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晚，“甲酰胺纸尿裤事件”记者王文志再度发文——《致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我只为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 》。
公开信指出，参与本次调查报道的记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将纸尿裤捆绑在手臂皮肤较薄处模拟婴幼儿贴身接触场景，10小时后血液中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停用10小时后数值便下降了三分之二。检测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图谱、操作记录和人员签字，绝非别有用心之人污蔑的“民科实验”“造假数据”。
公开信还说，涉事企业拿出的所谓“第三方检测合格报告”，均为企业自行挑选送检样本，全程自主把控送样流程，送检的并非市场流通环节消费者随机购买的普通产品，而很可能是专门准备的“特供样”，这种自导自演的检测结果从根源上就不具备公信力。
王记者在致监管部门的公开信中提出的两大问题，都无懈可击。一方面，自己参与调查报道的检测和试验，不一定可以作为法律证据，但完全可以成为监管依据，要求监管部门依法对相关产品实施抽检，从而得出产品是否对消费者产生伤害的结论。
眼下比较尴尬的是，由于监管滞后，对纸尿裤中的甲酰胺含量没有标准，即便检测结果证明记者的报道没有任何问题，也可能难以对相关企业实施处罚。但是，能够避免甲酰胺含量过高的产品继续损害消费者利益、伤害孩子身体。
更重要的，监管方可以依据此次出现的问题，抓紧制定相关的标准，包括甲酰胺的含量标准、检测标准、检测方法、检测要求等，以便于今后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据可查。
而对于企业方自行组织的检测，即便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的检测，也只能是当作企业自身的质量监控手段，而无法作为法律和监管方面的依据，不具有公信力，也不能采信。否则，还如何监管，如何确保产品质量。
“纸尿裤事件”出现几次反转，且中国造纸学会也下场护头，确实让人意想不到。而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监管的滞后，在于监管部门没有能够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没有对纸尿裤的质量制定规范而有效的标准，导致企业可以钻空子。
事实也是，虽然按照行政审批制度的要求，监管工作应当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但是，监管部门并没有真正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擅长于事前审批，擅长于搞一些虚头巴脑的活动。
前几年，某省搞了一个所谓的质量提升行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年搞五、六次质量提升的大活动，要求相关地区组织企业参加，其他地区派员参加，媒体组织报道，一次活动至少百万元以上的投入，当地政府领导也在百忙中参加活动。结果，啥效果也没有，活动结束，一切归零。
相反，如果把这些投入用于产品质量抽检，能够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监管效益，可以让多少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被查出。可是，监管部门就是爱搞这样的活动，而不重视产品抽检工作，甚至一个地级市的抽检经费只有几十万元，又如何去做好监管工作呢？
活动要搞，需要通过活动增强全社会的质量意识，但是，虚头巴脑的活动搞得再多，企业和居民的质量意识也难以提升。如果加大市场的抽检力度，让不合格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被及时发现，产品质量自然而然会提升。用搞活动的方式进行质量提升，哪有市场抽检带来的效果好呢？
也正因为如此，王记者致信监管部门，真正是找准了靶心，击中了监管软肋。目前的监管工作，确实存在比较大的漏洞，也在很多方面严重滞后。所谓的事中事后监管，在监管部门的心里，并没有真正确立。很多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还在靠媒体监督，而没有有效传递到每个监管部门、监管者身上。
所以，希望监管部门抓紧介入、抓紧发声，不能再让媒体和企业纠缠下去了，也不要让舆论和公众没有目标的议论和争论。所有的议论，一切的争论，都必须依靠监管部门的权威声音。这场有关甲酰胺的纷争，不能让真相越来越远，而要让消费者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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