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 柳立子
多年以前，《新周刊》曾把广州描述为“说不清楚的城市”。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柳立子觉得，这个形容当时听着似乎有些刺耳，但如今看来，“说不清楚”或“面目模糊”都可以有一种现代的奇妙解读——意味着这座城市是多元多样的，能容纳各种可能性。
什么是“广式生活”？很多人以为是早茶、是靓汤、是人字拖。这些都对，但都只是表面形态。柳立子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研究这座城市的文化脉络，慢慢琢磨出一套自己的理解——广式生活，是一套关于“怎么活”的哲学。
这套“怎么活”的哲学，包括广州人如何建立自己生活的根基，再找到自在的活法。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可以与人的成长路径完美结合起来。柳立子主编的《广式生活》是以广州生活方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集刊，它提炼出广州文化基因：“勇于尝鲜”的求新精神、“厚生重情”的人本理念、“中和通达”的包容品格以及“乐天自得”的生活哲学。
“广式”已然是一个很深入人心的词语，搜索“广式”，结果会自动关联到各种各样的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域生活元素和场景，比如广式煲汤、广式凉茶、广式餐饮、广式家居、广式时装、广式音乐茶座、广式商住楼、广式服务等，它们都指向一种较高品质的生活情趣。柳立子参与写作的学术论文中有这样的观点，“ （广式事物意味着人们）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累积，从而带着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演变文脉和特质，并持续为岭南地域人群提供着共同的生活行动指南”。
广州市猎德村的龙舟比赛。
广式生活是一套生命力很强的哲学。2000多年以来，它吸纳着多种多样的人进入这座城市，在这里产生新的互动、创造新的文化。广式生活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活法。“哪怕很多东西在变，” 柳立子说，“最后广式生活方式还是会胜出的。因为它遵从的是人的内在本真需要。”
把时间拉长来看，1000年商都史、100年百货史、30年商圈史，本质上是一部“空间如何服务于普通人日常”的试验史。十三行是广州人与世界相遇相知的空间，长堤的百货大楼是广州人与百货眼见手触的一站式不二价空间，天河路商圈则是广州人与城市互动共长的空间。每一次空间形态与商业模式的迭代，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普通人需要怎样的空间和生活方式？广州总能率先来回应他们的需要。
广州真正擅长的，是把人们随时代变化而产生的生活需求，都折叠进一个普通人能走进去的空间、一些具体可感的物件和食物里。
勇于尝鲜：喝头啖汤的智慧
广式生活，或者可以从“广式煲汤”说起。广州人爱说“喝头啖汤”，由此引申出俚语“头啖汤”（第一口汤），它比喻敢为人先的精神，更是一种实践上的精神。
汤是广州饮食文化里很有代表性的一脉，据《广式生活》所记，在清末民初，广式饮食才发展出更系统的汤的谱系。很多人以为 “喝头啖汤” 就是“敢为人先”，什么事情都是越早越好，但在广州待久了，柳立子发现不是这样。
“鲜是一瞬间的，尝鲜则需要紧抓瞬间的最佳时点。就像煲汤，火候过了不行，时间不够也不行。太早入局，市场或态势还没到火候，你就可能成为炮灰。广州人真正厉害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
柳立子举了天河体育中心作为例子。在1987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之前，广州只有一个火车站。柳立子提到，为了多建一个火车站，广州一直争取，直到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前几个月才获批。当时项目现场还是一片荒地，按常规计算工期至少需要8个月，但仅仅75天，广州就把当时一个很小的客运站改造成了能接待运动员的火车站。
后来，天河路商圈成为全国第一个万亿级商圈，有人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天河？为什么是广州，而不是北京或上海？柳立子的回答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河体育中心的选址本身就是机遇，那里是脱离了老广州的传统区域、一片待规划的开放式空间。当时老城区被传统批发市场占据，很难满足现代百货和商业综合体的发展需要。而天河路商圈的出现，恰恰是这座城市在世纪之交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探索。
据她的研究和观察，广州是一个自我迭代能力很强的城市，国际上最新的百货模式和超市形态引入到这里，广州能迅速将其转化成国人需要且接受的样态，并向全国推广。在世纪之交，广州常常是其他城市的学习样本，生意人来此学习商业门道。
“广州就是这样，不给你框定方向，市场需要什么，广州马上应变。”柳立子也研究过广彩、广绣，它们遵循类似的商业逻辑——把别人的技艺拿来，在广州经过加工、升级、市场实验。“客人要岭南元素就画岭南元素，要外国图样也能画外国图样，而不是师傅教什么徒弟就只能画什么，因此短时间内可以做出很多新的花样、新的产品。”
而年轻人也在尝试新的生活。有人把旧厂房改成复合空间，选址遵循“这家店看起来舒服”的标准；有人转行开面包工作室，每天定额出炉，卖完关门，不经意成了网红店，把生意嵌入生活。他们让广州的街巷和商场里不断冒出一些不拘于常规却让人更愿意走进去的角落。
从地缘文化来说，广州“生猛”的根源是复合的。生猛是岭南人自古以来的生存之本，海洋文明又赋予了岭南人敢于冒险、开拓的精神，这些特质也成为推动近代民主革命和现代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广州一直是一个善于把别人的东西组装、转化到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创造，再向外输出的城市。”柳立子总结。这样的活，广州一干就是2000多年。
中和通达：适时应变的理性
所谓的中和通达，是指岭南文化中通达知变、开放包容、和合共赢的文化基因。早期岭南文化，特别是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是一种后发式、边缘性的文明形态。在长期的百越融合、多次的中原人口规模化输入的过程中，岭南不断提升自身社会经济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客观上养成了从外来文化中吸收精华的内驱力和包容度。
因此，岭南人自然有了见多不怪、宽广包容的视野与心态，得以与海外文化自主平等地交往、融合。柳立子提到，在交往中讲究和气生财，通过“讲数”来化解冲突、解决问题，是广州社交和商业的一种底色。
多年前一个广州生意人跟柳立子讲了一番话，直到现在她仍记忆犹新。“他说，我们一起做生意，赚来一块钱，我只关心我那三毛钱能不能落袋为安。其余七毛钱是北京人赚了还是上海人赚了，我不关心也不纠结。”柳立子觉得这是真正的通透豁达，“广州人想的是，有得赚就很爽，他们要赶紧去赚下一个‘三毛钱’。”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广州人做事的风格。柳立子举例，广州在商住地产开发领域开国内之先河，在广州乃至其他城市开发的项目，会由不同开发商合作拿下，各自提供优势、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也是广州打出的样本，“广州人不太在意面子，也不在意一时得失。大家坐下来聊，都是为了把事情做成”。
这种做事风格也与本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有关。珠江三角洲平原早期陆地面积有限，且岭南山海交错，加上当地气候湿热、山林密布，蚊虫滋生、瘴气弥漫，“人们每天都要辛苦‘揾食’，天气潮湿闷热，食物存不住，因此人们必须天天吃新鲜的食物”。柳立子分析，要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活下来，人们就必须务实，必须组团，必须不断尝试新活法。就如秦朝派赵佗带几十万军队来岭南，最后靠的是“以和为贵”的理念——赵佗主张传授农耕技术、提倡汉越通婚、尊重越人习俗，推行“和辑百越”政策——才为本地人所接纳。“这不是征服，是互补。大家坐下来谈，谈怎么才能一起活下来。”
“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如今仍能反映到广州的商业上。广州生意人倾向建立可持续的商业合作关系，对“捞一票就走人”有一种反感。他们既有坚守，也有变通，注重灵活便捷，力促和谐共赢。
柳立子认为，广州在我国属于“因商而立、因市而兴”的少数城市，与其他更多依托政治、军事或重工业而兴盛的城市差异较大。广州城的形成，具有鲜明的自发性，而非完全自上而下规划形成。商业发展使一部分人口分工转移，脱离土地。这些在城里生活的人得不断琢磨：什么东西能赚钱？最终，他们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座城市。
临近中秋节，广东广州西门口光孝路挂满鱼灯笼，市民前来观光。
“中和通达”同样呈现在城市空间的使用上。老字号与网红店共存，商场与社区街市相邻，空间没有被划成泾渭分明的领地，就像广州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能谈成合作就认真谈，谈不拢则下次再合作，绝不翻脸。广州用空间语言复述了那句老话：和而不同，各安其位。
“吃”也是达成“和”的一种方法。广州是中国近代餐饮业（特别是现代酒楼和茶楼文化）最发达、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大量的人需要工作、社交、谈生意，才有了对外营业的茶楼、西餐厅、戏班子。“‘食在广州’也因此才立得住。”柳立子说。
乐天自得：生命本真的追求
所谓的乐天自得，是广州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信、自适、自在的能力，这根植于对自然、生活、社交的深刻理解。在面对自然变化和社会变迁时，广州人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不强求、不抗拒，通过顺应和适应形成自己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自得和自在，正是广州人主体性意识的彰显。
这也与广州较早进入近现代都市社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之地有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岭南人在与外部世界的频繁交流中，始终注重保有自主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成功不一定指向拥有更多的财富。柳立子总结，最好的广式生活样本是这样的——他们什么都尝试体验过，什么人都接触交流过，最后进入一种“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状态。这也类似一个人的成长路径，从敢于尝试，到学会跟各种人合作，最后达到精神上的自洽。
“叹”是粤语俗语，即享受之意，“叹茶”就是一种享受。“叹茶”的茶楼一开始只是肩挑负贩者的歇脚去处，但因为茶楼人气聚集，很快成为商贸发达的岭南地区各行各业买卖斟盘和互通信息的地方。工作和休闲两不误的“叹茶”逐渐成为广式生活的一大重要特色。而这种“叹”没有对阶层和财富的要求，是所有人共有的精神放松方式。
《广式生活》中写道，广州本真的烟火气，是穿着人字拖的街坊与西装革履的精英，在云吞面档前有着味觉共识，牛杂摊与米其林餐厅共享同一片天空。在广州，一餐一饭，强调的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这也是饮食在广式生活哲学里显得异常重要的原因。
外界老说广州有“烟火气”，柳立子说这是源于人的松弛感，“广州人的松弛感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她认为广州有一种“同化”的能力。“不是因为广州人多厉害，而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确实让人活得舒服。你来了，就会慢慢认同。”“广州人见惯了世界，见多不怪。他们在外面经历过大风大浪，回来也能把家里的小花小草照顾好。”柳立子说道。
就像粤语中有句“辛苦揾嚟自在食”的俗语，意思是辛辛苦苦赚钱就是为了舒舒服服地吃。广州人普遍信奉“忙忙碌碌赚钱，开开心心花钱”，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商场和食肆总是灯火通明的原因。
日常的哲学、饮食的情感、空间的使用、艺术的观察，落脚点是一致的：广式生活“始终把人的真实感受放在优先级，不追求系统完美，只在乎具体的人在其中找到舒服的姿势”。在广州，自在是一种被允许的、被尊重的、被城市空间和文化基因双重担保的活法。
一座城市用2000多年的时间反复打磨同一种生活哲学：“怎么活”比“活成什么样”更重要。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复一日的具体生动。“最后通过时间沉淀胜出”的秘密，大概就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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