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汪东兴走完了99岁的人生。关于这位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老将，外界常有一种印象：他对改革开放不太适应，甚至抱有成见。家人的说法却更细一些——老人家并非反对改革，只是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始终放心不下。
这种态度，不能脱离他的经历来理解。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1930年代参加革命，经历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中央警卫系统工作，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很近。
他熟悉的秩序，是在战争和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中形成的。任务下达以后，干部带头执行，群众服从安排，事情讲纪律，也讲政治责任。这样的经历让他重视稳定、纪律和组织观念。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流通、个体经营、地区差异和利益调整，对他而言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套陌生的社会运行方式。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汪东兴当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是党内重要领导人之一。不过，他在改革方向上的认识，与新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差异。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等职务，随后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这次离任并不等于他被彻底否定。汪东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承担过重要工作，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安全保卫方面有很深资历。但政治路线和国家发展重点发生变化后，老一代领导干部的经验结构，也需要面对新的考验。
家人后来提到，汪东兴对农村改革并不是完全否定。他知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生活状况也有改善。让他感到不安的，主要是城市中迅速出现的贫富差距、投机风气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日子是宽裕了，可不能只认钱。”这类话，据家人回忆，他晚年偶尔会说。话里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却也包含着他的判断标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群众，制度调整不能只看眼前收益，干部更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他担心市场冲击，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一切变化。汪东兴本人一生重视实际工作，早年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做过基层事务，也经历过艰苦环境。他更习惯从粮食、生产、纪律和组织效率这些具体问题观察政策，而不是从经济学术语出发谈论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逐渐明确。对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多年的汪东兴来说，这一变化带有很强的时代冲击。他没有重新进入政策中心，也没有公开发表系统性的理论文章，因此很难说他对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持何种具体意见。
能够确定的是，他对“先富起来”背后的社会分化较为敏感。改革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发展起来，但如何处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家人所说的“有些成见”，更多指向社会风气和利益失衡，而不是简单反对经济体制改革。
曾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没有积极答应。以他的身份和经历，完全可以写出大量中央机密、警卫工作的细节，也可以评价许多历史人物。但他晚年很少主动谈论政治得失，担心文字一旦公开，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沉默，既有个人性格因素，也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
汪东兴晚年的生活相对简朴，公开活动不多，子女也很少借助他的经历扩大影响。他保留着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活习惯，强调节约，重视纪律，对铺张浪费尤其反感。有人问他怎样看待社会变化，他往往不作长篇解释，只说：“把事情做好，把群众的日子过好。”
这句话很符合他的思维方式。汪东兴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也不是改革开放的理论阐释者。他的判断更多来自长期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经验，因此容易把市场变化带来的活力，与社会风气中的拜金、失序混在一起观察。说得直白些，他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却对改革伴生的问题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
评价汪东兴，既不能把他塑造成坚决反对改革的人，也不能忽略他确实存在的认识局限。他赞成改善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反感的是脱离群众、追逐利益和纪律松弛。2015年8月21日，他在北京逝世，相关治丧安排从简。关于改革开放的那些疑问，也随着这位老人的离去，留在了他所经历的那个转折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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