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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公映，这是首部将镜头正面投向“中央文库”这段隐秘档案史的剧情长片。导演郑大圣介绍说，选题源于上影厂知名编剧贺子壮的建议——1931年至1949年间，前后十几任接力守护党的两万余份秘密档案，“直至上海解放后清点：104包、16箱，全部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这个事情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是个大大的问号”。他查阅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当年私人日记与报纸民生版面，越看越发现“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过”。
电影《密档》海报
郑大圣没有把它拍成刺杀、劫狱、追车式的谍战片。首映礼上他讲得很直：“男女主角的任务不是刺探情报、刺杀敌人、转运物资，而是‘守’和‘藏’，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影片把1942年日军进占租界后上海最暗的三个月压进一栋石库门，拍“日常中的反常”，拍地下党怎么买菜、怎么跟房东周旋、怎么在煤球炉边把文件重新捆一遍。
“我想拍地下党怎么过日子？我想拍小市民们在至暗时刻里怎么熬过每一天？”在他看来，中央文库的留存“是一个奇迹，而且这个奇迹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发生在寻常人群里”——“沦陷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褶皱里的过程……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试试看，在一部故事片里，把这个平静而伟大、平凡而奇迹的过程描述出来。”
大银幕只把镜头收束在1942年日军进占租界后上海最暗的三个月、一栋石库门、一对“守”和“藏”的夫妻，真实历史则更漫长、更庞杂、更坚韧，甚至更暗哑——是以不妨在走进影院前，收下这份中央文库的隐秘传奇。展卷之际，我们不仅可以窥见电影主创的匠心，更应铭记那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导演郑大圣在上海首映礼上的发言
从戈登路到恺自迩路：中央文库的建立与制度奠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文件管理处于自发状态。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党中央逐渐意识到系统保存历史记录的重要性。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成立，内设文书、会计和交通三科，文件工作由文书科负责，中央文件进入分散保管与部分集中保管并存的管理阶段。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10月，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下属的文件保管处成立，地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恒吉里门牌已不存，原址在今江宁路周边小区）。文件保管处的主要职责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文件保管处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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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宁路673弄10号的石库门里，近日展开“备交将来”档案文献联展。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洁 潘妤(01:15)
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建秘密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192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对秘密机关运作、人员身份掩护、接头联络方式、应对敌人搜查、密件伪装方法、保密纪律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同志信》中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集中统一管理文件档案的指示。此后，各部委的文件大量集中到文件保管处。到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文件保管处已经积存了20余箱文件资料。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文件保管处被撤销。但这些文件仍需长期安全保存。经周恩来与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张唯一共同商定，将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库”这个名称是1982年以后才有的。1949年以前，无论谁负责，都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库”相称。1979年10月23日，邓颖超到中央档案馆视察，首次提到“周恩来1931年在上海建立了两座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库”，这才开始有了这个称谓。1982年，档案工作者在上海与吴成方、陈来生、韩慧如、周天宝等座谈，他们提议把“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文件库”简称为“中央文库”，此后才真正有了这个称呼。
中央文库建立后，周恩来直接指导文库工作。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31年2月，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发现文件管理较为混乱——未经整理的文件与报刊、图书、宣传品混杂堆放，其中不乏机密要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文件管理不规范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风险。他当即指示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是瞿秋白的代称。他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共七条，篇幅三页，行文简明。办法明确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以及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在草案的最后，还特意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瞿秋白特意在“将来”两字旁打下着重符号，体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革命低潮时期的坚定信心。周恩来对《文件处置办法》十分满意，亲笔在首页上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他还提出重要文件最好保存三套的想法：一套由文件保管处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产国际，远程存放；一套本地异处备存。后来，计划送共产国际保存的设想受形势和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异处备存文件交顾顺章负责后，也已销毁。至此，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成为唯一系统留存中共中央早期情况的历史记录。
《文件处置办法》是现今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机关文件管理规定，是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其核心在于提升文件归档管理的安全性和科学性，其中蕴含的档案工作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张唯一与陈为人：前两棒的血色交接
张唯一，又名锦荣，湖南桃源人，1892年生。1919年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后由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他曾担任湖南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厅长，也曾从事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当组织向他讲明保管中央文库的目的和意义后，他欣然接受重任，并向党表示决心：“人在文件在，与档案资料共存亡！”
张唯一。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按照《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机关必须以“家庭化”面目出现。张唯一从中央秘书处选调于达和张小妹两名秘密党员，三人组成一个“家庭”。张唯一的公开身份是木材行老板，他办事沉稳老成，在这个“家庭”中又是“老太爷”；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身份是“少掌柜”和“少夫人”。日常生活中，这个“家庭”与房东和左邻右舍交往和气大方。如遇特务搜查，全家都能镇定自若，奉烟上茶，“热情接待”。由于工作到位，尽管这个“家庭”经常有特务、侦探、警察、巡捕“光顾”，但没有一次露出破绽。
1931年4月，中央文库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随即叛变。他不仅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地点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也熟知文库机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担任主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钱壮飞立即设法通知了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火速派人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连夜与张小妹分乘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档案运到上海金陵中路顺昌里自家的小石库门楼内。黎明前，当特务前来搜查时，戈登路1141号已是人去楼空。中央文库安全脱险。
1932年，张唯一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
《密档》讲述地下工作者徐书亭（袁弘饰演）、沈玉琳（李妍锡饰演）夫妇，以普通市民身份作掩护，在日伪严密搜查与围剿的绝境中，拼尽全力守护两万余件建党核心绝密档案。
陈为人，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正在湖南省立三师求学的他和蒋先云、夏明翰等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夏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就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被第一批送往苏俄学习，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底回国，曾先后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底在沈阳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29年经党营救出狱，后调往上海；1931年春，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逮捕，年底获释。尽管此时陈为人已患有多种疾病，身体极度虚弱，但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后，他放弃了休养的打算，坚决接受这一使命，立誓：“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
陈为人是湖南人，即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房子里完全按照中央关于秘密机关家庭化的指示布置。有书柜、藤桌、木床、放花椅、圆木椅、圆木凳、衣架和一些厨房用具，陈设简单但与商人身份适应。白天，陈为人与韩慧英出现在楼下，衣冠楚楚，处事大方，轮流在客厅以谈生意应付环境；一到晚上关上店门，陈为人就来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要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纸片。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央文库的存放尽量缩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原20箱文件被压缩到6个木箱内。
陈为人还根据文件类别、目录，制定出《开箱必读》，详列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他在《开箱必读》开头写道：“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清大纲，然后才能按目录次第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按照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和张唯一单线联系。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就立即转移。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
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房边长期放有火柴，将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放进去烧掉。陈为人还和韩慧英商定，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很紧张，他们就把文件搬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白俄人家中会藏有共产党的重要机密。
陈为人。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一晚破获了中共上海八个地下活动地点。张唯一在文安坊的联络站被破坏，不幸被捕。两天后，不知情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的特务逮捕。韩慧英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刚从河南乡下来的，到上海来找表姐，走错了人家。敌人看她像个乡下女人，没有过多为难她，但仍将她关押起来。在狱中，她始终不改口，敌人抓不到她的任何人证、物证。
陈为人在妻子被捕当天就从内线得到消息。他没有时间去营救亲人，第一反应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租了一幢二层楼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家当”——中央文库的文件档案，转移到那儿。
在极端困难中，陈为人独自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同时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每月30块银元的房租是沉重负担。全家一天只能吃两顿红薯。为了瞒过房东，他在楼下煮好红薯后，盖上一片干鱼再往楼上端，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看见要吃。楼下摆放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以维持一个木材行老板的表面文章。
陈为人早年入狱时染上的肺病日益严重，经常咳嗽吐血，无钱医治，只能买萝卜当水果润肺。他写信将妻妹韩慧如从河北正定叫来上海帮忙照料孩子。韩慧如到来后，承担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她把自己当小学教师时积攒起来的300块银元给了陈为人，但这只够付10个月的房租。为了交足一年的房租，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全卖光了，能卖的衣服也都卖了，甚至连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
韩慧如、韩慧英。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36年秋，经过多方努力，陈为人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受党组织委托，正在四处寻找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两人在一家饭店楼上接头，以《三国演义》和一只梨为暗号对上。徐强后来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中央考虑到陈为人病重，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他人保管。陈为人将全部文件完整无缺地送到法租界恺自迩路的指定地点——一幢石库门房子。接收文件箱的一位女同志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一边连声称谢，一边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完成任务回到家中，陈为人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党组织送他到医院治疗，但他不愿多花党的经费，两次偷偷跑回家。他坚强地说：我不住院，我要为党工作。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满怀信心，乐观地对妻子说，待病好后，一起回山清水秀的家乡——江华瑶山，并轻吟着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湘水流，湘水流，九嶷山云雾至今愁……”
陈为人的后人在上海首映礼上发言。
辗转：多人接力的漫长岁月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徐强接手后，因自己对外联络频繁，不便直接保管，又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父是上海黑社会头面人物，与黄金荣、杜月笙关系密切，住在法租界顺昌里，旁边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公馆。周天宝将中央文库寄存在独自住一栋楼的姨妈住处，就近保护。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文库在黑社会巢穴附近安然度过了两年。
1939年，附近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烧毁了周天宝姨妈住处的一角，文库不得不转移。文件暂时存放在进步青年娄志美住处，后由刘钊短暂保管。刘钊，原名刘廷瑞，曾在中央特科上海警备站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为便于管理，他把文库又搬回了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据刘钊二女儿利人回忆：“1939年的时候，我七八岁，还不是很懂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父亲关照我们不能到外面说。碰到长时间下雨的黄梅天，父亲还把文件拿出来晒一晒，吹一吹。”在刘钊的细心保管下，4箱文件，在那个3层小阁楼的楼梯隔墙里，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日。
1940年秋，刘钊调往苏中工作后，由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员。缪谷稔，江苏省江阴县人，1905年生，幼读私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武进县委委员、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等职务。1932年6月，因叛徒告密，缪谷稔被捕入狱。由于敌人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交保获释后，缪谷稔经人介绍，前往上海市商会函授学校工作，与中共中央驻沪特科接上关系，从事秘密工作。
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像往常一样去商店取信件时，店经理暗中推了他一把，示意他不要进店。原来姓顾的店员被捕后叛变，日本宪兵正在店内守候。缪谷稔急忙拦上黄包车离开，回头一看，五六个日本宪兵端着枪冲进了商店，千钧一发。
脱离危险后，缪谷稔最担心的就是中央文库的安危。此时房东老太太也起了疑心，要求他搬走。缪谷稔立刻将中央文库转移。将最后一箱文件转移完，他就病倒了。他一下子感到浑身无力，不断咳嗽，胸口烧得难受。他的妻子吓坏了，马上上前接他手中的箱子，他摆摆手，不让妻子动。他说：这箱子里装的都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你一定要看好它，不要让人随随便便到我们家来。
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地下交通员郑文道被捕，而他知道中央文库的机密。郑文道是上海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当时他已成功打进日本情报机关，负责联系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中西功领导日本人情报小组，对中国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2年6月，日本警视厅特高科侦破了这起案件，把中西功等十几名日本人逮捕，同时也抓捕了郑文道。郑文道被捕押上囚车后立即跳车自杀，但因囚车太矮只摔伤了。敌人将他抢救过来后审讯时，他又跳楼，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缪谷稔含着泪对妻子说：“烈士用鲜血保护了这几只箱子，我们同样也要用生命来保护它！”
1942年夏，缪谷稔病重卧床不起，党组织决定由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1944年10月，不到40岁的缪谷稔因重病去世。
缪谷稔(1905-1944)，又名青裳，化名李念慈、陈一鸣，江阴申港缪家村人。
收官：陈来生与“完璧归赵”
陈来生，祖籍河北，1919年生在上海。幼年家贫，念过几年书。1938年在慈愿难民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从事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已成长为具备坚强党性和灵活对敌经验的“老地下党员”。他是中央文库历任保管者中年龄最小、守护时间最长的一位。
接手文库时，上级吴成方明确告诉他：文库你要保管好，但是经费没有，需要自己解决。陈来生动员父亲和兄弟姐妹筹集经费，还将家里的住房做了改建，在阁楼做了夹壁墙放置文件，即使用手敲也发现不了异样。他还将房子改建成店面房，开设面店做掩护，带领两个弟弟跑单帮，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郊区把面粉拉到市里，做成切面出售，冒着生命危险经营切面生意筹措经费。
当时日伪在上海“强化治安”，宪兵和警察穿梭巡逻，随时拦下行人搜身，俗称“抄靶子”。在此背景下，要将100多包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转移到新址，何其艰难。陈来生想出“小鱼钻网眼”的办法，动员全家人分头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每人每次仅携带几份文件，将文件夹在货品中，利用竹篮、面粉袋等进行伪装，穿行小路和隐蔽弄堂，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完成迁移。有时他们远远看到“抄靶子”的来了，便机灵地在附近弄堂里绕圈子，或是临时躲进一家商店里。经过半个多月搬运，才把文件转移到小木屋，沿着阁楼墙边堆放好，外面钉上木板，木板再糊上旧报纸，成为一道人们难以觉察的夹墙。
1943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党中央急需调阅中央文库的文件。陈来生冒着酷暑，在低矮闷热的阁楼里找出中央所需的十几份文件，抄出副本，由刘人寿用微型照相机拍成缩微胶卷，塞入大号干电池内，扮作商贩一路闯关过卡，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再通过电报发往延安。文件经中央书记处编审，其主要内容被摘录并在内参《中央电讯》上刊载，供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也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可靠依据。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陈来生的上级吴成方不幸被敌人逮捕。陈来生坚信吴成方决不会泄露党的机密，但为防万一，还是立即把中央文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果然，日本宪兵因无证无供，又经组织设法营救，吴成方获释，中央文库重新转移回来。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谈判间隙，他牵挂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迁库事宜。吴成方、陈来生在文库存档中整理出5000多份文件，装进两只皮箱，由刘少文携带。刘少文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专机，将藏在行李箱的文件安全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但不久内战爆发，转移计划暂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陈来生守护地下文库已长达7年时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陈来生。图片来源：《凤凰大视野》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的意思是指，不仅要表彰党内的有功同志，对他们的家属以及参与保护过的朋友，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中央文库全部档案被护送移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后入藏中央档案馆，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主要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党中央的决议、纲领和宣言；《共产党》《红旗》《实话》《布尔什维克》《斗争》《党内生活》《党的建设》《捷报》《中央政治通讯》等党刊；党中央与各级党部、共产国际与我党来往的文件；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嘱、遗墨、遗照等。这些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艰难探索，为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海市档案馆退休研究员朱国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走访了当时几乎所有健在的保管中央文库的英雄。他回忆说：“当时这些老同志都已是古稀之年，他们坐在你面前，慢慢地向你讲述当年那些往事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会发生变化，整个人好像一下子精神起来，你真的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有一种自豪，有一种生气。”
本文写作参考的资料清单：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历险记》—— 李文乾，载《湖南文史》2002年第6期
《陈为人与中央文库的生死守护》——卢立业，辽宁日报重大主题策划编辑部，载《兰台世界》2026年第7期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上）》—— 郑伯亚，载《档案与史学》相关期刊（年份不详）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下）》—— 郑伯亚，载同上
《捍卫“中央文库”：隐秘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周铁钧，载《春秋》杂志（年份不详）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三）——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4期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四）——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5期
《历险十八年护宝志弥坚（一）——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费云东，载《机电兵船档案》2012年第2期
《使命：保护中央文库》—— 本刊特约记者，载《百年潮》2012年第1期
《谈谈“中央文库”》——费云东，载《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6期
《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周玉凤，载《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第9期
《中共“中央文库”的传奇》—— 潘姣娣，载《东方收藏》杂志（年份不详）
《中央文库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费云东、康俊娟，载《档案天地》2008年第9期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 王刚，载《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摘要，附于《百年潮》2016年第12期）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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