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静，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非关系整体定位实现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跃升。中非经贸合作特点鲜明，主要表现为双边贸易呈现“量升质优韧性强”态势，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产供链全链条发展、产业集群化升级，经贸制度安排走向区域规则对接。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非经贸合作进入新一轮战略机遇集中释放、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叠加的新周期。未来，中非应以深化双方经贸规则对接为引领，以加快产供链融合发展为根本，以推动双向赋能为关键，以加强安全和发展统筹为保障，进一步优化路径，推动经贸合作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关键词

中非关系 经贸合作 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以来，在“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指引下，中非关系整体定位实现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跃升，中非经贸合作也随之全面加速、提质升级。中非以“共同发展”为基石，合作领域向多元化多层次拓展，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可持续性与互利共赢，合作制度化水平大幅提升。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中非经贸合作的主要特征、机遇挑战并探析发展路径，更显重要和必要。

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主要特征

随着中非关系稳步提升，双方经贸合作超越传统垂直分工，逐渐迈向更高层次。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贸易结构不断升级，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相应拓展，推动产供链向全链条、集群化方向发展，实现从“以政府援助为主导的输血支持”向“以企业市场化投资与贸易为主导的造血赋能”转型，合作领域也从基础设施、资源开发拓展至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更多领域。

一、双边贸易呈现“量升质优韧性强”态势

中非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现已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入新时代后，中非贸易额屡创新高，2013—2025年，中非双边贸易额从2102亿美元增加到3480亿美元。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非出口产品大都为制成品，根据《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报告（2025）》数据，2005—2023年，中国对非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占比基本保持在95％以上，特别是“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对非出口快速增长，使中国对非贸易日渐呈现高端化特点。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也更加多样化，特别是特色农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截至2025年6月，已有19个非洲国家的31种次农食产品列入输华准入清单。2018—2025年，中国自非洲进口农食产品金额实现连续8年正增长，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国。

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2013—2024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投资存量由200多亿美元上升到400多亿美元，2020—2024年，中国年均对非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都在30亿美元以上。2025年，中国对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1％，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从历年中国对非投资领域分布看，2013—2016年，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五大行业占中国对非投资存量总额的80％；2017—2022年，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制造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五大行业占中国对非投资存量总额85％左右。2023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逐步由上述产业向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领域拓展，如中国华为公司已在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增加业务量；百分点科技在非洲全域都有业务覆盖；中腾微网计划加大西非和东非两个市场的联动，并重点开拓中南部非洲市场。从中国对非投资主体看，民营企业已成为对非投资主力军，2025年对非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已占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总数70％以上。中国企业与非洲合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不少企业已从“单一承包”向“建设—投资—经营—管理”转变，在产业合作上从单纯贸易向“投资影响贸易、贸易反哺投资”双向互动转化，并以创办产业园区、带动产业转移的方式促使非洲建立起农业、矿业产业集群，进而形成一脉相承、互为补充的上下游产业链。

三、产供链全链条发展、产业集群化升级

过去，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合作以独立项目投资为主，项目之间缺乏产业配套、联动衔接，也没有生态协同。而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非洲推动本地化生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非产供链实现全链条发展，产业实现集群化升级。在产业链延伸方面，对能源、矿产、农产品等领域，中国企业由单纯地从非洲进口原料的贸易模式转变为在非洲本地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模式。例如，自2024年以来，湖南省在卢旺达推行辣椒产业示范项目，以“产工贸一体化”新模式开展从育苗、种植到出口加工的全链条合作。在产业集群方面，中非双方通过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吸引中国企业集聚。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成的经贸合作区总产值499.6亿美元，向当地缴纳税收30.4亿美元，带动当地解决7.3万个就业岗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就是例证，自2008年成立以来，其推动埃及玻纤产业从零起步不断发展，填补了北非玻纤产业的空白，并集聚玻纤织物编织、玻纤深加工、运输等上下游企业，实现“园区＋产业链”良性循环的集群效果。截至2025年底，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集聚超200家企业，为当地创造约1万个就业岗位，吸引投资额超38亿美元。

四、经贸制度安排走向区域规则对接

回望中非合作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双方经贸合作机制经历了清晰的“三级跳”，即从单边让利向双边自贸试点，进而向区域自贸规则对接不断拓展。首先，从2005年中国首次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94个税目输华商品实施零关税，到2024年底对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全覆盖，再到2026年对全部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这早已超越单一贸易让利范畴，成为撬动非洲产业链升级、深化中非全方位合作的关键支点。其次，2019年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商签的第17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不仅为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更为中非经贸合作从单向优惠向双向互惠、规则协同的转变积累了规则经验与实践范本。最后，2026年3月，中国与尼日利亚签署的《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34个框架协定，标志着中非经贸合作正从以“单边开放、单边特惠”为主，转向以“规则协商、议题谈判、制度衔接”为核心的双边制度化合作新阶段。从单边特惠搭建合作“桥梁”，到开展双边自贸先行试点，再到如今以双边框架协定为标志的规则衔接，中非经贸合作机制已完成从扩大市场准入到贸易规则对接的转变，为未来中非整体性区域自贸规则对接奠定基础。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非经贸合作进入新一轮战略机遇集中释放、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叠加的新周期。从世界形势看，全球产供链深度调整，大国在非竞争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从非洲内部看，非洲一体化进程突飞猛进，非洲结构性转型需求与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突出；从中国发展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这些因素交织叠加，深刻影响并重塑中非经贸合作内外环境。

一、中非经贸合作面临新机遇

再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新机遇。近年来，受美国滥施关税、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以伊冲突和科技革命等诸多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价值链产供链加速重构，从以往效率优先、着重考虑成本的模式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和成本的模式，这一重构进程深刻重塑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显著的区域化、碎片化特征。跨国企业普遍把产供链中断风险、制裁风险、合规风险等纳入考虑范畴，开始从以往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利润最大化发展模式转向“多节点、多伙伴、多规则”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特别是中非合作发展态势良好，为世界经贸格局重塑提供“正能量”。中非政治互信基础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已成为南南合作典范。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方宣布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推动双方高质量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加速从基于优势互补的传统合作模式向产供链深度嵌合的合作模式升级。中非以此为契机积极培育农业、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合作增长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创新合作模式，探索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综合开发合作新路径，着力打造全球南方合作新样板和全球价值创造新高地。

非洲一体化进程与中国制度型开放同频共振，释放巨大制度红利。2015年通过的非盟《2063年议程》，勾勒出非洲50年后的美好未来，即成为一体化、繁荣与和平的非洲。此后，非盟和非洲国家大力推进一体化进程，以建立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为标志，积极推动统一市场和统一规则建设来引资引智，为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基建、产业投资、数字贸易、技术投资等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改革，旨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通过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非盟《2063年议程》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推动零关税制度化，并与非洲相关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等，不断提升双方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非洲可预期、可依赖的发展空间。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国制度型开放叠加，为中非产供链合作与投资联动提供更加强劲动能，推动中非形成更大范围的双向开放、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非洲结构性转型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相互赋能。非洲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部分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单一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差，亟须向多元化、数字化、高附加值等产业转型。自2021年起，由非盟推动、非洲国家普遍参与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快速展开，有力提升非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弥补其产供链短板，强化其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共同立场，也为中非合作带来重大机遇。非洲城市化发展潜力巨大，据经合组织《2025年非洲城市化动态》报告，自1950年以来，非洲大陆就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地区，年均城市增长率为2.3％，预计到2050年时非洲将有11139个人口超过10000人的城市。非洲拥有世界最年轻的人口结构，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非洲人口总数约为15.5亿，其中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8％，60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8％。此外，预计到2050年非洲人口总数将增至22亿，其中80％的新增人口将被城市吸收，约2/3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这将带来基建、住房、交通、能源、公共服务等众多复合门类、综合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潜在市场。可以说，非洲深层次的转型需求与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创新供给等多层次需求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的技术、产业、资金、市场等，与非洲产业转型、自贸区建设、自然和人力资源、城市发展潜力等形成优势互补，为双方从单纯商品贸易转向产业共建、共同发展乃至双向赋能奠定坚实基础。

二、多重因素干扰使中非合作面临系列挑战

一些大国在非洲博弈加剧，使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新困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7％，比2025年略低，大大低于疫情前约3.2％的平均水平。同时，一些国家肆意推行“本国优先”政策，经济、贸易和关税政策摇摆不定、缺乏连续性，使全球经贸领域竞争加剧，贸易壁垒从传统关税向产业链、技术标准、绿色规则等多维度延伸，非洲国家深受其害。而随着非洲在关键矿产、城市化发展、劳动力年轻化等方面的潜力持续释放，大国对非政策相继转型，给非洲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将对非洲的优惠贸易计划《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延长至2026年底，为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涵盖超过1800种产品；欧盟将非盟定位为“战略伙伴”，将欧盟—非盟峰会机制化，与非盟商讨合作事宜，其优先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关键矿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债务问题等；俄罗斯不但将对非关系作为优先事项写入《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还通过俄非峰会、俄罗斯—非洲伙伴关系论坛等机制推动双方合作；日本通过机制化召开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非洲国家加强产业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2025年召开的第九届会议上，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提出“印度洋与非洲经济圈倡议”，试图建立连接非洲和印度洋的新物流网络，打造一条贯通印度、中东、非洲的工业产品和矿产资源供应链。这些大国重视并调整对非战略，虽然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机遇，但其出发点是自身利益，许多政策并不符合非洲实际，其无序竞争也给非洲带来“意大利面碗”效应，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扰，部分国家甚至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协议中设置针对第三方的“毒丸”条款，间接影响中非经贸合作。例如，2026年1月，肯尼亚《标准报》报道称，肯尼亚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在美国施压下被迫暂停。美国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签署协议可能影响肯尼亚加入美国“战略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STIP）的前景。

非洲经济基础薄弱，脆弱性较高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工业基础条件不佳、技术人才缺乏、资金短缺、经济模式单一等，是大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共性难题，加之发达国家长期将非洲当作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利用贸易、技术和规则优势在非洲赚取利润差，试图将非洲牢牢限制在产业链低端，使不少非洲国家特别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国家难以实现产业和经济转型。受此影响，很多非洲国家仍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为支柱产业，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国际大宗商品出现价格波动，这些国家极易陷入困境。例如，美以伊冲突导致的全球油价波动及产供链紧张，给部分非洲国家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那些燃料、粮食、化肥等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同时，由于非洲国家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造血能力差，投资回报率低，难以吸引足够的外国直接投资助力经济发展，一些国家因此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和贷款来维持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一旦外部环境不稳定导致经济下滑，就易使其陷入发展困境甚至出现债务危机。2025年11月，非盟主席马哈茂德·阿里·尤素夫表示，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达1.8万亿美元，2024年仅偿债支出就超过700亿美元。庞大的偿债支出不但挤占非洲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阻碍其经济转型，而且给中非合作项目特别是大型基建、高新技术产业等资金要求高的合作项目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政治风险与安全赤字叠加，严重影响非洲营商环境。2026年是非洲“超级选举年”，多个国家都将举行总统或议会大选。一些国家通过选举改善国内政治生态，也有一些国家因选举而矛盾激化甚至爆发冲突。例如，南苏丹能否通过选举缓和各派矛盾，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将决定国家是走向和平发展还是继续沉沦。此外，过去几年非洲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网络持续扩张，使地区安全风险飙升，恐怖袭击频次大幅增加，致使相关伤亡人数超过全球总数的一半，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及相关国家约400万人流离失所。政治选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带来的风险使很多投资者对非洲望而却步。

中非经贸合作未来路径

展望未来，在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中非经贸合作可紧扣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以强化双边规则对接为引领，以加快产供链融合发展为根本，以推动双向赋能为关键，以加强安全与发展统筹为保障，用足用好新机遇，妥善应对各类挑战，开启中非经贸合作新局面，实现中非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和中非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共赢目标，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树标杆、添动能。

一、深化双方规则对接，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经贸制度体系

用好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这一重大机遇，深化双方在规则、标准互认和机制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持续释放中国制度型开放和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红利，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一是打通中国零关税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在零关税基础上，逐步完善从非洲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规则、品控标准管理、检验检疫和食品卫生检验等细则，减少标准和规范差异对中非贸易往来造成的影响，有效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二是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对接。积极落实《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年）》和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等，推进中非数字贸易规则对接，设立中非贸易数字化互信验证平台、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积极推广电子单一窗口等贸易便利化平台，整合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多个部门的业务流程，实现报关、缴税、许可证申请等环节的一站式在线办理，不断提升双方贸易数字化、便利化水平。三是继续推进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截至2026年4月，中国已与34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在更便利的贸易、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更现代的发展领域等四个模块下积极协商，切实为推进中非经贸合作提供长期、可靠的制度保障。

二、推动产供链融合发展，构建“产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共生体系

发挥中非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优势，遵循全球产供链转型趋势，深化双方产供链合作，实现从贸易伙伴向全链条合作升级，助力共建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一是推行“产工贸一体化”模式。将中国传统产业转移升级与非洲工业化能力培育结合起来，顺应非洲本土法案要求，推动非洲农业、矿业等产业领域由原料输出向产地初加工、精加工延链发展，支持非洲积极承接纺织、装备等产业转移，通过延链建链发展进口替代型产业。二是加强产业园区合作开发建设。创新“两国双园”联动模式，支持中国企业在非进行特色经贸园区投资、建设、运营，推动建立中国园区与非洲经贸合作区联动机制，加强政策互认、数据互通、物流互连，以园区链式合作促进产业链式分工，在农林资源加工、服装皮革、建材、家电等产业领域形成中国园区负责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制造、非洲园区负责原料加工和组装生产的跨境分工格局。三是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围绕数字经济，支持手机、电脑等制造企业在非组装生产，支持电商、算力、智慧城市、软件、人工智能等企业提供中国方案，助力非洲数智化发展。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新能源开发建设，加大新能源汽车产销合作，支持非洲进行燃油车替代，推动非洲国家能源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三、提升双向赋能水平，构建互利共赢跨境要素配置体系

对接中非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需求，提高合作共赢的能力和水平。一是把技术赋能作为推动非洲实现从资源输出到工业化跨越的催化剂，通过投资设厂、产线共建等方式将中国成熟且适配非洲的轻工、建材、家电制造技术与管理经验整体输出，促进本地化生产，释放技术溢出效应。二是把金融赋能作为缓解债务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换器，积极参与G20共同框架下的债务处理，创建“资源—基建—产业”联动融资模式，深化多边金融合作。三是把投资赋能作为从传统基建到城市化与产业化互促发展的加速器，突出市场化原则，继续加强对非城镇化基建投资、数字化与绿色化新赛道投资，为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铺路。四是把人才赋能作为推动非洲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升级的推动力，特别是针对非洲劳动力年轻但技能不足的情况，通过鲁班工坊与职教出海相结合、使用和培养相结合等方式，提升中国企业在非培训当地工人的数量和质量。

四、加大双重统筹力度，构建互信协同的安全发展体系

安全和发展是中非合作共赢的基石，双方应加强统筹协调，共同应对非洲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将安全治理嵌入发展合作全过程，构建“发展带动安全、安全保障发展”的完整闭环。一是全面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争取联合国为非洲自主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强化非洲自主应对安全能力。在萨赫勒地区等非洲重点区域建立全球安全倡议合作示范区，探索构建安全治理新模式。二是协同完善安全保障机制。深化中非执法安全合作，定期举办中非安全治理高层对话，将安全合作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提升制度化水平。用好大数据技术，在萨赫勒、大湖地区等高风险地带，建立动态的涉非政治、安全与债务风险大数据预警平台。鼓励中资企业聘请专业安保团队，发展多元化安保力量，降低人员与项目受损风险。三是以发展促安全。用好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的资金支持，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小而美”民生项目、数字示范项目、兴农惠民项目等建设，促进非洲青年更好就业，助力消除贫困与不平等，切实从根源上减少安全风险。

《当代世界》（2026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