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汇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党史人物录》《连云港市地方志》《东海县志》及相关亲历者回忆录。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沭阳县城的街道上，一个穿着粗布棉衫的女学生正快步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她叫吕继英，刚满十七岁，是东海中学学生会的骨干。
布包里夹着几本课本，课本夹层里，藏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记着附近三个县城地下联络点的接头暗号。
这天，她刚刚从赣榆县跑了一趟回来，把一份会议通知亲手交给了那边的负责同志。
走了将近四十里路，脚底板已经磨出了水泡，可她的脚步没有慢下来。
在她身后不远处，有两个穿便衣的男人一直跟着她走了半条街。
她没有回头，只是在拐进一条小巷的时候，脚步悄悄加快了一点。
那两个人最终没有跟进来。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那张纸条撕碎，一片一片塞进了床头的砖缝里。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年的5月，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刚刚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连云港一带最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
而等待她的，是一段旁人难以想象的漫长道路——学潮、出逃、被捕、坐牢、丧夫、狱中生子，再出狱，再找组织，再一次投身战场，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走到九十岁。
然而，她把这一切压进心底，几乎从不主动提起。
直到她的儿子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一页一页地查，才把这段历史一点点拼凑出来，而当那些文字真正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母亲这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而那些经历，远比他想象的沉重得多。
【1】沭阳县城：一个让女儿念书的家庭
1911年，吕继英出生在江苏省沭阳县。
沭阳地处苏北腹地，淮河下游，苏鲁交界。
这里的土地向来贫瘠，百姓的日子不宽裕，一年到头辛苦劳作，能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
那个年代，沭阳县和苏北大多数县城一样，传统礼教规矩在日常生活里牢牢扎根，女孩子的命运，往往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人替她写好了。
周围的人家，女孩子早早定亲，做童养媳，操持家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谁家要是让女儿念书，街坊四邻会觉得这家人"不懂规矩"，闲话能说上好几年。
吕家的情况，与周围大多数人家有一点微妙的不同。
家里算得上书香门第，这个"书香"，更多体现在精神气质上，而不是家财万贯。
父亲吕老先生读过些书，知道识字的重要，可经济上并不宽裕，和普通人家相比，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优势。
有一天，父亲把年幼的吕继英叫到跟前，认真地看了她一会儿，说："继英，你哥哥能念书，你也能念。女孩子识字，将来才能站得住脚，靠自己吃饭。"
吕继英抬起头，认真地点了点头。
母亲在旁边听着，叹了口气，说："让她念，将来嫁人，婆家说不定还嫌她读书多，不好管。"
父亲摆摆手，说："那是婆家的事，我们先把眼前的事做好。"
这句话，吕继英记了一辈子。
在私塾里，吕继英展现出了相当好的资质。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蒙学读本，读过几遍就能背得滚瓜烂熟。
先生考她，她对答如流，从不出错。
唐诗宋词她也读了不少，后来认识她的同学回忆，她说话从不爱卖弄学问，但偶尔用起古诗词来，往往用得极准，点到为止，从来不多说一个字。
私塾里的其他女孩子，大多念了两三年就被家里叫回去了，或是帮着干活，或是准备嫁人。
吕继英却一直念了下去，从蒙学读本念到了四书五经，又接触到了一些新式学堂传进来的课本和读物。
那些读物里，有一些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内容——关于国家、关于民族、关于普通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她把这些东西一遍一遍地读，读完了放下，又拿起来再读，有些地方读不懂，就去问父亲。
父亲有时候能解释，有时候也说不清楚，只说："这些东西，你先记着，将来慢慢就懂了。"
1927年，吕继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海州东海中学。
东海中学坐落在海州，也就是今天连云港市区一带。
这所学校在苏北地区有一定的声望，不仅因为它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中等学校，更因为它的师资和风气在当时颇为特殊。
校长董淮是个眼睛里有光的人，他主持学校工作，一贯主张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只会死读书。
教务主任卢郁文和训育主任屈凌汉，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学生的进步思想，他们不仅不压制，有时候还会在课堂上引导讨论。
在这样的氛围里，反帝爱国的讨论并不罕见，进步书刊在同学之间悄悄流传，学生自治会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
吕继英进入东海中学没多久，就成了学生会的骨干。
她口才好，遇事冷静，处理问题条理清晰，很快获得了同学们的信任。
学生会里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同学，叫她"小吕"，有一次课间拉着她说："小吕，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些读书人，将来到底能做什么？"
吕继英想了想，说："读书是为了明白事理，明白了事理，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那个同学点点头，说："说得好，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胆子去做。"
吕继英说："到时候再说，现在先把书读好。"
然而，改变她命运的事情，来得比她预想的要早得多。
1928年，一场震动全国的事件，成为了吕继英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的5月，济南惨案发生。
日本军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山东，在济南城内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死伤惨重，消息传遍全国。
消息传到东海中学的那天，学生们在走廊里、宿舍里、课堂外，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压低声音议论着。有人气愤，有人沉默，有人不知所措。
学生会紧急开会，讨论怎么回应。
会议室里，十几个学生围坐在一起，气氛压抑。
一个同学率先开口说："写个宣言贴出去，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另一个同学接话："光在学校里贴有什么用，县城里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宣言贴在校门口，也就学生自己看。"
又有人说："那能怎么办，总不能跑到街上去喊吧。"
吕继英坐在角落里，听了一会儿，开口说："那就出去讲。赣榆、沭阳、灌云，挨个县跑，到集市上去讲，到庙会上去讲，让更多人听到。"
会场里安静了一下。
有人看着她，问："你敢去吗，万一被抓怎么办？"
吕继英没有绕弯子，直接说："不去讲，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人还在迟疑，吕继英又说："我先去，谁愿意一起，跟上来。"
就这样，她和几个骨干同学组成了宣传队，走出校门，跑到周边几个县城，在集市上、庙会上向普通百姓讲述济南发生的事，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种巡回演说式的宣传，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没有扩音设备，没有任何现代传播工具，靠的就是人腿和嘴皮子。每到一处，她站在人群里，把济南的事情一遍一遍讲给围过来的百姓听。
一次在沭阳县城的集市上，她站在一个木箱上，刚开口讲了没几句，就有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走过来，皱着眉头说："小姑娘，这些话不要乱说，说多了要惹麻烦的。"
吕继英看了他一眼，说："济南死了多少人，您知道吗？不说，才是真的麻烦。"
那个中年人愣了一下，没有再开口，站在人群边上听了一会儿，慢慢走开了。
也就是在这一轮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东海地区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吕继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支部妇女组组长。
那一年，她十七岁，距离十八岁生日还有几个月。
入党那天，负责人把她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郑重地说："你知道入了这个党意味着什么吗？"
吕继英说："知道，随时可能被抓，可能死。"
负责人说："那你还要入？"
吕继英说："正因为知道，才要入。"
入党之后，组织上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联络员，在地下党各个联络点之间传递消息、送达文件。
有一天，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找到她，把一个布包递到她手里，低声说："里面的东西，你知道轻重。"
吕继英接过布包，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知道，放心。"
从那天起，她开始了在苏北各县之间独自往返的日子。
【2】三元宫会议：一个月，四个县，一个人的交通线
1929年，国民党对地下党组织的清查愈演愈烈。
"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蔓延到苏北的每一个角落，地下组织的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每一次联络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被关押，有的直接在押解途中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消息。
在这样的形势下，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利用三元宫庙会的机会，秘密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传达上级的工作部署，讨论如何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坚持活动、发动群众。
三元宫庙会是苏北民间的传统集会，每年都会吸引周边大量百姓前来赶集，人流密集，鱼龙混杂，正好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的活动掩护。
这场会议能不能顺利召开，关键在于一件事：散落在海州、赣榆、沭阳、灌云各县的负责同志，必须在不暴露行踪的情况下，安全收到会议通知，按时赶到指定地点。
那时候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手段可以依靠，电话、电报都不可能用，一旦被监听就是灭顶之灾。
唯一的办法，就是人肉传递：联络员亲自上路，走到每一个接头地点，把通知和暗号面对面交给指定的人。
这个任务，再一次落在了吕继英身上。
县委负责人把她叫来，把任务交代清楚，最后说："这件事只能靠你一个人跑，不能出任何差错，每一个人都必须亲手交到，不能托别人转。"
吕继英问："时间有多久？"
对方说："一个月以内，会议定在庙会开始的第三天。"
吕继英说："行，我知道了。"
对方迟疑了一下，又说："你一个人跑这几个县，路上要小心，最近盯得很紧，有几个交通员已经出事了。"
吕继英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
从1929年年初开始，她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往返于苏北各县之间，把会议通知和联络暗号逐一送达到位。
从海州到赣榆，从赣榆到沭阳，从沭阳再到灌云，每一段路程少则几十里，多则上百里。
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以依赖，大多数时候靠步行，偶尔搭一段牛车或者货船。
她的布包里装着的信息，任何一条如果落入当局手中，都可能导致一连串的逮捕和杀害。
在赣榆县的一次接头中，她按约定的暗号走进一家茶馆，找到角落里的那个人，把东西悄悄递了过去。那个人接过去，快速看了一眼，又把东西塞进了衣服里，低声说："最近盯得很紧，你来的路上有没有人跟着？"
吕继英说："进城的时候甩掉了一个，应该没事。"
对方沉默了一下，说："你一个姑娘家，跑这么多地方，不怕吗？"
吕继英把布包重新背好，说："怕有什么用，事情还是要做。"
说完，她站起来，结了茶钱，走出了那家茶馆，继续赶往下一个地点。
在沭阳县城的一次接头中，她走进一家杂货铺，把通知交给店里的伙计，对方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这次的事情重要，你跑了几个地方了？"
吕继英说："赣榆、这里，还有灌云没去。"
对方说："灌云那边最近有人被抓，你去的时候格外小心，接头的地方换了，我写给你。"
吕继英把新的地址默记在心里，把那张纸还给对方，说："不用留纸，我记住了。"
对方看了她一眼，说："你这个记性，倒是做这行的料。"
吕继英说："记性好不好不重要，事情做完了才重要。"
去灌云的那趟路，是几段路里最难走的一段。
那几天正赶上连阴雨，路上泥泞难行，有一段土路几乎走不过去，她只能绕远路，多走了将近二十里。
到了灌云县城，天已经快黑了，她找到新的接头地点，把通知送到，转身出来的时候，发现街上多了几个巡逻的警察。
她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回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过了那条街，走进了一条小巷，再从另一头绕出去，出了城。
那天晚上，她在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借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
三元宫会议最终顺利召开。这次会议在后来的连云港地方党史资料中被多次提及，被认为是当时东海地区地下党组织在严峻形势下的一次重要会合。
然而，就在这前后，东海中学里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一场直接针对学生骨干的大搜捕，正在悄悄酝酿之中。
东海中学的学生运动，在1928年到1929年间持续升级。
传单贴在当局眼皮子底下，罢课、游行一次接着一次。
进步教师在暗中支持，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越来越公开。
地方当局先从教师下手，董淮、卢郁文、屈凌汉相继被以各种理由辞退，换上来的是更为保守、更听话的新校长和新教务主任。
新校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生会的几个骨干叫到办公室，把厚厚的一叠新校规往桌上一拍，说："以后不准私自集会，不准散发传单，不准组织任何课外活动，谁再违反，直接开除，移交当局。"
骨干们从办公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碰了个头。
有人说："校长那边已经向省里报告了，说我们'受赤化势力侵蚀'，要调兵来抓人。"
吕继英听完，沉默了片刻，说："那就得快，把需要转移的东西先转移出去，重要的文件今晚就处理掉，人也要做好准备，随时可能要走。"
有人问："走去哪里？"
吕继英说："组织上会安排，先把眼前的事做好。"
当局很快调来了军警和县卫队，把东海中学的校园团团围住。
学生们自发组成巡逻队，日夜守着校园各处的通道，防止警察趁夜突然闯入。
吕继英是巡逻队里的积极参与者，经常在夜间和同学们一起守在走廊和校门附近。
有一个夜里，她和另外两个同学守在校园后门，守到半夜，其中一个同学困得靠着墙打盹，吕继英轻轻推了他一把，说："别睡，再坚持一会儿。"
那个同学揉了揉眼睛，小声说："你不累吗，你今天跑了多少路了？"
吕继英说："累，但这会儿不是睡觉的时候。"
所幸，地下渠道传来的情报让她们提前得知了大规模抓人的计划。
一个联络员深夜摸进宿舍，对吕继英说："明天一早，他们要进来了，名单上有你，还有另外几个人，今晚必须走。"
吕继英没有多说，当夜就按照组织的安排，和几个骨干一起悄悄离开了校园，分散隐蔽，消失在了夜色里。
大搜捕来临的时候，这批骨干已经不在校内了。
按照组织的安排，吕继英改名"张维霞"，辗转来到徐州，以全新的身份考入徐州女中，继续从事学生工作，在学校重新建立党支部，担任书记。
表面上，她是一个从外地转来的普通女中学生；实际上，女中里的读书小组、讨论活动，背后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在推动和组织。
她在徐州女中工作得很低调，从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远不近，既不疏离，也不过分亲密。
有一次，一个同学好奇地问她："你从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吕继英说："从外地来的，家里出了些事，换了个地方念书。"
那个同学没有再追问，吕继英也就此把话题岔开，聊起了别的。
然而，秘密工作的风险，就在于防不胜防。
没过多久，一个来自东海中学的旧相识在徐州女中的走廊上认出了她。这个人早已倒向当局，认出她之后，当天就去校方告发。
校方的处理方式干脆利落：立即开除，押送回海州，交由地方当局处置。
押解的方式，是把她带上了开往海州方向的火车。
车厢里，前后都是人，身边是看守。看起来，已经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然而，就在列车行进途中，吕继英趁着看守稍微疏忽的一个瞬间，从行进中的火车上纵身跳了下去，滚落在铁路路基旁边的草丛里，爬起来，一个人走进了黑暗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而那条路的尽头等着她的，是一场比她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更为沉重的命运。
【3】上海沪西：白色恐怖里的地下工作
1930年前后，吕继英只身抵达上海。
1927年"四一二"之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批党员被捕杀，联络网络四分五裂，剩下的人只能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
对于一个刚刚从苏北逃出来、身份随时可能被识破的年轻女性来说，在这样的上海重新找到党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在上海漂泊了一段时间，租住在沪西一带的一间小屋里，靠着随身带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
那段时间，她每天出门，在工人聚居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观察周围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辗转打听，试图找到可靠的联络渠道。
这件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谨慎，因为当时上海的特务活动极为猖獗，很多"自称是党组织"的人，实际上是当局设下的陷阱，专门用来引诱那些试图重新接上组织关系的人。
她在这种试探和等待中熬了将近两个月，终于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重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
负责人见到她的时候，打量了她一会儿，说："从苏北来的，跑了多远的路？"
吕继英说："不算远，就是绕了些弯子。"
负责人说："先安顿下来，有些事情要跟你谈。"
随后，她被安排进入江苏省委举办的训练班，接受系统性的学习和培训。
训练班的内容，包括理论学习，也包括地下工作的方法、纪律，以及如何在城市里组织工人和妇女。
训练班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学员，大家彼此不打听对方的来历，只管认真学习。
有一次，授课的同志问大家："做地下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保密。"
有人说："灵活。"
吕继英想了想，说："执行。想得再多，不去做，什么都是空的。"
授课的同志点了点头，说："说得对，但执行之前，先得把事情想清楚，想清楚了再动，不能蛮干。"
完成训练之后，吕继英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委，负责妇女工作。
沪西是上海工人运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集中了大量纺织厂、面粉厂、印刷厂，大批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各地的工人在这里聚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工。
她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极低，没有任何保障，一旦受伤或生病，就意味着失业和断炊。
吕继英到沪西之后，开始在工人聚居的地区组织识字班。
第一次开班，来了七八个女工，大多数人坐在那里，手里捏着课本，低着头，一声不吭，气氛有些沉闷。
吕继英把课本放下，对她们说："先不急着认字，你们先说说，每天做什么活，做几个小时，一个月拿多少钱。"
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工抬起头，说："纺纱，每天做到半夜，一个月三块大洋。"
另一个接着说："我做印刷，手上的伤没断过，老板说受伤是自己不小心，不赔钱。"
一个年轻的女工小声说："我们厂里有个姐妹，上个月生病请了三天假，回来就被扣了半个月的工钱。"
吕继英听完，说："那你们觉得，这样对吗？"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有人说话。
吕继英说："不对。但要让它变，得先识字，识了字才能看懂合同，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才能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那个年纪稍大的女工说："识了字又能怎样，老板不听的。"
吕继英说："一个人说，老板不听；一百个人说，老板就得听。但这一百个人，得先都识字，得先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那个女工沉默了一下，低头翻开了课本。
从那天起，这个识字班就坚持办了下去，来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七八个，慢慢增加到了二三十个。
识字班之外，吕继英还参与了沪西地区组织工厂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工作。这些活动随时面临被当局镇压的风险，参与者随时可能被捕。
有一次，一个参加过几次活动的女工来找她，压低声音说："有人在问我，说最近有没有人在组织工人闹事，问我认不认识你。"
吕继英听完，平静地说："你怎么回答的？"
那个女工说："我说不认识，说我只是来识字的。"
吕继英说："好，以后遇到有人问，就这么说。你先回去，最近少来这边。"
那个女工走后，吕继英坐在那间小屋里，把桌上的几本课本收拾起来，把几张写着东西的纸撕碎，一片一片烧掉。
1930年前后，在一次群众活动结束后，吕继英不幸被捕。
审讯室里，对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人，把一份名单推到她面前，说："这些人你认识吗？说出来，你今天就能走。"
吕继英低头看了一眼，抬起头，说："不认识。"
对方把名单往前推了推，说："再想想，仔细想想。"
吕继英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对方换了个方式，说："你一个年轻姑娘，何必替别人扛着，说出来，对你自己好。"
吕继英没有接话。
审讯就这样反复进行，她始终没有开口，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最终，当局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任何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后，她被释放出来。
出狱之后，她没有就此退出，而是继续寻找党组织，继续投入工作。
按照地方党史资料的记载，出狱后她转赴苏北，与红十四军取得联系，担任联络员。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认识了红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李超时，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无法预料的灭顶之灾，而当那场灾难真正降临的时候，吕继英将要独自面对她这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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