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需求严重不足的通缩周期中，出口已经成为我们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之一。关税通过增加进口国的进口成本来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进而拖累中国经济。美元降息推动人民币升值，相当于对中国出口商品普遍增加关税，进一步降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
一、在需求严重不足的通缩周期中，出口已经成为我们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之一。
虽然三郎在两年前提出我们面临着通缩的风险，需要在改革分配制度之前全民发钱的时候，决策者和国内的大多数经济研究人员还沉浸在全民发钱会推升通胀的担忧之中，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担忧，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政策驱动的债务通缩循环。
当时，我在《春节消费复苏动能不足，1月份物价指数显示通缩动能大于通胀》一文中明确提出，通过数据研判我们可以明确，居民部门减轻债务负担、节省消费、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决心很大。在这样的消费心态下，无论怎样刺激房地产消费，需求弹性较大的大件商品消费，消费者都难以认可、配合、参与。在劳动者收入未能明显修复的形势下，无论央行采取何种增加债务的货币宽松措施，都难以说服居民增加贷款，减少储蓄来自觉提高消费意愿。
这样的一个居民消费心理，再结合央行急于求成的挽救房地产市场、刺激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措施，将会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化。我们将面临着一边是货币宽松、资金泛滥，一边是劳动力收入过低、需求严重受损、信贷资金无法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窘境。而为了力保经济增速，最后的宽松的资金被投资与基金吸收，出现经济增长数据尚可，但居民获得感不足，消费持续低迷，物价因供过于求而回落的复杂的信贷扩张状态下的通缩状态。
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现在，就如同两年前我预估的一模一样。所有生产端、供给端的指标都远强于消费端、需求端，导致从上到下，从研究人员到企业家，面临着国内消费持续低迷、供给严重过剩的困境，都将注意力转向7月份的欧盟大选。欧盟大选尘埃落定后，又聚焦11月的美国大选，因为都非常关心大选的结果将如何推动中欧贸易和中美贸易关系的演变，都希望中国商品出口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市场，能够如我们所愿，淘汰掉要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领导人，出现持有对华贸易较为鸽派的领导人，毕竟出口成为如今缓解、消化我们供给过剩唯一的途径。
事实上，墨菲定律一直应验。冯德莱恩获得了欧盟的第二个任期，哈里斯替代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之后，也公开声明将延续拜登的经济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欧盟、美国已经提出的增加关税的议案，已是在劫难逃。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刚结束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年度经济会议上发出了清晰的货币政策转向信号，明确表示支持降息。他说：“通胀的上行风险已经降低。就业的下行风险已经增加。因此，现在是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美联储9月份转入降息周期已经是铁板钉钉了。这意味着什么？最近半个月的货币市场已经预期了美元降息，人民币兑美元从8月初的7.25快速升值到周五的7.1244了，三周大幅上涨了1.5%。
结合目前的美国的经济形势和美联储的操作习惯，我们不难判断，2024年年内，美联储预估降息1-2次，下调幅度为25-50个基点。
2025年预估降息4-5次，下调150-200个基点。到2025年底，美元政策利率将从目前的5.25%-5.5%下调至3.25% 至 3.5% 之间。
一方面欧美对我们的钢铁、太阳能、电池、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人民币在美元加息后将持续升值，推高出口成本。我们需要了解到，在出口市场面临增加关税时叠加人民币升值，对企业信心、全球资本支出以及贸易的巨大影响，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将比对进出口流动的直接影响更大。
二、关税通过增加进口国的进口成本来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进而拖累中国经济。
提高关税对我们出口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美国2018年-2019年对华关税战的经验可能具有启发性。因为中国的GDP增长在2018-19年间确实放缓了1个百分点。
这一次，关税对经济增长的损害程度将取决于，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他将对来自我国的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并对世界其他地区征收10%的关税。如果哈里斯当选，虽然他不会对我国商品100%征收50%的关税，但对我们的新三样等优势商品，增加关税也必不可少。
至关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针对我们的产品上调关税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生产企业，这将对我们通过东南亚、墨西哥向美国转口中国商品添加大麻烦，会损害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供应链多元化努力。
关税的直接影响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如何？上一次，即2018-2019年，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来确保关税不会损害我们的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市场份额，因为这些措施可能会抵消关税的负面影响。
首先，汇率变动在缓和关税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2018-2019年度，人民币贬值抵消了高达65%的加权平均关税涨幅。另一方面，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升值抵消了关税对进口总额的影响，并缓解了美国的潜在通胀压力。
其次，最初是改道第三国转口，后来演变成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自2018年初出现贸易紧张局势以来，墨西哥和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根据骑牛研究所采集的数据估计，这一增长中大约有30%可以用从中国的净进口增加来解释。这意味着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有所增长。我们通过向这些经济体提供零部件和投资，进一步布局全球供应链，消解欧美关税措施对我们成品出口的影响。
第三，中国已经开辟了新的出口产品和新的出口地区，从美国、欧洲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
但今非昔比，这一轮关税增加的同时，将叠加人民币升值。我们不仅失去了利用汇率走低来抵消关税的工具，还将面临着汇率升值对出口竞争力的进一步损害。
三、美元降息推动人民币升值，相当于对中国出口商品普遍增加关税，进一步降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
中国数量庞大的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人民银行一直强调寻求独立的货币政策，但不管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中国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完全不受欧洲、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互相之间的加息或降息所导致的利差，最后一定会影响资本的流向，进而影响汇率，影响投资和国际贸易。
虽然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之后，央行便有了更大的降息空间。预计央行2024年内至少会降息1-2次，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最早可能在9月降息。但由于央行的降息幅度明显较小，美联储降息后，中美国债收益率料将有所缩小，有利于人民币温和升值，年内有可能升值到7左右，明年有可能升值到6.8左右。
理论上，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价格，同时会提高出口成本。但由于国内较为严重的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受制于需求不足，进口价格下降难以成为刺激国内消费的主要因素。
但人民币升值增加了出口成本，势必会在出口市场增加关税的同时，进一步削弱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推升供给过剩。特别是在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时，人民币升值将严重打击中国的商品出口。
如果明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6.8%，将比目前升值5%左右，相当于海外市场对所有中国出口产品增加了5%的关税。这将影响出口规模减少4%左右。
而欧美对我们新三样加征的关税，至少将影响我们出口总额下降3%左右。
总而言之，增加关税叠加汇率升值，将对我们的出口产生大约7%左右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将产生1.5%左右的影响。
与此同时，目前愈演愈烈的地缘冲突、外交站队，和欧美对掌握新能源和半导体产业主动权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经济与贸易政策，也将对我们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而上一次关税战我们所使用的化解手段，现在都难以成为手段，有的甚至已经成为削弱我们出口的因素，比如汇率。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发现维持利用其过剩产能所需的15%至20%的出口增长将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因为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征收关税的国家。欧盟和几个新兴市场正在计划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选择性地征收关税。人民币汇率周期不同，上一次处于贬值周期，这一次处于升值周期。可以确定，关税一旦实施，美联储一旦降息，将打击贸易和企业信心，并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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