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疗室内，蓝色的床单铺展开来。杜婷平躺在手术台上，视线麻木地落在头顶的无影灯上。确诊HPV（人乳头瘤病毒）阳性后的羞耻、委屈与懊悔，轮番涌上心头，一幕幕场景在脑海里闪过。
2023年8月，一次身感不适，她前往医院做妇科检查，这次检查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不足十平方米的诊室里，她攥着检查单，双手止不住发抖，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她带着哭腔向医生求助：“我该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我不想死。”
在这家以妇科治疗闻名北京三甲医院，医生给出的两套治疗方案，再度搅动她的情绪。
第一种方案是手术切除掉病变的宫颈组织，但会直接增加个人早产、流产的风险；第二种方案是依靠自身免疫力清除HPV病毒，一旦免疫系统无法起效，病情就有可能进展为宫颈癌。
两条路径，无一理想，却没有第三种治疗方案可供她选择。
无数个深夜，杜婷反复检索国内外宫颈癌前病变的最新治疗方案，希望找到一种更温和、损伤更小的干预方式，大多查询都没有结果，她只能带着焦虑睡去。直到现在，她依旧会做噩梦，梦到自己患上宫颈癌、被迫切掉子宫。
持续数月的心理煎熬后，她最终选择接受手术，切除了约三分之一厚度的宫颈，希望彻底终结这段灰暗的患病经历。
但锥切手术，并不是宫颈癌前病变患者的治疗终点。
这种手术只能够切除肉眼可见的病变组织，无法彻底清除体内的HPV病毒，属于治标不治本。术后病毒依旧残留，复发风险长期存在。一旦复发，二次手术对宫颈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距离锥切手术已经过去三年，每一次收到医院的复查提醒短信，杜婷依然会心跳加速，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
杜婷的遭遇，是中国数百万HPV感染者的真实写照。目前国内暂无全国范围内HPV感染精确的统计数据，但2025年Journal of Infection发布的一项覆盖全国3375万女性的观察性研究显示，2015至2025年，中国女性HPV总体感染率达21.81%，其中高危型感染占比17.02%，且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
在临床一线与HPV打交道三十余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段仙芝发现，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病高峰集中在30—45岁，疾病年轻化趋势十分明显，25—29岁就确诊高级别癌前病变的患者，占比正在持续走高。
从HPV阳性感染到罹患宫颈癌，并非必然结局，而是一个漫长、多阶段，且存在明确干预窗口的渐进性病理过程。
完整的病变链条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80%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生中会阶段性感染HPV病毒（即HPV阳性）；第二阶段，HPV共有200多种亚型，仅有16型、18型等少数亚型被视为高危致病型，二者共同导致约70%以上的宫颈癌；第三阶段，10%—20%的高危型持续感染者，会因为自身免疫力不足，逐渐进展为宫颈癌前病变；第四阶段，癌前病变分为低级别病变（CIN 1级）和高级别病变（CIN2、CIN3级），未经干预的高级别病变，癌变概率超过30%，这一过程通常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
HPV病毒最隐蔽的特点在于，当阴道不规律出血等身体异常症状显现时，病情大多已进展至宫颈癌中晚期。在此阶段，局部晚期患者经过规范同步放化疗后，五年生存率约为50%—65%；若已发生远处转移，五年生存率通常仅有15%—20%。
按照行业测算，普通人从HPV感染发展为宫颈癌的完整概率，约为万分之十五，近乎连续4次投掷骰子摇出1点（万分之七点七）概率的两倍。面对未知的癌变风险，没有患者愿意拿自身健康去赌运气。
“针对有生育需求的年轻低级病变患者，目前临床一直缺少温和的干预手段。”段仙芝说。
治疗性疫苗，是目前继观察随访、锥切手术之外，具备落地价值的新型治疗路径之一。这类疫苗通过注射方式给药，不会造成宫颈创口，能够在周期内帮助人体清除HPV病毒。过去数十年，多家国内外药企投入数十亿元资金研发相关产品，大多无果而终。
现阶段，全球进入Ⅲ期临床的HPV治疗性疫苗寥寥无几。其中，VGX-3100已经完成中国Ⅲ期临床试验，是目前领域内研发进度最快的在研产品之一。
创新药从三期临床试验结束至正式上市，通常需要1年—2年时间。对于大量等待救治的患者而言，她们不是“耗不起”时间，而是“病不等命不待”的残酷现实。
羞于谈起的“伤疤”
在向父母坦白自己的病情前，杜婷预想过很多糟糕的结果。她担心父母观念保守，会指责自己、猜忌男友生活不检点。但现实出乎她的意料，家人没有指责、没有争执，只剩下全程沉默。
这份无声的“包容”，却比争吵更让她煎熬。
确诊后的半年里，强烈的病耻感，让她长期难眠。日常工作中，她刻意维持正常状态，不敢让身边人察觉到异常，生怕引来周围人的审视和无端揣测。
为了自证男友的 “清白”，杜婷翻出多年前的体检记录。
2019年，在认识现任男友之前，她的体检报告就已经提示“鳞状上皮化生”。
这一看似温和的医学术语，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她的宫颈细胞出现异常变化。只是当时的她并不了解这项指标的意义，也没有医生向她提示暗藏的健康隐患。
“世俗对HPV的偏见根深蒂固，只要感染，就被贴上了不光彩的标签。如果没有这份旧报告，一个家庭就可能陷入无休止地猜忌。”杜婷说。
“病耻感”，也是数百万HPV阳性患者身上普遍存在的心理困境。由于主要传播途径为性行为，HPV感染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健康问题，被称为压在患者身上的精神枷锁。
段仙芝在门诊中明显感受到，年轻患者的HPV病耻感尤为严重。很多女孩确诊后，最先关心的不是治疗方案，而是红着眼反复询问自己是不是得了“脏病”。“这种自我污名化的心理，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临床上，很多年轻患者因为羞耻、恐惧，迟迟不愿意接受治疗，在观望拖延中，让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付出了更高的治疗代价。
段仙芝曾经接诊过一位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确诊宫颈癌前病变之后，因为害怕手术影响生育，害怕旁人议论，一直选择观望拖延。两年后再次复诊，病情已经进展为CIN3高级别病变。
此时，锥切方案成了唯一的治疗方式。相比初次确诊，她需要切除更多的宫颈组织，术后宫颈机能受损、不孕早产的风险大幅提升。这名患者在诊室痛哭、懊悔自己拖延太久，但已经没有更温和的治疗选择，也没有时间等待新的治疗方式问世。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吕讷男每年在门诊中都会接触上万名HPV阳性患者，累计主刀近千例宫颈癌前病变切除手术。他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长期焦虑，出现严重失眠、情绪崩溃，同时伴随心慌、胸闷、食欲不振等躯体化症状。身心的双重压力，进一步加重了患者对病情的恐慌。
网络上的信息繁杂混乱，真假难辨，进一步放大了患者的焦虑。很多患者面诊时会反复求证、追问细节，原本20分钟的单人问诊时间，常常一拖就是40分钟。
“得不到准确、权威的解答，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就无法真正缓解。”吕讷男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护士张宝堂，常年对接住院的癌前病变患者。她说，外界很难真正理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很多久治不愈的患者，会反复向医护人员求证：“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死？”
被忽视的万分之十五
在医生的建议下，杜婷决定进一步接受了TCT和阴道镜检查。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她一直抱着侥幸心理，祈祷自己只是轻微病变。
但检查报告给出了最坏的结果：她已确诊CIN3高级别癌前病变，距离宫颈癌仅一步之遥。
当得知自己落入万分之十五的癌变概率区间，杜婷始终无法释怀。她反复纠结，为什么患病的是自己。如果早有人普及HPV知识、早做干预，她会不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却数次在深夜困扰着她。
万分之十五的个人癌变概率看似微小，但放在十几亿的人口基数下，HPV带来的公共卫生负担，远超大众认知。
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印发的《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明确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快速变化，宫颈癌发病率持续增高并呈现年轻化趋势。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宫颈癌发病率居我国15至44岁育龄女性恶性肿瘤第三位，死亡率第二位。几乎所有的宫颈癌病例，都和高危型HPV持续感染直接相关。
为破解这一公共卫生问题，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推动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但免费接种政策推行时间尚短，从全民接种普及，到发病率出现明显下降，还需要数年时间。
在基层调研HPV的十几年，段仙芝发现，局部地区的HPV真实感染、病变比例，远超过全国的平均统计数据。
2005年，她第一次前往内蒙古乌审旗开展HPV筛查。受限于陈旧的观念，当地民众普遍讳疾忌医、抵触妇科检查，前四天只完成了410人次筛查。就连当地一位妇联主任，起初都以工作繁忙为由刻意回避筛查，在段仙芝的反复劝说下，才完成了检查。
筛查结果触目惊心：410名受访者中，4人确诊宫颈癌、28人查出宫颈癌前病变，发病比例远高于万分之十五的全国均值。那名妇联主任，也在28例病变患者名单之中。
严峻的筛查结果，立刻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几天之内，当地就调度车辆，将所有确诊患者送往呼和浩特接受治疗。
事后，这名妇联主任对段仙芝说：“如果不是你坚持，我可能就错过了救命的机会。”
2005至2010年，段仙芝的调研团队走遍了内蒙古12个盟市、38个旗县，累计筛查超12万人次。调研数据显示，鄂尔多斯HPV感染率、宫颈癌发病率位居内蒙古首位，2008年HPV当地感染率达28.26%，乌审旗宫颈癌前病变检出率接近9%。
大规模筛查，暴露了基层的医疗短板。
二十年前，内蒙古的多数旗县医院还没办法开展规范的阴道镜检查，能独立完成锥切手术的医生寥寥无几。基层患者一旦查出HPV病变，只能长途奔波，辗转盟市、首府甚至北京就医。
内蒙古牧区地域辽阔，旗县之间车程动辄七八个小时。对当地居民来说，异地就医的路费、食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务工、放牧的误工损失，更是加重了经济负担。很多人因为成本太高，选择拖延治疗，最终让小病拖成重症。
段仙芝说：“我在草原长大，亲眼见过身边的长辈因为宫颈癌离世。”
二十年后的今天，国内医疗条件大幅提升，但临床上的遗憾，从未停止。
吕讷男近年接诊中，经常会遇到初次确诊就是宫颈癌中晚期的患者。有些农村患者缺乏疾病认知，直到阴道大出血无法忍受才就医；不少高学历的城市女性，误将病变异常症状归为更年期正常反应，错失了早期干预机会。
“从HPV感染、癌前病变到早期宫颈癌，病程可达数年，干预窗口充足。可一旦发生恶变，进展速度会大幅加快。”吕讷男说，癌前病变还有保留子宫的可能，发展成宫颈癌，就会直接危及生命。
走投无路的治疗选择
二十年前基层筛查时，面对患者的治疗咨询，段仙芝能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长期随访观察，或者转诊上级医院手术。
二十年后，即便医疗技术持续进步，临床依旧没有更多稳妥的治疗方案。
选择随访观察，患者需要长期承受病情未知的焦虑，还要反复往返医院复查；选择锥切手术，就要接受宫颈损伤、生育功能受损、术后复发的风险。
正常情况下，宫颈长度为2.5至3厘米，而一次标准的锥切手术，切除深度便达1.5至2.5厘米。这意味着，锥切手术将导致大半个宫颈永久性缺失。对于尚未生育的年轻女性而言，这不仅仅是解剖结构的改变，更是宫颈机能不全、妊娠中期流产风险陡增的终身代价。
因此，当手术成为癌前病变患者唯一可及的干预手段时，这道“切与不切”的选择题，对她们而言实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
多位临床医生表示，面对两种治疗方案，患者的选择呈现两极分化：年轻未育女性，害怕手术影响生育，宁愿冒着病变的风险拖延治疗；已经生育的年长患者则过度恐惧癌变，即使是低级别病变也会选择“一刀切”，造成过度治疗。
“很多年轻患者手术时，只想着消除病变，完全不考虑未来生育。等到备孕时发现宫颈机能不足，已经无法挽回。”段仙芝说。
尚未婚育的杜婷，术前就因为手术风险多次陷入纠结。医生告诉她，切除三分之一厚度的宫颈属于不可逆损伤，术后宫颈承托胎儿的能力下降，早产、流产风险会明显提高。
一边是术后永久身体创伤、生育隐患，一边是持续感染、癌变恶化带来的致命风险。权衡利弊之后，她最终选择了手术。术前，她只能强迫自己不去预想最坏的结果。
手术顺利完成后，医生劝杜婷尽早备孕，以此降低流产风险。杜婷说：“一生中还想扮演一次妈妈的角色，但锥切手术，彻底打乱了自己30岁后再要孩子的计划，只可惜现在已经不能反悔。”
段仙芝指出，目前宫颈癌前病变高发的30—45岁，正好与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重合，治病和保生育的矛盾，让大量年轻女性陷入两难。
即便侥幸术后转阴，风险也不会彻底消失。
锥切手术只能切除病变组织，无法根除体内潜伏的HPV病毒，复发隐患始终存在。临床中，不少患者误以为手术可以一劳永逸，忽视术后复查和养护，最终病毒复阳、病变复发，只能接受二次、三次手术，宫颈损伤不断累积。
在操刀数千例宫颈癌前病变手术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健非常清楚锥切手术对女性的长远影响。她说：“锥切手术不是小手术，每一刀都要考虑患者未来的生育与生活质量。”
“临床的治疗原则是能保守就保守，能少切就少切。治病的同时，必须兼顾患者的长远人生。”赵健说。
姗姗来迟的温和解法
2024年底，曹然因为月经不调就医，最终确诊HPV16型阳性、CIN3高级别病变。
16、18型是高危HPV中致病力最强的亚型，癌变风险最高，也最难依靠人体自身免疫力转阴。
确诊之后，曹然陷入了强烈的焦虑。她翻阅了大量网络资料，信息却真假混杂。网上既有动辄上万元的“转阴神药”骗局，也有医生明确辟谣暂无特效药。杂乱的信息，让她难以判断。
在所有信息中，HPV治疗性疫苗，成为她唯一的希望。
大众熟知的二价、四价、九价HPV疫苗，都属于预防性疫苗，作用是提前产生抗体，在病毒入侵人体前实现拦截，只适用于未感染人群。一旦病毒侵入细胞、引发病变，预防性疫苗就不再起效。
治疗性疫苗的原理完全不同，它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已经感染病毒的病变细胞，实现根源干预，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这种全新的治疗方式，为临床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它通过注射治疗性疫苗，不需要开刀、不伤害宫颈，从根源上能够彻底清除病毒，降低复发概率，最大程度保全年轻女性的生育机能。
对无数陷入两难的患者而言，这不仅是治疗模式的革新，更是摆脱疾病阴影、重启正常人生的新机会。
但治疗性疫苗的研发难度，远超过预防性疫苗。
段仙芝说：“HPV病毒极为狡猾，会把自身基因整合进入宫颈上皮细胞，隐蔽性很强，免疫系统很难识别。相较于技术成熟的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疫苗的研发门槛、资金成本、技术难度呈几何级提升，这也是跨国药企纷纷折戟的重要原因。”
公开信息显示，默沙东、GSK、卫材、赛诺菲等跨国药企，都曾布局HPV治疗性疫苗研发，最终大多宣告失败或停滞不前。
虽然新药研发屡屡遇阻，但相关临床刚需并未减弱。吕讷男指出，治疗性疫苗是HPV治疗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据统计，宫颈高级别病变现存患者达数百万，潜在用药需求十分庞大，治疗性疫苗对应着一块规模达百万级别、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理工科出身的曹然做事习惯理性评估风险。一次偶然机会，她看到VGX-3100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招募信息后，很快作出判断：如果VGX-3100临床试验有效，就能彻底扭转病情；如果无效，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接受传统手术，风险可控。
2025年初，曹然签字加入临床试验。落笔那一刻，她停顿了几秒，把这次选择当成自己人生的转折点。3月18日，她完成了第一针疫苗注射。
疫苗注射于胳膊，并搭配电脉冲设备完成，瞬时痛感比普通疫苗微强，但操作全程仅十余秒。4月、6月，曹然顺利完成后两针的注射。全程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没有影响日常工作。
2025年底，持续两年的HPV阳性感染终于转阴。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她在手机的复查报告里看到“阴性”两个字，独自躲进卫生间，伫立良久，积压两年的压力终于释放出来。
“我很幸运，能赶上临床试验，但还有数百万感染者，只能默默等待新药。”曹然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吴令英表示，目前最缺少有效选择的，就是有生育计划的年轻女性，以及那些术后复发、不愿意或不能再次手术的患者。“VGX-3100作为非手术治疗方案，能够清除病毒、逆转病变，同时保留宫颈完整结构和功能。如果获批，它将填补这个巨大的临床空白。”
曹然的经历，让术后三年的杜婷无比羡慕。
“如果治疗性疫苗可以早日上市，很多像我一样的女性就不用承受锥切手术后的创伤、复发恐惧和生育遗憾，HPV也不会成为笼罩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杜婷说。
段仙芝称，针对16、18型引发的高级别病变，尤其年轻未育患者，治疗性疫苗填补了传统治疗的空白。它能够最大程度上保全宫颈结构、生育功能，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锥切手术。“这样的治疗方式，是临床期待已久的突破。”
吴令英表示：“VGX-3100让我们第一次有希望给患者提供一种非手术、可清除病毒的治疗选择，对于保护广大女性患者的生育能力大有裨益。尤其值得自豪的是，过去我们研发创新药总是跟在欧美后面跑，上市时间总是晚于欧美。而VGX-3100作为全球首款治疗性HPV疫苗，在中国率先成功完成三期临床，有望超过欧美国家在中国率先上市。”
从业三十余年，吕讷男见过大量晚期宫颈癌患者，在痛苦中耗尽身体，终末期十分痛苦，家属和医护人员同样无能为力。
吕讷男说，未来如果治疗性疫苗能够推出，锥切手术的需求会大幅下降，我们专科医生或许会就此失业，“但如果能够让这些痛苦不再发生，我们愿意失业。就像曾经天花疫苗终结天花病毒一样，虽然大量相关研究人员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因此拯救了上亿患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流行病学教授乔友林表示，加快治疗性疫苗的研发进度以及HPV知识普及推广，是一条艰难而正确的道路，也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必经之路。
患者的“新生”
成功转阴后，曹然从未向亲友透露自己的患病经历。
两年的求医经历，让她吃透了HPV相关知识。和朋友闲聊时，她会主动科普HPV感染的普遍性和病理常识。但因为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她始终不敢公开自己的患病经历，避免旁人的揣测和异样目光。
“大众对HPV的认知极度片面，习惯性和性病绑定。每一次科普，都要从最基础的误区纠正，解释成本太高，还容易被偏见审视。”曹然说。
多位受访医生表示，身体疾病可以在数月内治疗，但心理层面的病耻感需要漫长的时间消解。
手术三年，指标持续正常，杜婷依然没能走出心理阴影。即便全程选择顶级医院、权威专家治疗，每到深夜，无法生育的恐惧依旧会涌上心头。
为破除社会偏见、普及公众对HPV的认知，2020年开始，吕讷男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开通了账号，用于普及HPV防治知识，积累了数百万粉丝。在线下诊室，他的患者有的来自三亚，有的来自大兴安岭，有的来自西藏新疆。吕讷男见过太多女性因为HPV阳性，不敢恋爱、不敢备孕，盲目等待转阴，最终耽误婚恋、打乱人生规划，甚至遗憾分手。
“转阴因人而异，不必过度执念，更不要因噎废食，耽误正常的生活节奏。”吕讷男多次提醒患者。
赵健也长期在公共平台发声，呼吁社会消解HPV病耻感。她建议患者不必过度焦虑病情，遵从医嘱科学干预即可，无需反复放大负面情绪。
“当普通人看待HPV感染，如同看待普通感冒一样平常，没有偏见、没有同情式的刻意关注，百万HPV患者才算真正治愈，这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共同期盼。”赵健说。
段仙芝认为，消除宫颈癌，不能依靠单一药物、单一技术突破，需要筛查、预防、治疗、管理全链条落地，任何一环缺失，都会削弱整体防治效果。
回望二十年基层工作，她见证了基层HPV诊断，从无法筛查、无法治疗，升级为精准筛查、规范治疗。未来二十年，她最大的期许，是让患者拥有更温和的治疗方式。
早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将宫颈癌防治工作纳入国家战略。2023年，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明确，2030年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治疗率达到90%。
距离2030年，仅剩不到四年时间。
杜婷的锥切手术无法逆转，曹然的临床试验机遇不可复制，数百万在观察和手术之间辗转难眠的患者，等不起病情的悄然进展。
政策方向已经明确，科研攻坚已屡传佳音。从实验室到病房的“最后一公里”,是企业与监管的共同奔赴，研发端与审评端的同向发力，才能让前沿成果不再停留于论文与临床数据，让科学的审评逻辑与患者的生存逻辑尽早交汇，让盼药变成有药的那一天。
那一天早一日到来，千万女性的身心煎熬，就能早一天消失。
注释：2025年Journal of Infection发布的一项覆盖全国3375万女性的观察性研究显示，HPV总体感染率为21.81%，其中高危型别和低危型别分别为17.02%和4.79%。HPV感染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15年的7.75%升至2025年的22.48%。HPV检测结果数据来源于覆盖全国31个省份341个城市的27000家纳入医疗机构，约占中国大陆医院总数的69.2%。共纳入2015年1月至2025年9月期间接受HPV检测的33750381名女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杜婷、曹然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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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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