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纽约曼哈顿的早高峰，最近变得不那么“纽约”了。数据显示，经荷兰隧道进入曼哈顿核心区的车辆平均时速提升至16.2英里，较前一年提高超过五成；空气监测站的读数也在悄然变化，部分区域污染水平下降了22%。这些变化并非来自技术革命，而源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政策工具——收费。美国首个城市拥堵收费计划，在实施一年后，交出了一份清晰可量化的成绩单。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已被事实验证有效的公共政策，却被突如其来地按下暂停键。不是因为数据失败，也不是因为程序违法，而是因为总统“不喜欢了”。
围绕纽约拥堵收费计划的法律争端，表面上是一场行政程序之争，实质上却迅速演变为对美国权力边界的公开拷问。当联邦法官在庭审中反问“政府是否可以先签合同、再随意反悔”时，他质疑的并不仅是交通部的行政决定，而是一种正在蔓延的权力观念：总统是否可以凭个人意志，否定已经生效、正在运行、并取得公共成效的政策安排。
拥堵收费并非仓促上马。该计划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批准，经过多年评估、听证与协调，最终于2024年初实施。其目标并不复杂：缓解交通、改善空气质量、为老化的公共交通系统筹集资金。从结果看，它并未引发反对者预言的经济衰退，反而在收费区域带来人流增长。对纽约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而言，这是一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策实验。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试图以行政手段撤销该项目，才显得格外刺眼。交通部给出的理由是“试点性质”，但这一解释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试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终止，更不意味着可以在缺乏程序与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单方面推翻。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并非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却试图以资金与审批权，重新塑造地方治理路径。这种做法，已经触及美国联邦制最敏感的神经。
纽约州大都会运输署选择诉诸司法，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反击。法官此前已裁定，在案件审理期间，联邦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挠项目推进。这一裁决释放出明确信号：行政权并非凌驾于合同、程序与地方自治之上的“最终裁判”。而在最新听证中，代表MTA的律师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正在试图构建一种“激进的新总统权力理论”，即总统可以随意废除合同。这种说法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它触及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底层逻辑。
特朗普本人并未掩饰其权力观。在社交媒体上，他以“拥堵收费已死”“国王万岁”作为政治表达，或许是出于戏谑，但在制度语境中却极具破坏性。当总统开始用君主隐喻描述自身决策权力时，司法系统的警惕几乎是本能反应。律师那句“特朗普是总统，不是国王”，之所以被广泛引用，并非因为修辞尖锐，而是因为它精准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这起案件的深层意义，并不在于纽约是否继续收费9美元，而在于美国是否仍然坚持权力受限这一宪政前提。拥堵收费之争，是地方治理与联邦行政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也是制度理性与个人意志之间的一次较量。如果行政部门可以随意推翻既有政策成果，那么任何长期公共规划都将失去稳定性；如果合同与审批可以被政治立场轻易否定，市场与社会对政府承诺的信任也将随之瓦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力逻辑并非孤立存在。它与近年来不断扩张的总统行政权一脉相承：通过行政命令绕开立法博弈，通过预算与审批压制地方选择，通过话语动员制造“效率优先”的幻觉。问题在于，效率若以牺牲程序为代价，最终侵蚀的正是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
从现实效果看，纽约的案例恰恰证明了理性治理的价值。交通更顺畅，空气更清洁，公共交通获得稳定资金来源，商业活动并未受挫。这些数据并不服务于某一党派，而服务于城市本身。当这样的政策被否定，理由却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政治姿态时，司法系统的介入就不再只是技术性审查，而是一种制度防御。
这场尚未落幕的诉讼，最终判决如何，仍有变数。但它已经清楚地提醒人们，美国的宪政秩序并非自动运转。它需要法官的克制、地方的坚持，也需要公众对权力边界保持敏感。总统可以拥有强大的执行力，却不能拥有任意推翻规则的自由。因为一旦这种界限被模糊，真正被堵塞的，或许不是曼哈顿的街道，而是制度赖以呼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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