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4.5%—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除2020年因特殊情况未设定具体增长目标外，GDP增速目标首次落入5%及以下区间。此外，“十五五”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
这一目标意味着什么？
经济观察报专访了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陆挺表示，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未来劳动力人口数的小幅萎缩等因素，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产生影响。但相比于日韩等国家，中国GDP增速下滑的幅度比较缓和。
此外，针对近期引起广泛讨论的农民养老金上涨问题，陆挺建议中央政府可借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机会，为弱势人群增加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这种政策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积极务实的GDP增长目标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2026年4.5%至5%的GDP增速目标？
陆挺：4.5%—5%的GDP增速目标，充分考虑了短期宏观经济走势，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增长目标。过去一年多，“以旧换新”政策成为一个强劲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但2025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该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明显减弱，透支效应逐步显现，预计今年这一效应将更为突出。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目前房地产行业仍处于承压状态，是否触底企稳尚需观察。观察房地产行业走势，不能仅依靠二手房交易数据进行预测。二手房交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真正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是新房销售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拿地行为。
2025年中国出口增速超5%，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2026年年初国际局势动荡，全年要维持5%以上的出口增速难度较大，这些因素都将对2026年中国经济走势产生影响。
经济观察报：过去二十年，中国GDP增速大致每五年下调一个区间。2026年GDP增速目标下调至4.5%—5%，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进入“4时代”？
陆挺：2007年至2011年，GDP增速目标保持在8%左右，2012年降至“7时代”，2016年降至“6时代”，2022年降至“5时代”。
GDP增速不断下行主要受几方面因素影响。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即使GDP增速在缓慢下降，每年GDP增量依旧能持平甚至扩大；其次，从全球经济增长规律看，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面临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的挑战，GDP增速会因此逐步放缓；第三，当前国内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处于小幅萎缩阶段，这样的人口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产生影响。
但需要辩证地看到，相比于日韩等国家，中国GDP增速下滑的幅度比较缓和。
例如在1989、1990年，日本GDP增速依旧保持在5%左右，但是在1991年及之后，日本GDP增速出现悬崖式下降；2012年前后，韩国GDP增速也出现了类似的拐点，GDP增速从5%以上快速下跌至2%左右。
经济观察报：为何中国GDP增速能较缓和下行？
陆挺：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内需市场，这样的规模优势结合中国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视，让中国经济拥有强大的增长动力。其次，中国长期对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投入以及独特的研发优势，让中国在制造业出口规模上维持较高增速，这有利于中国GDP增速实现更缓慢地下滑。
经济观察报：2026年财政赤字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三项重要财政政策工具指标均与上年持平，意味着什么？
陆挺：一方面，这并不是说稳定经济增长不迫切，而是政府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有一定的定力，并没有因去年GDP增速逐季下行就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
能保持定力有几个原因。包括去年股市表现良好，政府认为即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不够大，资本市场依旧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其次，去年出口增长表现不错，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部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担忧。
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需要格外注意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重要性。去年9月，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被推出，规模共5000亿元；而今年两会期间就已宣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为8000亿元。
去年的5000亿元主要将在今年被使用，叠加今年的8000亿元，总共就是1.3万亿元。因此，即使财政赤字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指标似乎与上年持平，但是今年我们多了1.3万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此外，1.3万亿元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因此这1.3万亿元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虽然杠杆数值尚不确定，但我认为能达2倍—3倍，这意味着可以促成超3万亿元的效果。
因此，如果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纳入考虑，那今年财政政策就是进一步扩张的。
提升农民养老金
经济观察报：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农民养老金更快上调，此前你也多次呼吁。为何要较快提升农民养老金？
陆挺：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提出要“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就是要打破之前的“大锅饭”，通过改革激励机制来提升效率，把蛋糕做大。但这个“先”字在这句话中有深刻含义，就是要让先富人群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让社会各阶层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总需求才能上升，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我们认为，政府可借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机会，为弱势人群增加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这种政策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促消费面临一定挑战，提升农民养老金对消费有何影响？
陆挺：提升农民养老金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能有效提振消费。
领取农民养老金的老人数约占总养老金领取人数55%。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基数低，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较高，如果政府将农民养老金上调40%，也就是每月增加90元，这90元被用于当期支出的比例可能会远远高于将90元加给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情形；这些老人是中国将近3亿农民工的父母，增加这些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工的赡养负担，从而提高农民工的消费率；这些老人也是农民工的未来，提升农民养老金也就是提高农民工的预期收入，因而能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和提振他们的消费。
经济观察报：农民养老金上调多少是合适的？
陆挺：根据我们的计算，若给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农民养老金，每年中央财政多支出约2000亿元，约为中国年度GDP的0.15%。
经济观察报：“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这一目标的延续意味着什么？
陆挺：在居民收入增长上，中国经历了不同阶段。从1990年至2012年，中国GDP增速明显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扣除价格因素），平均大约高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90年前后的60%下降到2011年前后的40%。
数据变化背后是经济增长中的“切蛋糕”问题——1990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处在突飞猛进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蛋糕”更多地切给了政府部门，这比较适合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当时政府部门利用这些资金，对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进而在二十年内促成了中国的“脱胎换骨”。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一个经济体就会面临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的挑战。简单而言，如果此前已在某地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如果当下再去此地建设第二条高速公路，第二条高速的收益会出现显著下降甚至出现大量亏损。
此时在切经济增长的“蛋糕”时，应该让居民获得更多收入，进而促进“投资支出放缓、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加”。这是一个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合理过程，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因此，促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主要考量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让消费逐渐成为GDP增长中最重要的推手。
经济观察报：市场普遍认为，出口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前两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2%。你如何看待2026年出口走势？
陆挺：前两月出口高增速不可持续，我们不需要悲观，也不能过度乐观，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出口走势。2025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5%，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保持在4%—6%之间。
经济观察报：2026年以来，“政绩观”一词频繁出现，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陆挺：当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非常有必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
首先，过去几年，多地出现了大量无效投资，导致了相关产能过剩。例如，许多地方政府不顾实际情况，一窝蜂地推动光伏、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最终导致“好心办坏事”。
其次，过去几年，政策“层层加码”的现象时常出现，比如部分地方政府不切实际地追求“双碳”目标提前达标。
第三，部分地方政府主政者过于重视“表面文章”而忽视了地方的实际发展，例如大规模举债以完成各类形象工程，这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项目最终一地鸡毛。
（作者 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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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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