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按】：“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从2021年10月开始通过采访和书评的方式介绍英语世界中关于K-pop的学术研究。不过，此前介绍的研究者大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粉丝”，因而缺少充分的内部视角，此次采访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韩国研究助理教授郑雅琳（Areum Jeong，정아름，郑雅琳为韩文名音译）是一个例外。
郑雅琳从1990年代早期“徐太志与孩子们”出道就开始关注K-pop，追星生涯延续到现在四代团NCT。与此同时，她在美国最著名的两大表演学院，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和洛杉矶加州大学戏剧、电影与电视学院分别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多年后转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2025年，她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超越“世越号”：韩国及海外侨民的社会活动剧场与表演》(Beyond the Sewol Ferry: Activist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by South Korea and Diaspora)，对2014年因为韩国沉船事件触发的公共表演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最近，她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著作《K-pop粉圈：从1990年代表演狂热粉丝到今天》(K -pop Fandom: Performing Deokhu From the 1990s to Today)，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K-pop粉丝行为作为一种情感劳动进行了深入讨论。围绕这本新书，澎湃新闻对郑雅琳进行了专访，请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研究，谈谈对K-pop粉丝文化的见解。
《K-pop粉圈》，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26年
澎湃新闻：和一般的K-pop研究者不同，您是30多年的老粉。在书里，您重点介绍了自己追一代团Sech Skies与四代团NCT的故事，能不能再简单系统介绍下您的追星经历？
郑雅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作为粉丝的历史非常复杂与混乱。在书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一些粉丝可能会沿着相对线性的轨迹进入狂热追星阶段，并最终逐渐退出这种强烈的粉丝状态，但个体‘deokhu’（狂热粉丝）的经历却高度多样，有时甚至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点。”这句话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写的，因为除了对K-pop偶像外，我也是很多其他事物的狂热粉丝。我是很多韩国作家的粉丝，比如金英夏、金爱烂，我读本科时会去参加他们的讲座活动。我也是很多韩国电影制作人的粉丝，比如金知云、朴赞郁、奉俊昊等，当他们的电影出来后，我也会参加讲座和问答交流。我和其中一些人成为了好朋友，我在四川大学任教时，还邀请他们通过线上方式到我课上分享，他们中也有人也线下到过我在韩国的课堂上。我也是很多不同种类的韩国音乐家的粉丝，无论是摇滚、嘻哈还是独立音乐。我经常在韩国弘大区域的夜店里逗留，那里有很多独立音乐家演奏。我也是音乐剧的粉丝，我也经常去首尔大学路——那是与百老汇类似的地方——看音乐剧表演。所以，要让我说出非常清晰、线性的粉丝经历，很有挑战。
我现在也还是很多韩国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的粉丝，但我已经不再去看音乐剧演出。这是因为在韩国，音乐剧的粉丝们变得更加保守了，他们的粉丝准则也变得更加严格。在美国看音乐剧时，你可以脱下你的外衣，打开一包糖果，可以咳嗽。然而，在韩国看音乐剧时，哪怕你移动一点点，其他观众都会盯着你看。大家期望你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现在，大家已经把观看音乐剧这一行为叫作“观看身体”，你被期望在观看音乐剧时，把自己高度带入。当然，这本书关注的是K-pop粉丝，所以我无法在书里讨论这些方面。总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除K-pop外，我同时还是很多事情的粉丝。
首尔大学路
澎湃新闻：2024年11月在耶鲁大学的K-pop会议上听您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我印象非常深。您在书里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分析K-POP饭圈，指出这是一种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情感劳动，您多次引用金久用（Gooyong Kim）的《从工厂女孩到韩流女星》（From Factory Girls to K-pop Idol Girls）这本经典阿多诺式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框架，但和金久用不同的地方在于，您是一个见证了K-pop从“徐太志与孩子们”发展到今天的老粉。而在阅读您和NCT成员黄旭熙（Lucas）线上见面讨论时，我明显感觉到您一方面是一个绝对的粉丝，同时您可以马上在反思里对其进行新自由主义批评。您是如何具备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能力的？根据我教授K-pop的经验，学得最好的学生都是对K-pop完全没有了解的，粉丝往往很难接受对K-pop的学术解释。
郑雅琳在耶鲁K-pop会议上报告新书。采访者摄
郑雅琳：我完成书稿交给出版社后，其中一位匿名评审人强烈建议对现有的以马克思主义框架对K-pop粉丝展开的研究进行引用和介入，同时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方面，我同意需要对相关文献做更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引用了金久用的论点。他认为K-pop在国家主导重建国民经济、以适应新自由主义式经济发展挑战的过程中实现繁荣，将对K-pop的讨论纳入对整个新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宏大叙事里，在这样的叙事下，整个韩国社会成为了一个大市场，规定了观众们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我认为这些是我们讨论K-pop粉丝群体形成、对男性爱豆的归属感、与粉丝的无报酬劳动时需要考虑的。所以，我的确在书里运用了金久用书里对K-pop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分析批判框架，但我并不是对他的每一个观点都认同，特别是他认为偶像与粉丝缺少主体性和对事物的控制能力。尽管如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点是有用的，而且不应该只引用只对你胃口的观点，也要引用和你唱反调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最终得出自己的观点。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其实有点惊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入圈很深的粉丝不能对其具有批判性。当然，始终有一定比例的粉丝会因为幻灭而变得不理智。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在YouTube还是X上，很多深爱着自己的爱豆、做了很多工作的粉丝也会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具有批判性，甚至有时意见非常尖锐。认为K-pop粉丝只是一群被文化工业洗脑而对爱豆进行奴隶般侍奉的年轻女孩，这种观点也是我在书里想要反驳的。我想展示的是，人们在追星时也会有反思性和批判性。在第四章中，我展示了粉丝对产业的种种批判性行为：从逐渐疏离K-pop粉圈的各种方式，到在粉圈内部展开的抵抗性行动主义，再到以集体动员的高调行动直接对抗该产业中的某些要素。当她们用自己的情感劳动去强调爱豆们做的不对的地方，展现了粉丝可以通过脱粉来邀请爱豆们将粉丝的情感劳动物质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我遇到过不少忠实的K-pop粉丝，她们对爱豆与公司，甚至是对整个韩国社会与文化都有强烈的批判性。对某事具有批判性不代表你对其不喜欢，相反，恰恰是因为你喜欢它，想让它变得更好，才会进行批判。我们一直都说，K-pop系统和韩国社会都非常父权制、厌女、种族主义与恐同。我们一直对这些事情有公开讨论，特别是当K-pop希望自己继续成为全球轰动效应时，其需要变得更加包容。目前这四个方面是巨大的问题，需要去做相应的提升，我认为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澎湃新闻：您在书的开头也对詹金斯的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一框架不适合K-pop。詹金斯对中国的韩舞翻跳非常感兴趣，今年1月我在南加州大学和他交流过，我也认为他的框架至少不大适合中国粉丝的K-pop追星模式，他也说美国粉丝追星是社会主义式的，而中国粉丝追星更为资本化。能否展开谈谈您为什么认为詹金斯的框架不适合研究K-pop？
詹金斯粉丝研究奠基作品《文本盗猎者》中译本
郑雅琳：在我看来，在K-pop研究里，最具批判性的学者是首尔国立大学的金秀雅（Kim Sooah，音译），她的研究非常犀利、前沿。遗憾的是，很多学者不了解她的研究，特别是在韩国之外，因为她主要是用韩语在韩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她和金秀晶（Kim Sujeong，音译）早在十年前就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论证了为什么詹金斯的体系框架不完全适用于K-pop研究。我不可能在我书里引用她们的整篇文章，所以我对她们的主要论点进行了概括。她们认为K-pop粉丝是一种有具体文化语境的现象，用詹金斯的理论对有些现象不能完全加以解释，她们就此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对真实性与亲密情感的要求；粉丝与爱豆的关系；粉丝组织与支持爱豆的组织化活动，特别是当粉丝里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时；还有粉丝们自愿对跟踪行为的约束，这些都无法用西方中心的框架去做充分解释。我非常同意她们的观点，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不能只靠引用西方理论去进行论证。与此同时，由于我在书里主要关注的是韩国女性粉丝，我也希望其他阅读了这本书的青年学者们去研究和书写不同环境里的女性粉丝甚至男性粉丝，为全球K-pop粉丝与媒体提供更大的图景。
澎湃新闻：说起中国的K-pop追星，您书里也讨论了K-pop粉丝文化的跨文化差异，您在四川大学任教了数年，也接触了中国的K-pop粉丝文化，您和黄旭熙线上见面也是通过中国的专辑店进行的，不知道您能不能谈谈您观察到的中韩追星差异？
郑雅琳：正如詹金斯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也注意到，中国的粉丝实践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资本化。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的粉丝群体的规模更大，而产业也在积极加以资本化。例如，我观察到像O!What或一直娱这样的平台会实时公布“打投”金额最高的粉丝的消费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过度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粉丝群体规模庞大，粉丝项目的规模也往往十分宏大，例如通过装饰飞机为偶像做广告，或在偶像生日时组织大型无人机表演进行庆祝。但归根结底，粉丝对偶像的热爱以及粉丝社群之间的情感联结，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出相似之处。
成都一直娱专辑店。采访者摄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提到小时候追Sech Skies时已经开始了韩舞翻跳，作为一种追星的特殊方式，吴周妍对韩舞进行了讨论，但她没有系统讨论韩舞翻跳是如何演变的。不知道您能不能就您早年和后来的追星经历简单介绍一下韩舞翻跳的演变？
郑雅琳：这是我专长之外的问题，我没有对所有的K-Pop追星行为讨论，比如去看演唱会，这涉及大量的劳动，特别是买票环节以及印刷粉丝小卡进行散发。我之所以没有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很多学者已经讨论过去看演唱会中包含的粉丝劳动与演唱会仪式，我将这些研究放到了我的注释里，比如高玉蘋和李元硕在这方面的讨论。翻跳也是我没有讨论的问题，吴周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去读她的书，或者是瑞利智（CedarBough Saeji，釜山国立大学韩国研究助理教授，采访者按）在这方面的文章。我也没有讨论K-pop粉丝同人小说，因为我认为不可能用一章的篇幅对K-pop同人小说问题进行概括，这有非常漫长的历史，从1990年代到现在。同时，同人小说平台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平台的开放性与封闭性随着年代的不同而不同。我认为K-pop同人小说需要用一整本书来讨论，这是我写完关于1940年代与1950年代的济州屠杀如何通过表演得以记忆和流传的第三本书之后计划写的第四本书。对于翻跳的系统历史演变，我并不清楚，因为我初中毕业就没有参与过翻跳活动，我可以说的是，这的确是自成体系的一个方面，已经不完全是K-pop粉圈的一部分，其非常商业化，有非常庞大的韩舞训练机构，最大的应该是JUST JERK。韩舞已经成为自成体系的一个产业，提供课程训练想成为伴舞者的年轻学员，《街头女战士》《街头男战士》等韩舞竞技节目都非常成功，但我无法做详细说明。
吴周妍：《韩舞：在社交媒体上粉自己》，劳特里奇出版社，2022年。
澎湃新闻：中国的韩舞翻跳可能是在K-pop追星文化里我最熟悉的一块。我发现，在昆明，韩舞主要由街舞圈推动，已经和K-pop粉丝文化产生了张力。我在一间舞蹈工作室认识的一名学员对K-pop本来毫无认识，只是想跳舞，当时NewJeans刚刚出道不久，因为学了HYPE BOY，喜欢上K-pop，才开始在开车时放NewJeans的歌。我也听到一些没有舞蹈工作室背景的舞团抱怨，他们认为“追星应该是很快乐的”，不应该被街舞舞者搞成一种竞技。您是否认为，韩舞翻跳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K-pop粉丝文化？
成都弘大酒吧韩舞活动。采访者摄
澎湃新闻：毫无疑问，韩舞翻跳已经自成一体，变得非常资本化与商业化。有很多庞大的训练营，他们每周提供大量的课程，为想要成为舞者的年轻学员们提供了希望。同时，我也同意你采访过的那名舞者说的“追星应该是快乐的”。如果你是业余舞者的话，我们也可以说韩舞翻跳是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在我书里的第三章，我讨论了不少案例，很多粉丝的行为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无论是发表回忆录还是搞摄影展览。对于业余舞者而言，韩舞翻跳也可以成为粉丝们构建群体的一种方式，一种实践和练习关心的空间。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韩舞学生社的教员顾问，这个舞社的名字叫KoDE。他们在INS和YouTube上有自己的主页，我没有对他们的成员进行采访，只是在他们有相关表格需要签字时履行义务。不过，我参加他们的周年表演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也看了他们上传到YouTube油管上的所有视频，他们上传得非常频繁。同时，我注意到，这个舞社里最活跃的一名学生数年之前选修了我的课。但是，她在我课上的表现非常糟糕。那时，我不知道她喜欢韩舞翻跳。因为，在我的课上，她要么无聊地坐着，要么玩手机，有时还会逃课，我甚至还专门找过她问她为什么不来上课。在我的所有教学生涯里，她目前是成绩最差的，我对此非常不满意。但是，无论是在年终表演还是在他们的舞蹈视频里，她都是在C位。我能看到，她非常乐在其中。她有很多朋友，她享受校园生活。这也让我反思，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学业上表现出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每一门课都拿A。这名学生因为是这个舞社的核心成员，她应该也会从事一些管理事务。我也确信，通过对年终表演的计划，她学会了与人合作；通过组织舞蹈课程，她也学会了交流技能、领导力、组织力、管理能力。非常明显，她知道怎么与人合作，她过得很开心，我为此非常高兴。通常K-pop粉丝不被社会认可，大家觉得粉丝行为是毫无价值的，无论是翻跳、摄影展览还是写回忆录。而我认为，无论是领导一个舞社，组织一场摄影展览，还是写一本书并为其销售做宣传，都需要一定的交流、组织与经营能力。这些对于人生都是宝贵的技能，可能也不是在我课上可以学到的技能。因此，我为这名学生感到非常高兴。尽管她还只是一个业余翻跳舞者，通过这个舞社，她找到了她的社群。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KoDE舞团翻跳视频，来源：舞团INS账号
澎湃新闻：我想回到您关于K-pop追星与情感劳动的讨论，特别是，您把和黄旭熙见面定义为一种“共同表演”，还有您细致的民族志描写。这让我想到人类学家竹山明子关于东京新宿牛郎酒吧的田野，日本妇女去牛郎酒吧寻求主流社会之外的情感需求，而牛郎则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情感劳动者。与此同时，日本妇女也会变成某种情感劳动者，她们如果真正陷入和牛郎的关系，会不断地花钱。这和您表述的追星非常像。我很早就觉得牛郎和K-Pop爱豆非常像，后来我和也参加耶鲁会议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李昭伦聊过这个问题，她也认为日本牛郎和K-pop爱豆很像。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
竹山明子，《引诱的展演：在东京牛郎酒吧贩卖梦想》，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郑雅琳：我读过这本书。在我进行初步研究时，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非常惊讶于她做田野的精细程度，这非常让人着迷。其实最近我真的读过这样的文章，英国一位叫泰勒的学者把K-Pop爱豆比作牛郎，粉丝们比作牛郎酒吧里的消费者。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里面的权力结构还有爱豆与粉丝拥有的主体性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样的类比会把很多东西扁平化，忽视了背后不同的产业结构、权力机制以及能动性。毫无疑问，那些去牛郎酒吧消费的妇女们，成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下的情感劳动者。其实，我有朋友去过那里牛郎酒吧消费，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与K-pop粉丝不一样，这些牛郎酒吧的消费者没有聚集在一起，形成社群，也没有去反抗任何与产业相关的事物。比如，在书里第三章，我讨论了粉丝们如何聚集在一起，做的活动超越了商业层面，大家基本是在创造一种档案，将自己作为粉丝的经历与感受纳入进去。而在第四章，我也讨论了粉丝行为怎么促进社会变革，要求更加让人舒服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当妇女受到伤害时。大家还会推动政治变革，比如针对尹锡悦启动戒严令的反抗。而对于牛郎消费者们，除了满足她们自己的情感需求外，你无法看到她们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两者是非常不同的。当你将两者等同时，忽视了K-pop粉丝组织的复杂性和大家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类比也和韩国主流媒体将粉丝们病理化非常类似，认为K-pop粉丝只是一群尖叫和被产业洗脑的年轻女孩。
澎湃新闻：我在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的表演文化时发现当时基督教对娱乐文化多有攻击，您书里讨论了韩国主流社会对K-pop追星文化的污名化认知，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韩国基督教有没有对K-pop有污名化和道德化的评论？
梨泰院酒吧区附近教堂。采访者摄
郑雅琳：实际上，我没有见过韩国基督教批评K-pop与偶像的案例，相反，韩国教会还会利用爱豆们的影响力。比如说，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当一位K-pop爱豆被曝出酒驾，他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教堂，旁边跟着摄影师，拍摄其忏悔的相片。然后，这一照片会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里出现，强调爱豆在向上帝祈求原谅。然后他还会发行新的专辑，里面充满基督教歌曲与赞美诗。爱豆甚至会就此在教会里讲道，强调上帝如何拯救了他。K-pop偶像会利用基督教强调自己如何获得了新生，而教会对此也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借用偶像忏悔获得更多的跟随者。其他宗教也是如此。最近，韩国佛教邀请了一位叫NewJeans Nim的喜剧演员去扮演佛教僧人，NewJeans是女团的名字，而Nim是僧人（sunim）的意思。他非常出名，因此佛教机构邀请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僧人，去帮助为韩国佛教做宣传。他现在成为了韩国佛教宣传大使，在韩国年轻人里很受欢迎。韩国佛教非常嬉皮、潮流和与时俱进，他们把佛教展览变得像K-pop展览一样，制作大量的周边和好听的音乐，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韩国宗教团体试图将流行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框架里，从而获得更多的受众。
澎湃新闻：2024年6月，研究日本流行文化的人类学家扬康德雷（Ian Condry）在中国传媒大学做讲座时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研究流行文化是研究未来，他1990年代在东京嘻哈酒吧观察到的亚文化范式在2000年后都变得更加主流了。您在书里讨论了2024年不同团体的K-pop粉丝拿着各自追星棒去参加反对尹锡悦的公共示威，您将其作为K-pop粉丝文化内部蕴含的能量可以借助公共事件爆发的绝佳案例。在东京大学做批评理论的王钦在评论尹锡悦事件时认为该事件标志着K-pop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走向历史舞台。您是否认为尹锡悦事件是K-Pop粉丝作为韩国未来政治势力登场的一次预演？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1日，韩国首尔，韩国流行乐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BTS）的粉丝在演唱会欢呼。视觉中国 图
郑雅琳：我喜欢康德雷的研究，研究流行文化是研究未来这一论断非常有趣。我不久前就我的书做了一期播客，主播是一个美国白人，她提到在2020年特朗普参加大选的时候防弹以及其他团体的粉丝如何提前买了大量特朗普参选演讲的票，这是美国K-pop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到粉丝介入政治有多深。在东南亚，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菲律宾，K-pop粉丝参与政治非常积极。在韩国也是如此。尽管来自不同地理和民族环境，K-pop粉丝是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共享共同的群体目标，包括支持最喜欢的爱豆，拯救国家民主政治。2024年12月24日，很多我的朋友们走到街头，要求尹锡悦取消戒严令。她们不仅仅是喜欢K-pop，当然，她们希望韩国成为自己爱豆的安全区域，但她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爱豆们，还有她们的同担们。这是韩国粉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因为之前很多人看不上K-pop粉丝，认为只是尖叫女孩在搞事情。令那些指责韩国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民主、陷入消费主义里的韩国老一辈感到震惊的是，当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时，跑到街头上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她们挥舞着各自的追星棒，彻底改变了示威场域。示威不再是悲伤、沉重的，而是变成了一场演唱会，K-pop歌曲与示威歌曲交融。因此，很多上一辈的韩国人也受到感动，甚至去背诵K-pop歌词。
然而，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韩国主流社会承认了K-pop粉丝们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但另一方面，这也消解了K-pop粉丝在这件事之前在政治上做的大量情感劳动。当这些媒体们赞扬K-pop粉丝们走向街头时，我们也需要注意，K-pop粉圈本身就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结，如果你不愿意少数服从多数，你会遭到霸凌。在大概10年前，不少防弹粉丝反对防弹，因为他们在歌曲里写了非常厌女的歌词，当反对扩散化，粉丝要求防弹要做出回应。在此情况下，防弹成员进行了道歉，表示他们以后会改进，之后他们的歌词创作会咨询性别研究者，但是，第一位提出这个问题的粉丝遭到了严重霸凌。这是一个多面的复杂现象，而不是非黑即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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