分深刻“中”字，三圆外围套着一个大圆。笔者线上线下见过几千方铜墨盒，刻制订做单位标志的墨盒很罕见。盒盖下部双钩繁体字落款“中國聯合準备銀行”。如今，在流传下来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发行的壹角纸币（见下图）正面能清晰看到这个行标。这方铜墨盒的制作用途和准确时间已很难考证，从器型上推断很可能是该银行开业时订做办公之用，抑或是赠送给重要客户的礼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于1938年，1945年随日本投降后解散，因此这个墨盒的制作时间应当介于1938年和1945年之间。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说起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今天了解它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在抗战时期，该行作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在华北地区大名鼎鼎，一时风光无限。民国纸币收藏界响当当的“大龙票”和“小龙票”两套纸币就是由这家银行发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军为了统治占领区，扶持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日军筹备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作为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以达到对占领区经济统治、以战养战的目的。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部设在北平，并在天津、青岛、开封、徐州、唐山等多地设立办事处，由日本人阪谷希一实际掌管。银行成立后，发行的“联银券”作为法定货币流通于平、津、鲁、豫等地，同时还发行了大量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用票”流通于市场，并出台《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定货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的纸币进行收兑、限制，直至禁止流通。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日军的军费供应机关，凡侵华日军的军费筹措，军需及生产、生活物资的搜刮均取之于该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快速扩张，不久控制了北至绥远，南至浙江的大片领土，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11月上海沦陷，至1938年底日军已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该行共发行“联银券”1423亿元，套取了中国大量物资和外汇，是日本殖民地经济体系中极其重要的金融工具。“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时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使华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旧影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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