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家属院的楼道总是阴暗狭窄，常年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霉味和饭菜油烟的气息。我家住在三楼，对门就是张大刚一家。在这个缺乏物业管理的旧小区里，张家就像是一块无法根除的牛皮癣，霸道、蛮横，且不知收敛。

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一辈子信奉“吃亏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他们退了一辈子，换来的却不是海阔天空，而是张家得寸进尺的欺凌。

一开始只是小事，张大刚的老婆嫌家里地方小，把一个巨大的实木鞋柜搬到了楼道里，正正好好堵在我家门边。每次我家开门，门板都会磕到鞋柜角，进出只能侧着身子。我母亲提着礼物去敲门，陪着笑脸商量能不能往旁边挪一挪。

张大刚的老婆眼皮都没抬，一边嗑瓜子一边把瓜子壳吐在楼道里，冷笑着说楼道是公摊面积，她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嫌挤就让我们自己搬家。母亲叹了口气，默默把礼物拎了回来，从此我家开门总是小心翼翼。

后来，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张大刚喜欢在家里打麻将，经常招呼一帮狐朋狗友玩到凌晨两三点。洗牌的哗啦声、赢钱的狂笑声、输钱的咒骂声，透过薄薄的楼板，清晰地砸在我们的神经上。我父亲有高血压，晚上睡眠本就浅，被吵得整宿整宿睡不着，白天精神恍惚。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半夜去敲他家的门。门一开，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张大刚光着膀子，满脸通红地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多管闲事，再敢敲门就打断我的腿。我当时年轻气盛，刚想理论，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从背后死死拉住我，把我拽回了家。

关上门后，父亲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无奈和祈求，让我别惹事，说咱家惹不起这种不讲理的人。

我大四那年，我父亲的腿因为早年在工厂干重体力活落下了病根，阴雨天就疼得走不了路。我用做家教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辆老年代步的小电动三轮车，停在楼下车棚的一个角落里。那个位置原本是个废弃的垃圾堆，父亲花了一整天时间清理干净才停进去的。

那天傍晚，张大刚喝了点酒，骑着他的大摩托回来，嫌我父亲的三轮车碍事，一脚就把三轮车踹翻了，车灯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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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刚好下楼倒垃圾，心疼得不行，上前理论了几句。张大刚借着酒劲，一把揪住我父亲的衣领，猛地将他推倒在地。父亲本来腿脚就不好，这一摔，直接摔在了水泥台阶上，右腕粉碎性骨折，半天没爬起来。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正强忍着痛配合医生打石膏，母亲在一旁抹眼泪。我气得浑身发抖，直接报了警。警察把张大刚叫到了派出所调解。在那间冷清的调解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大刚的儿子，张浩。

张浩比我大两岁，当时刚从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他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模样，和粗鄙的张大刚判若两人。但他骨子里的冷漠和傲慢，却比他父亲更让人胆寒。

警察要求张大刚赔偿医药费并道歉，张浩却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份不知从哪弄来的伤残鉴定标准，推了推眼镜，语气平缓地说我父亲是自己摔倒的，他父亲根本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五百块钱。

三年后的一天，整个家属院突然炸开了锅，张浩考上了公务员，而且是本市一个非常有权力的执法部门。我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政审阶段。

那几天，张大刚简直成了家属院里最风光的人。他一扫之前的颓废，走路都带风，逢人便发中华烟，大嗓门在楼道里回荡。他逢人就吹嘘自己儿子从小就聪明，以后是要当大官的，还说以后谁家有什么事，只要他儿子一句话就能摆平。

张大刚老婆更是嚣张，原本已经挪走一点的鞋柜，又被她堂而皇之地推回了老位置，甚至还多放了几个烂纸箱。我母亲去扔垃圾，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纸箱，她直接堵在我家门口骂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