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8日，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26年鸿儒全球金融治理论坛”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应对”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与风险、中国经济再平衡、金融开放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以“扩大金融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再平衡”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前面的嘉宾已经对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特征和再平衡所需要的政策反应，以及中国经济再平衡面临的挑战和具体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下为什么扩大金融开放有助于我国经济再平衡，并就如何继续扩大金融开放提出一些未必成熟的看法。
一、我国金融开放的现状
由知名国际经济学者Philip Lane和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共同开发的数据库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以一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合计总额除以GDP作为衡量金融开放程度的指标（即所谓“事实上”的开放度指标），那么截至2024年末，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大约90.38%，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剔除卢森堡和爱尔兰两个开放度超高的离岸金融市场国家）大概是448.44%。换言之，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只有上述OECD国家的20.15%。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一指标的统计口径包含了官方外汇储备的。如果不包含官方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金融开放度仅为72.97%，相当于上述OECD国家的16.77%。
另据统计，截至2024年6月，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3.87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机构资产总额的大约1%（低于入世初期的2%）；2024年9月，外资保险机构总资产约为2.82万亿元，占全国保险机构总资产的比重大约8%；2025年9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比重为2%；2025年9月，外资持有我国A股流通市值占A股流通总市值约为2.72%。
不难看出，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总体上还很低。这不仅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符，也不利于金融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主要还是对于开放后面临的金融风险存在较大的顾虑。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作进一步分析。值得指出的是，过度谨慎固然可以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但也会失去开放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其他积极意义，更不利于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扩大金融开放，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再平衡
去年，我国贸易顺差创下1.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巨额贸易顺差虽然对于当下的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保持国内外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其影响需要更加全面地加以考察。不久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这一表述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告诉我们，贸易顺差是储蓄过剩在事后的镜像。在一定程度上，贸易顺差往往也是储蓄过剩的结果。因此，减少储蓄过剩，将是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努力方向。储蓄过剩或者来自于消费不足，或者来自于投资不足。那么，如何才能增加消费和投资呢？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产权保护、法治和投资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等等。这些都是应有的选项，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可能还不够。
适当扩大金融开放，包括允许更多的双向资本流动，以及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我国经济的再平衡。
首先，通过QDII、债券通、沪深港通（南向通）、理财通等管道式开放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内资本合法合规地流向境外，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再平衡。为什么？其一，在当前情况下，适量的资本流出可以在总体上减少国内储蓄过剩压力，减少将过剩储蓄变为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的机会，减少内卷式出口竞争，最终有望促进贸易平衡。当然，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企业和行业之间是否会得到合理配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资本管制逐渐放松的环境下，资金将获得更加市场化的定价，也有望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其二，扩大私人或居民部门的对外投资，有助于提高外汇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最终有助于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以前，过剩储蓄首先转变为出口，在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大量的出口又转变为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这些官方储备投资需要注重安全性，因而财务收益往往比较低。如果更多地通过私人投资来消化这些过剩储蓄，相信其投资效率会高得多。而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会转化回国内投资。可以相信，当国内投资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境外投资收益会更多地汇回国内，从而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
其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和个人全球财富配置，可减少其经营和投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和风险，起到熨平消费波动的作用，对投资稳定也有积极影响。如果企业和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实现适度分散投资，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当期的消费和投资。从境内外资本市场的收益对比看，也能找到相似的逻辑。这几年有机会去境外投资的企业和个人大多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因为美股的回报率大约15%，而国内A股只有5%左右。当这些超额收益如期汇回国内时，就会产生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带动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以来，通过上述渠道流出的资金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从之前大约每年几百亿美元，增加至几千亿美元。近两年，每年资本净流出达到5000-6000亿美元。以至于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双顺差”变为“一顺一逆”（即经常账户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这一趋势值得肯定，说明政策层面正在趋向理性、务实和具有创新思维。不过，这方面应该还有空间。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GDP大约占全球20%，但在全球投资组合资产中的占比仅占2.3%。
其次，扩大金融开放是双向开放，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资本流出自由化，也包括扩大资本流入。中国并没有到不需要外资的发展阶段，外资依然是稳增长和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的积极力量。当前，应鼓励外资流向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生物制药等先进制造业，以带动更多的相关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流向现代服务业，促进高技术服务、文旅、养老、保险、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消费。近年来，外资流入有所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成为投资和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要扭转这一局面，关键是解放思想，进一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
再次，允许和鼓励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金融服务业。这对于经济再平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更多的外国金融服务供应商进入国内，可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和服务效率。有不少文献研究显示，金融压抑造成了消费不足，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金融深化，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释放消费潜力，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IMF不久前提出的宏观产业政策概念，无论其是否有特定指向，其强调金融压制影响外部不平衡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最后，扩大金融开放，将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促进经济再平衡。2009年7月，人民币国际化从零起步，十多年来成绩显著。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偏低，这一进程已明显放缓，甚至有停滞不前的可能。扩大金融开放，特别是向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和其他种类优质安全的金融资产，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走上新台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本质上是我国对外负债水平的提高。在我国综合负债水平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提升对外负债能力有助于扩大我国财政赤字的空间，增大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也有助于降低私人部门对外融资成本，最终有利于提高消费和投资水平，并在贸易平衡方面得到相应体现。
三、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当前，扩大金融开放确实面临非常复杂的环境。与十年前相比，我们正面临经济全球化放缓、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博弈升级、贸易摩擦频发、海外直接投资安全隐患增大以及美元武器化等新的挑战。不过，站在历史性的战略高度看，这些不应该成为扩大金融开放的阻力，恰恰相反，应该将其当作新的动力。过去40多年，包括加入WTO在内的对外开放举措反复表明，扩大开放总体上让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变得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不安全。面对更为频繁的外部冲击，完全可以通过“干中学”不断提升自身的监管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使开放的经济系统变得更有韧性。实际上，通过不断深化面向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完善法制和投资营商环境，上述一些挑战和问题也完全有可能被淡化甚至化解。
第二，从相对具体的层面讲，面对更为频繁、更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确实需要做出恰当的政策安排，以防范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1）维持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我国逐渐走出房地产市场调整和通缩压力的关键，也是应对扩大金融开放后外部冲击的主要政策工具。当然，为了提升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有必要不断深化结构性改革。（2）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经过多年探索，对于因信息不完备、非理性反应以及金融市场顺周期性等引起的问题，我国已尝试了不少成功的创新安排，如引入远期售汇保证金制度、设定并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系数等。继续推进监管创新，可以为开放格局下的金融稳定提供保障。（3）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区间。国际经验表明，灵活的汇率安排有助于及时消除外部经济失衡，降低投机性攻击和金融动荡的概率。另外，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高后，保持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也有助于维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制度设计，提升开放举措的实施效果。改革开放的举措需要特定的机构和个人去落实。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设计，实施起来未必会十分顺利。以运行了十年的自贸区账户为例，调研结果显示，这项改革试点的成效似乎并不理想。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当地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协调不够，政出多门的情形经常发生，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必要的摩擦，影响了试点银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境内关外”的离岸金融业务也受到这些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业务竞争，且远不如海外机构有竞争力。
第四，扩大金融开放的一些具体建议。（1）加快完善并适当扩大以自贸区账户为载体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潘功胜行长近期在陆家嘴峰会上对离岸金融的发展做出了最新的部署，值得关注和期待。（2）进一步放宽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限制，包括扩大投资范围、提高便利化程度等，鼓励外商投资进入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行业。（3）逐渐放松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限制，提高QDII额度。截止2026年7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累计批准QDII额度为1761.69亿美元，机构193家，公募QDII基金存续335只。未来，可根据我国国际收支形势，稳步加大QDII额度，并相应增加机构数量。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维护“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G20等政策对话机制，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央行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和政策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资本流动大进大出，避免由此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另外，在一些地缘政治敏感的国家和地区，“走出去”企业常常面临不合理的罚没、制裁和权益限制等经营风险。对此，应通过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其他外交努力，加强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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