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一人公司”时代来了。
近日，《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印发，提出大力培育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创业生态。
“一人公司”并非新概念，但其作为一种公司形态得以大规模兴起，是近两年伴随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创新创业浪潮涌动而出现的新趋势。
基于此，《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了知名创业孵化器——璞跃中国（Plug and Play China）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总经理叶飞，中国首批成立的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潘昊、总经理叶雨，以及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张国平，对AI时代下的“一人公司”现象予以深度解析。
解码“一人公司”：1+小N+AI
21世纪经济报道：如何理解“一人公司”现象？AI加持下，“一人”为何能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
璞跃中国叶飞：过去人们常说“人多力量大”，是因许多工作的生产要素复杂、综合。例如经营工厂，需要有人操作工具、有人懂工艺、有人负责设计，还有人管安保和卫生。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个体正因AI变得更强大。
“一人公司”的核心在于，个体掌握的生产要素和工具更加多元、集成，足以替代多个传统岗位。例如，销售、客服可借助AI聊天机器人处理；HR工作中，AI可完成简历筛选与初筛面试，人只需做出最终决策；前台也可用机器人实现引导、接待。AI等颠覆性技术的聚合，解决了以往创业许多耗时耗力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工种日益专业化，安保、税务等均可外包。
只要善用工具，明确必须自主掌控的核心技术，其余环节外包出去，一家公司的架构已足够完整——个人只需专注于最核心的部分。
柴火潘昊、叶雨：在柴火，许多人通过AI及各类开源硬件，以很小的成本、很轻的组织实现创业。这也是柴火十几年来所专注的：让非工程师也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降低科技OPC的门槛。
近几年，AI带来的技术平权与易操作性，帮助创客们系统性地补齐了短板。以前要专门扩大团队，或找服务商完成的事情，现在自己就能处理。AI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从想法生成、设计、研发、测试，到营销、收款，OPC运营的几乎全流程，AI都能参与。
深圳社科院张国平：传统公司的存在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AI使沟通、协作与执行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大企业内化交易的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市场的本质逻辑并未改变——追求成本最低，而“一人+AI”，或者“1+小N+AI”（一个核心创业者带领一个小团队，再借力AI）是当前成本最低的模式。
曾经，投资人以是否增聘人员作为公司扩张的标志，人力规模即代表智力规模。而现在，智力规模更取决于智能体密度——比拼的是谁的智能体矩阵更高效，能协调处理更复杂的业务。对创业者而言，其核心能力也从“自己能干”转向更精准、更具预测性地“指挥智能体去干”。
高学历者的游戏？
21世纪经济报道：OPC创业者的画像是怎样的？
璞跃中国叶飞：我们接触的OPC创业者大致分三种。一是大学毕业生，有创业的想法和热情，比起应聘公司，更希望自雇。
第二类是成熟创业者。他们通常有上市退出经历、企业高管背景或成功投资经验，拥有被社会认可的某些身份。
第三类是连续创业者，但不一定是连续的“成功”创业者。他们善于紧跟趋势，利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位业务方向，信息敏锐度非常高。无论此前创业成功或失败，他们总能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和经验，快速迁移至新业务中。
从投资者角度看，第二类创业者更受欢迎。他们在行业里沉淀的时间足够久，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原公司，创业初始就拥有资源和经验，也清楚市场需求，成功的概率更高。
柴火潘昊、叶雨：我们见过的OPC创业者非常多样，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从“大厂”出来的工程师。创业者普遍非常独立，甚至有点“叛逆”。
我们曾接触一位在硅谷工作的华裔女生，想将发饰与AI结合，做一款AI发卡。来到柴火后，我们给她开放了实验室，她一边用AI调试方案，一边向社区里的工程师请教，两三个月就做出了原型，AI发卡可自动记录佩戴者一天的经历。后来回到硅谷，她手搓了十几个样品见投资人，现已完成融资。她创业的出发点很简单：兴趣。她不想再给“大厂”打工，更希望做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产品。
21世纪经济报道：人们常说AI初创企业圈被“清华系”“交大帮”承包。当下的OPC潮，是否只有高学历“精英”手握入场券？
璞跃中国叶飞：学生创业者缺少社会经验，毕业院校、最高学历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学习能力的标签和证明。传统大学里，往往要到硕博阶段，学生才有机会跟随导师完成课题、积累市场经验，因此清华、北大、斯坦福等名校，创始人为硕博背景的，往往被优先投资。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投这些项目的成功率更高。
深圳社科院张国平：只有高学历创业者被看见，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汽车刚被造出来时价格非常高，现在人人普及。AI同理。
今年CES展会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强调了“物理AI”的概念，近两年的3D打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可见“物理AI”落地的趋势。当AI与物理世界深度交互，且成本进一步降至消费级，应用落地场景将非常丰富，未来，普通人也可用一台3D打印机或人形机器人实现创业。
柴火潘昊、叶雨：许多OPC都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解决非常具体、非常本地的问题，只是较少被宏大叙事看见。
有一次在清远，我们看见一个电线杆广告写着“无人机吊装”，即用无人机将建材从一个山头运到另一个山头，这其实是“下沉”到农村的低空经济。在这些垂直场景里，竞争反而没那么激烈，是一个个小“蓝海”，比如无人机施肥、AI摄像头监控野猪、农村智能家居改造……许多地方有资源、有场景，只是缺一个能把技术落地的人。
从这些人的故事理解OPC，会发现不只有“精英”在创业，与上一轮互联网浪潮的“草根创业”更相似，只是这一次工具升级了。越来越多人正围绕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找到可持续的生存方式。
大企业的“探路者”
21世纪经济报道：OPC集中在哪些行业赛道？不同城市是否有不同侧重？
柴火潘昊、叶雨：来柴火的项目大致分两类：一是做硬件产品，2025年出现较多的是可穿戴设备项目；二是做解决方案，即整合各类技术为特定场景提供服务，例如我们投资过一个AI网球场项目，利用自动发球机、动作捕捉技术和AI教练系统，大幅降低网球场运营成本，现已在全国多地完成了商业落地。
柴火生于深圳，我们发现深圳的OPC更倾向于做产品，并面向全球市场，这与深圳在硬件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出海优势有关。
璞跃中国叶飞：璞跃在全球关注25个赛道，海洋经济、宠物经济、区块链交易等领域都有创业者涉及。
城市布局方面，来深圳的创业者已被“筛选”过一遍了——智能硬件项目会优先选择这里，硬件是深圳天然的优势；北京、上海越来越多大模型企业也来到深圳，因为这里有丰富的产业合作方。OPC的关注点已不仅限于模型本身的精度，而更看重实际应用场景。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也涌现了一批OPC。其中，新材料对基础研发的要求较高，OPC最密集的是上海、苏州一带，依托上海的高校资源，研发力量强大；深圳则在新材料的工艺与出海贸易方面具备优势，在某些细分领域已形成一定规模。
21世纪经济报道：许多产业赛道都有龙头“链主”、生态型企业，例如腾讯、比亚迪、大疆等。OPC与大企业是什么关系？又该如何融入其生态？
璞跃中国叶飞：除了早期投资孵化，璞跃的另一项核心业务是为大企业提供创新咨询，目前服务了约440家世界500强企业。
大企业每年都在推进产品升级、国际化等战略，传统的方法是抽调不同部门人员，如工程师、产品经理、销售等，组建专项团队，专注打磨某一产品或项目。这种做法不仅时间与人力成本极高，成功率也有限。另一方面，众多OPC希望与巨头对接、获取订单，它们的技术、产品或解决方案又常常能解决大企业的小需求，我们的角色就是帮助双方精准匹配与对接。
深圳社科院张国平：OPC可扮演大企业的前沿“探路者”。创业是一个快速试错的过程，关键在于谁的试错成本更低。OPC规模小、反应快，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它们呈散点式分布——可能同时在十几个方向上进行测试，今天失败，或许明天就成功了，这比大公司的转向速度快得多。
一旦某种模式被验证，OPC再被大企业投资、整合或收购，就迈向了规模化发展。可以说，OPC借助AI实现了业务的快速试错与迭代，显著提升了整个产业乃至城市的响应速度与创新能力。
政策转向“以需定供”
21世纪经济报道：过去，许多产业政策向上市公司、“小巨人”等成规模企业倾斜，如今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密集出台OPC支持政策，反映了政策导向怎样的转变？OPC最需要政府、政策提供哪些方面支持？
深圳社科院张国平：扶持政策密集出台的背后，政策制定者看到了OPC的长期价值。OPC借助AI，进一步放大了个人的能量与价值，尤其是那些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天才型个体。正如二十年前，没人能想到大疆会成长到如今的规模，在AI大爆发时代，政策思维应向更长周期转变。
另一方面，政策工具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以往的政策多针对大企业设计，例如根据工业产值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而现在，比如深圳南山区推出“六个一”“六个券”政策，为初创企业提供“一张桌”“一笔钱”“模型券”“流量券”等，标志着政策逻辑从“以供定需”转向“以需定供”，更能覆盖个体化、多样化的创新需求。
从政府职能来看，政府不再仅仅是审批者、管理者，更致力于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肥沃的创新土壤。当前的治理思维好比“修剪枝叶”，让树苗自然生长，政府扮演的实际上是“生态园丁”的角色。
柴火潘昊、叶雨：OPC更像经济生态中的“毛细血管”，主动脉固然重要，毛细血管同样不可或缺。对城市而言，给予公平公正的市场待遇与开放的环境，提供人才房、廉租房等保障，维持适宜的工作与居住成本，就是对OPC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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