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到了所有正确的事。”
26岁时，我只带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创业：我想在家附近打印点东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做。这个简单的沮丧最终变成了PrintWithMe——如今一个覆盖全美的公共打印机网络，员工超过100人，是我真心为之骄傲的事业。疫情期间，我和许多千禧一代一样搬离芝加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因为算过一笔账后我们明白，在阳光地带，我们的美元能够换回更多空间。我们有了更大的房子，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好学校，一切都在向上走。
然而两年前，我脑部一个肿块开始出血。外科医生告诉我，我只剩几个月的时间去做手术，否则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我有医保，我原以为那是不错的医保。但我的保险公司拒绝覆盖我被转诊过去的专科医生。连续数周，我都在和他们抗争——申诉，提供证明，再次申诉——而脑子里那个滴答作响的时钟从没停过。最终我不得不更换了保险方案，才接受了手术。我现在能在这里讲出这个故事，但躺在病床上时，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有多少人没能撑过那场战斗。
我是一个商业爱好者，每周必读《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更不用说《财富》杂志。我理解资本怎么运作，市场怎么运转，激励如何塑造行为。可是，当我审视我们为美国中产阶层搭建的这套经济体系时，这笔账根本就算不拢。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而我知道自己仍属于幸运的那一个。
在我的选区，一位朋友每个月要为她的两个小男孩支付2800美元的托儿费用，比她的房贷还要多。她和丈夫都有工作，却依然被压得喘不过气。这恰恰是现行制度中一个让人无法沉默的切面：即便你步步都踩在所谓正确的节拍上——创业、买保险、规划家庭——你依然可能在一个关键环节被整个系统抛下。
这些并非个例。我自己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起一家全国性公司，可仅仅是一次脑部手术的保险拉锯，就差点让一切归零。保险公司手握条规，把你推入一场以生命为筹码的倒计时游戏。你填过无数表格，打过无数电话，得到的却是模板一样的拒绝信，而你的外科医生在催你尽快躺上手术台。这种矛盾的撕扯，才是当下中产最真实的生存图景。
我参选国会议员，并不是想做一个政客，而是想作为一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去告诉那些制定政策的人：算账的方式必须改变。当每个月2800美元的托儿账单压过一个家庭的住房开支，当一个创始人拥有上百人团队的公司却仍须为一项被推荐的手术和保险公司厮杀，这个经济等式的任何一端都显得荒诞。我们必须让医疗、育儿这类基本保障不再成为压垮勤恳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经从创业中学到，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刨根问底，需要打破旧有规则，需要在逼仄的窗口内抓住机会——这些，恰是这个国家当下最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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