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曾试图阻止对伊朗冲突升级，但外交努力失败后，他在党内承受更大压力。国务卿在上任第一年的表现极为高效，但在战争问题上一直刻意回避。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里，副总统J. D. 万斯主要扮演白宫指定的“强硬派”角色。

他并没有缓和特朗普的尖锐风格，反而被要求——或者说主动选择——表现得比总统本人更强硬。无论是公开向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施压，为明尼阿波利斯的移民打压政策辩护，还是前往格陵兰进行一次带有象征意味的访问——那里正是总统念念不忘的冰封目标——他都在这一角色中不断加码。

如果把对伊朗的战争视为一种愚蠢且危险的陷阱，那么相比那个似乎沉浸于由本能冲动驱动的保守主义政治中的副总统形象，当前这个版本的万斯显然更受认可。

相对而言，马尔科·鲁比奥在担任国务卿的第一年表现极为高效，但他在伊朗问题上的姿态却一直是回避性的：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推动和平，他都让其他官员去承担风险，而自己始终给未来留下回旋空间。

不过，共和党的政治逻辑往往并不符合这种偏好。更受欣赏的这个版本的万斯，在他党内对手眼中，恰恰显得政治上有所削弱。从网络上的协同攻击，到《华尔街日报》和本·夏皮罗的尖锐批评，右翼内部那些对万斯持怀疑态度的人显然认为，这位副总统目前异常脆弱，而鲁比奥在2028年出线的情形确实并非不可想象。

怀疑万斯的人手里也并非没有依据。鲁比奥在新罕布什尔州一项新的2028年共和党初选民调中缩小了与万斯的差距，在博彩市场上也没有落后太多。此外，也完全可以说，万斯最初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判断正确，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多政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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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外界对这场冲突的疑问越来越多，共和党基层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听到“总统发动战争是一个严重错误”这样的说法。而且，无论如何，副总统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展开竞选。

既然万斯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必须为自己的上司辩护——那么他的立场也不可能真正赢得反战右翼的充分认同，无论这一派由塔克·卡尔森还是乔·罗根代表。

这一困局原本可以通过一项由万斯促成的和平协议来化解。那样一来，副总统既可以把某种“胜利”归功于特朗普总统，也能在那些对局势看得更清楚的人那里，为自己赢得谈判者的声誉。

但显然，结束战争的努力至今没有成功。2026年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主要由万斯谈成——如今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随波漂流，弹痕累累。

因此，可以说他现在陷入了一种僵局：在主张更强硬路线的人看来，他成了政府不够强势的替罪羊；而在希望看到和平斡旋的保守派眼中，他又没有取得足够的外交成果，无法令他们满意。

不过，万斯的批评者面临的难题在于，仅仅讲述一套“伊朗战争让他付出政治代价”的叙事还不够。他们还必须讲出另一套更完整的故事：万斯已经被削弱到足以让特朗普本人决定转而扶持鲁比奥作为接班人。因为如果没有特朗普的默许，国务卿根本不可能公开与副总统争夺接班位置。

在战争刚开始时，这样的情景确实可以想象。如果冲突进展顺利，万斯最初的反对看起来就会显得愚蠢，而鲁比奥则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支持强硬且成功外交政策的人物。

但在目前这种困难而僵持的局面下，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因为万斯最初反对战争而对他更加怀疑。事实上，有报道说，总统最近几个月反而更看重这位副总统——尽管万斯减重成功似乎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此外，万斯关于这场战争最具争议的一些评论，尤其是他对以色列立场的批评，几乎可以肯定也反映了总统本人的挫败感。

那么，鲁比奥究竟要怎样才会成为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如果战争长期陷于僵局，最终又以令美国难堪的方式结束，很难想象，一场以“万斯过于和平主义、过于反对干预”为核心论点的共和党初选竞选会取得成功。

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升级敌对行动，战争演变成更大的灾难，那对所有潜在接班人都会是坏消息，但几乎不可能因此推动一场抛弃万斯的运动。

这样一来，只剩下一种情形：特朗普大幅升级局势；副总统反对升级，而国务卿支持升级；伊朗政权随后崩溃，并连带压低汽油价格；特朗普因此把胜利归功于鲁比奥，同时把万斯视为曾试图阻止这场胜利的人。只有在那样的未来里，鲁比奥赢得2028年才值得押注。但同样也不会押注那样的未来真的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