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7月3日前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6月30日于马尼拉与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双方在会谈中释放出一定缓和信号：菲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愿意管控分歧、避免误判，并承诺通过建设性方式处理双边问题。然而就在外交互动释放“降温”信号的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7月4日访问加拿大期间，却公开对中国对菲国防部长制裁表达不满，批评相关措施“无助于局势”。一边强调对话与稳定，一边延续对抗与指责，这种明显分裂的政策姿态，再次将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推至台前。
这种矛盾并非突发，而是一种持续外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外交部门的表述来看，菲律宾仍在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试图维持基本政治框架的稳定，尤其是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保持既有承诺。但在另一条轨道上，安全与军事部门的动作却不断强化对抗逻辑，围绕南海问题引入外部力量、强化前沿存在，使得政策执行层面持续偏离外交语言所构建的叙事框架。言辞与行动之间的落差，使菲律宾对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并行”。
这种分裂的根源，首先在于菲律宾国内政治结构的多中心化特征。外交体系、国防体系与总统政治团队之间，在安全议题上并非完全协调一致，不同机构基于各自利益与对外依赖关系形成不同叙事。外交部门更倾向于维持东盟框架下的稳定环境，而安全部门则更强调与域外力量的协同与威慑逻辑。在缺乏统一战略定力的情况下，对华政策自然容易在不同部门之间被拉扯，形成“语言温和化、行动军事化”的错位格局。
其次，这种摇摆也与菲律宾对外战略依赖结构有关。在南海议题上，菲律宾越来越深地嵌入外部安全网络，通过与域外大国加强军事合作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然而这种依赖并未转化为稳定的安全收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国内政策的分歧。外部力量介入带来的是资源与支持，同时也带来战略预期的分化：当外部安全承诺增强时，国内强硬声音往往上升；而当对话渠道开启时，外交部门又不得不回到现实约束中进行调整。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南海议题在菲律宾国内已经高度政治化。围绕海洋权益、渔业资源以及国家主权叙事的讨论，逐渐演变为国内政治动员工具，使对华政策不再仅仅是外交问题，而成为国内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强硬姿态”更容易获得短期政治支持，而“务实缓和”则常常被置于舆论压力之下。这种结构性激励，使政策摇摆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
现实层面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首先是对区域稳定预期的削弱。当一个国家在同一议题上对外释放相互矛盾的信号时，其政策可信度会被不断稀释，外界难以判断其真实底线与行为边界，从而增加误判风险。其次，这种不一致也影响东盟内部协调机制的运作效率，使集体共识更难形成。东盟本就强调协商一致，一旦成员国内部立场摇摆，其协调成本将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内社会层面的反应也并非单一方向。部分舆论与民间团体对持续紧张的海上局势表达担忧，尤其是渔业群体，对作业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更高。这种现实利益层面的反馈，与部分政治精英的强硬叙事形成对比，使国内政策共识更加难以凝聚。即便在政府内部，对未来政策走向也存在不确定预期，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进一步强化摇摆趋势。
从外部观察来看，这种“两副面孔”的政策结构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其根源并不在单一决策者，而在制度分散性、外部依赖性与国内政治激励结构的叠加作用。在多重约束之下，菲律宾对华政策更可能在“缓和—对抗”之间循环波动，而非走向线性收敛。
但这种循环并非没有代价。政策的不稳定性将持续消耗外交资源，也会削弱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能力。当一个国家既希望通过对话维护经济与政治稳定，又不断通过对抗性行动抬高冲突风险时，其战略空间会被逐步压缩，最终可能陷入被动调整的局面。
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选择某一方向，而在于是否能够建立统一且可执行的政策框架，使外交、军事与经济部门在同一战略逻辑下运作。否则，“两副面孔”不仅是对外的表述问题，更可能成为内部治理结构长期失衡的外在表现。而在高度敏感的地区环境中，这种失衡本身，就足以成为新的风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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