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正：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的新动向—评《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吴光正|文学研究

在西方文学观、文学史观的引领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在上个世纪走完了她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学界开始反思用西方文学观、文学史观观照中国文学史的利弊，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还原解读，试图探寻“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刘湘兰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便是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探索中的一环，刘湘兰的《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1]便是这一学术大潮中涌现的力作。

这部书根植于作者深厚的学养、在总结近二十年来丰厚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多元面相作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国文学史书写领域的新突破。

一、宗教文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在纯文学观的指引下，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文学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性，并试图从纯文学的视野挖掘、分析其发生、发展的轨迹。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理念的变迁和出土文献的涌现，海内外学术界开始还原先秦两汉文学的巫术、宗教、政治语境，揭示其内含的宗教表达和政治表达，梳理其由“由神到人”的发展轨迹，并将“礼乐文化”作为这一转变的关键点加以研讨，宗教文学视野的介入导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

这一新的动向是以先秦两汉宗教文学论著的批量涌现为标志的。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世界宗教研究》刊发了大批研究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论文，引领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风潮。

《先秦两汉文体学史》

与此同时，大批专题性论著陆续出版，如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及其主编的4卷本《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吴承学、李冠兰《先秦两汉文体学史》、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张树国《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祀歌形态研究》《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曹胜高《土地祭祀与早期中国乐歌的生成》、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先秦诗歌史的文化巡礼》、江林昌《中国史诗研究》《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张开焱《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刘青《甲骨卜辞神话资料整理与研究》、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建构》、丁进《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孙蓉蓉《谶纬与文学研究》、吴从祥《谶纬与汉代文学》、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姚圣良《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张宏《秦汉魏晋游仙诗的渊源流变论略》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译介给了大陆学界，如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普鸣《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班大为《中国早期的星象学与天文学》、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等。

《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

这些论著成功地揭示了先秦两汉文学在巫术、宗教、政治语境中的起源、发展及其向礼乐文化、国家宗教乃至世俗政治、世俗生活的转变。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二。

一是过常宝的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生成论。

在前期研究中，过常宝便开始关注宗教在文献生成中的作用和具体呈现。他认为《九歌》和《离骚》体现了巫术祭歌的结构，《九歌》反映了楚地祭祀主神和配享神的直祭和索祭过程，《离骚》中就重华（舜）陈辞和三次求女也体现了同样的结构，其上下求索就是一个祭祀模式的反映。

他还认为，《诗经》的功用也只体现于祭祀和外交场合。在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中，他开始分析早期知识观念与文献“由神向人”的转化。

他将先秦文献分为宗教文献、政教文献、史职文献和诸子文献。

宗教文献以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图画文献为代表，传达的是人的祈求和神的意旨，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政教文献以《尚书》《春秋》为代表，前者或是周公以祖灵的名义颁行的训告之辞，或是据前代祭仪所改编的典谟文献；后者属于告庙文献，其记载无事件起因、过程甚至没有评判，是在宗庙中报告给祖灵评判的文献；其政教意图是通过神道设教来实现的。

史职文献是指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老子》《论语》等，这些文献已经脱离了宗教背景，不再以神灵为对象，是巫史分离后由“君子”“立言”而成。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

诸子文献是指战国时期的士人服务现实政治各依门派各抒己见而形成的文献，如《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

在他看来，早期知识观念“由神向人”转变的关键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采用神道设教即借助宗教仪式和神圣话语方式来推广新的政治文化理念。

先秦时期的彝器铭文、诗、书、易、春秋等类文献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变革中产生，那个时期的“新意识形态就在礼仪和文献这两端之间生成，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远离仪式而靠近文献”，但是，“文献背后的仪式性张力一直存在着，文献的传统总能够追溯到仪式中去，并从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力”。[2]

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梳理了先秦话语方式和文学理念的变迁。如他认为，《诗》原为宗教礼仪文献，“诗言志”和 “蔽志”分别说的是祭祀和占卜的情形，说明“志”在仪式中的作用就是表达意愿，沟通人神，但可采取借《诗》言之和秘而不宣两种方法，有着神秘性特征。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因此，先秦时期，“诗言志”不是一个诗学概念，其主要功用由表达宗教祭祀意愿演变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到了汉代，《毛诗序》主张“情”“志”一体，赋予“诗言志”以教化和美刺的内涵，重新定义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权利和话语方式，客观上揭示了诗歌以情感人等文学特征，开启了“诗言志”教化诗学的序幕。

其主编的《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包括“殷商西周卷”、“春秋卷”、“战国卷”、“秦汉卷”四大册，对先秦两汉知识观念和文献生成作了系统阐释，是论述先秦两汉文学“由神向人”转向的最为系统最为权威的学术成果。

二是以柯马丁为代表的礼仪表演论。

他们认为，早期中国文化展示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礼仪，先秦文本只是礼仪表演的一部分，是礼仪的记录，现存先秦典籍成书于汉代。

这些学者的研究深受西方仪式理论以及《荷马史诗》研究的影响。柯马丁指出，中国诗形成于周朝早期的宗教、政治仪式（宗庙祭祀、筵宴、诏令）中。“在周朝的祖先祭祀中，仪式美学的所有元素，包括青铜器皿和钟的纹饰、织物图案、音乐声响、舞者的队列和动作、祭品的馨香等”，“礼仪形式和行为举止的重要性凌驾于文本主张之上”。[3]

他透过《诗经·楚茨》的分析指出，早期仪式颂诗“既是一个描述性/规定性的叙述，又是一个在祖先祭祀中被表演的文本”[4]，《诗经》中的颂诗、雅诗是作为表演文本的诗。

《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

柯马丁指出，秦始皇石刻缘起于秦始皇模仿舜、禹巡狩仪式，向新征服的东部地区臣民、神灵宣示东部地区从此纳入秦国的管辖范围；该石刻铭文具有模块化构思的特性，和前帝国时期秦国宗庙青铜器、石磬铭文具有同样的结构特征，且具有口头表演的属性，所有这一切均继承自周代的祭祀礼仪。

他的秦始皇石刻研究、西汉郊庙歌辞研究表明，宗教祭祀文本是一种政治表达和手段，它作为制度化文化记忆，从先秦一直延续到秦汉，这种延续性使他坚信秦帝国并未导致文化断裂，甚至让他怀疑“焚书”“坑儒”乃是出于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另一方面，柯马丁依据西方仪式理论，即仪式的建构性、口头表演性，怀疑中国早期文本的真实性，甚至认为屈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产物——后世构拟的产物。关于后者，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批评。[5]

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的这些成果，不仅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而且昭示着文学史书写的新视野和新方向。

《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二、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的新态势

西方学者秉持西方的宗教观，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只有迷信），西方汉学界受其影响，一度认为中国文学缺少“超越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开始认可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并对中国宗教文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其成果迅速在文学史书写中反映出来。

受国内外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的影响，国内近期出版的马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溯源时也开始关注先秦两汉文学的宗教属性。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出现了新的态势。

这种新态势首先反映在西方汉学界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在201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后产生了重大反响，评论、商榷文章层出不穷，但其中的宗教文学书写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采用专题来架构文学史，在“基础编”中，他专门设置了“神话”、“超自然文学”、“佛教文学”、“道教作品”四章来讨论神圣叙事和宗教文学。

在全书“导论”中，主编不仅从“多样化的文类”、“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和人民”这两个角度强调该书设置多个专章讨论宗教文学的必要性，还强调“在本书各章中，都能找到佛教和道教的身影。”[6]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在讨论《诗经》和《楚辞》时，该书将雅颂和宗教祭祀联系起来，认为《远游》讲述的是学道者的游仙。

比起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编撰理念的贯彻上更加成熟，其对宗教文学发展轨迹的揭示更加精彩。

该书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由柯马丁撰写，彻底贯彻了如下理念：先秦两汉文本中的许多内容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宗教表达，而且是仪式表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看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是与王室祖先神灵交流的记录，具有宗教、政治的双重意义；保存在《诗经》中颂诗雅诗、《尚书》中的王室演讲也具有同样的仪式语境，通过精心编排的仪式在宗庙中表演而传承；《九歌》《天问》《招魂》《大招》都起源于祭祀仪式及宗教纪念活动；这个传统在秦始皇石刻、汉代宗庙祭祀乐歌《安世房中歌》、郊祀乐歌《郊祀歌》中得到继承，并在汉代转化为用辞赋表演来颂扬“今上”、“当朝”的声威。

《剑桥中国文学史》

在柯马丁看来，西汉辞赋是一种集修辞、愉悦以及道德劝谕于一身的表演性文类。柯马丁在文学史书写中还一再强调，早期文本是配合仪式这一多媒介表演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口头表演的属性，先秦文本到汉代才经由儒生的整理变成书面文本。

袁世硕、陈文新主编的马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依然采用纯文学理念安排篇章、评论作品，但是，其第一编《先秦文学》已经关注到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的成果，在探讨文学起源、演变的过程中对宗教文学进行了书写。

该编“绪论”指出，“人类基于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与生产有关的活动，乃是文学艺术发生的根本原因，人类的生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而人类最初的艺术现象，诸如讲述自然和生命的神话、两性相诱的歌舞、巫术的咒语、祈神的祷辞、试图进行捕获的绘画等等，正是由这双重生产的需要所导致。”[7]

这个文学艺术起源说，乃是根据近年先秦文学研究而对“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说的调适。

该书导论还从“史前时代与上古神话”、“夏商巫风与巫祝文学”、“周代礼乐与《诗经》”、“史官文化与历史散文”、“百家争鸣与诸子散文”、“荆楚文化与楚辞赋”六个维度探讨先秦文学“从神到人”的转变与发展。

在随后的具体论述中，先秦文学的宗教属性也得到了书写者的重视。如第三章《诗经》，作者强调颂诗多为祭祀活动中用乐或配舞之歌，在论述《周颂》中祭祖诗、《大雅》中周族“史诗”、农事牧猎诗时均强调其与祭祀大典的内在关联。

再如第六章《屈原与楚辞赋》，作者强调屈原创作深受巫觋文化的影响，《九歌》《招魂》《天问》“都是屈原在南楚民间固有巫歌、踏唱基础上加工、创制的一批楚辞作品，是南方巫觋文化的集成与结晶；同时，又因屈原给予艺术升华而成为极富欣赏价值的奇诗佳作。”[8]

袁世硕主编《中国文学史》

这样的论述，既重视其宗教源源，又重视屈原的独创性，揭示了先秦文学由“神到人”的转变。

这些新态势表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书写乃是大势所趋，宗教文学必将进入文学史书写。

三、《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与文学史书写的新突破

刘湘兰的《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是12卷25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9]第一卷上册，是作为《中国道教文学史》的渊源卷而设计的。

刘教授顺应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研究的新动向、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新态势，完美贯彻《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完成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的书写，可谓中国文学史书写领域的“及时雨”。概而言之，其突出成就有四。

其一、对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多元风貌进行了勾勒，搭建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的框架。

《中国宗教文学史》

该书先用6章的篇幅呈现先秦宗教文学的多元风貌：原始宗教祭仪与文体、文学形态之发展；《山海经》与上古神话；《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及对道教文学之影响；《老子》《庄子》对道教及其文学之影响；《诗经》中的原始宗教与神话；楚辞与楚巫文化。

然后用8章的篇幅呈现秦汉宗教文学的多元风貌：

秦汉诗赋与游仙、郊祀思想；《淮南子》中的神话与早期道教；《列仙传》及汉代仙人碑传；汉代对《老子》的宗教性改造；《老子变化经》《老子铭》与老子神话之建构；汉代谶纬文学与早期道教；道教形成的标志之作：《太平经》；道教形成的标志之作：《周易参同契》。

在横向呈现的同时，各章节之间又作纵向的梳理：梳理先秦宗教文学时，该书总是紧扣先秦宗教、先秦宗教文学对后世道教文学的影响而展开论述；在论述秦汉宗教文学时，该书又总是紧扣原始宗教、神话叙事、黄老道、方仙道、郊庙祭祀、谶纬神学如何一步步推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如何塑造了早期道教文学的风貌。这种渊源流变的视角完美地贯彻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作为《中国道教文学史》渊源卷的编撰理念。

其二、从宗教实践的立场对先秦两汉宗教文学进行了理论阐释，揭示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本质属性。

该书指出，商周宗庙祭祀仪式的差异导致了《诗经》“商颂”“周颂”文体和文本上的差异。

《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经典》

商人“尚声”，祭祀重视以歌、乐、舞祭神与飨神，所以“商颂”叙事详赡、语言典雅、回环往复、韵律协和、节奏鲜明；周人“尚臭”，祭祀更多用血牲、黍稷、醴酒祭神与飨神，所以“周颂”内容简略、文辞简要，缺少回环复沓之韵律。

该书指出，楚地的巫术活动、祭祀仪式、招魂仪式、游仙思想等原始宗教实践和理念是催生楚辞的温床：《九歌》为郊祀祭歌，其迎送的主神为东皇太一，其他九章为娱神曲，具有表演性质；《招魂》《大招》是招魂仪式中的歌曲；《离骚》用宗教神话描写两次远游、三次求女抒发屈原自己的怀抱；《远游》书写了远游之愿望、修炼方法和远游征程，开创了游仙文学传统。

该书还指出，《太平经》以先秦道家哲学中的气化宇宙论为理论基础，在汉代谶纬学说的神秘主义文化背景下，将“气”引入文学理论领域，提出了以“文气”为核心的文原论、推崇“正文”“真文”的文章功用论、反对“邪伪文”“浮华文”的文章批评论、强调章句应守“本文”的经典释读论，这一文学理论体系是立足于宗教实践以实现道教利益为第一要务的理论体系。这种分析说明，宗教实践之属性决定了宗教文学之属性。

《太平经合校》

其三、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先秦两汉宗教文学作品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文体特点和文体功能。

刘教授长期从事文体学研究，长于辩体。她指出，先秦宗教祭仪对先秦文体分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应礼仪制度、行为方式的需要而创作不同的文辞是先秦文体分类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

在她看来，祝祷文体作为人神交流的文辞，其撰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非常强，行为目的的相互对应导致了言说方式的相互对应，从而形成了祝辞与嘏辞、祷文与祠文、祝祷文与诅咒文这类功能相对应的文体。

这种辨体意识在分析《列仙传》和汉代仙人碑传时也有精彩的表现。她指出，“《列仙传》在史传的文本模式中，嵌入传主神奇玄妙的修仙故事，努力营造叙事的真实性效果，为了达到宣扬神仙学说的目的，又将史传必然存在的封闭性结局，改造成仙人长生不死的开放式结局。《列仙传》开创的这种仙传模式，为后世道教徒们所继承。”[10]

她根据刘勰“写实追虚”的碑文写作要求，判定汉代仙人碑《王子乔碑》《唐公房碑》《肥致碑》的文体特征是“征实追虚”。

在她看来，所谓“写实”就是选言录行不得虚妄；所谓“征实”就是仙人碑传对碑主出身、成仙经历、仙术的“真实”进行考察和确认；所谓“追虚”就是以适当的想象刻画碑主的情态、气质、风神，从而获得更为丰腴的人物真实和历史真实；这些仙人碑传的书写具有历史真实和宗教真实，以“事实性陈述”和“诗意和修辞要素”奠定其文体风貌。

再如，她从魏伯阳“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11]，“结舌欲不语，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12]的矛盾创作心态中找到了分析《周易参同契》文体特征的切口，指出《周易参同契》杂糅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辞赋、散体文、歌体等文体的文本形态，以及大量使用隐语撰写炼丹口诀的创作手法，是丹书既要传承丹道又要严守秘术下的最佳选择。

《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

这种文体选择和写作手法融文学审美与丹道传承于一体，开创了丹经道书、丹道文学的书写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渊的影响。由此可见，文体辨析在她那里可谓得心应手。

其四、从宗教史、文化史、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先秦两汉宗教文学，揭示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时代属性。

她指出，《诗经》中反映天帝祭祀、山川祭祀、农事祭祀、祖灵祭祀的祭祀乐歌是商周祭祀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乐歌承载着原始宗教文化的内涵，在经过改造进入礼乐系统后，为周代统治者的政教服务。

由此看来，这些祭祀乐歌既是宗教表达，又是政治表达，融宗教、文化、文学、音乐、舞蹈于一体。

《自我指涉与表演：柯马丁解释诗经等文本的策略》

这种宗教祭祀、祭祀乐歌在汉代发展为郊庙祭祀和《郊祀歌》、郊祀赋，反映祭祀天地、祖先的国家祭祀乐歌在汉武帝求仙旨意的影响下不仅表达了长生成仙的愿望，而且还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命的思考；

汉赋作家对以郊祀为核心的国家祭祀大典的描写，融入了赋家个人特有的神仙思想，这些神仙思想既有对汉代社会盛行神仙方术之风的反思与贬抑，也有对神仙方术的鼓吹与认同。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神仙思想皆以展现大汉帝国之威严为最终目的，彰显着大汉天子的王道精神，这也是汉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之文学的重要原因。[13]

她还指出，以河图、洛书、七纬为主干的谶纬思想体系是在汉代儒士和方士的建构、推助之下成为国家宗教的，谶纬进一步发展，与方仙道、黄老道紧密结合演变为早期道教，道教的经典、符箓、方术、神谱、宗教地理、宗教伦理及其相关文学很多取自谶纬。这种宗教史、文化史、文学史相结合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我们体认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刘湘兰教授的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书写不仅及时总结了先秦两汉宗教文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学术开创性，对于丰富先秦两汉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