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华益公司一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肖林和王敏卿把多年积存的账册、金条、外汇和各类资产清点完毕，交给了组织。数额之大，令在场人员十分震动：折合黄金约十二万两，外汇约千万美元。
有人不免疑惑，这对夫妻经手如此巨额财富，难道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肖林的回答很简单：“这些钱，本来就是党的，只是暂时放在我们手里。”
他只提出一个请求，留下三块银元，作为多年地下工作的纪念。钱进钱出，数以万计；真正属于自己的，却只有这三块普通银元。
这不是一场临时起意的捐献，而是八年潜伏的结果。抗日战争后期，革命根据地物资紧张，军需、交通、联络、伤员安置以及烈士家属抚恤，都需要稳定的经费来源。公开筹款越来越困难，发展一条隐蔽而可靠的经济渠道，成了极为重要的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周恩来等人考虑再三，把这项特殊工作交给了肖林夫妇。肖林熟悉商业，王敏卿办事稳妥，两人既能经营，又能守住秘密。
他们先在重庆开展植物油、木材、西药等业务。表面看，这是普通商人的生意；实际上，每笔收益都被严格区分，能够送往根据地的资金，绝不因个人生活而截留。
有意思的是，肖林在商界给人的印象，恰恰是精明、能算账、敢闯市场。别人以为他一心逐利，却不知道，他只是把商业本领用在了革命工作上。利润越大，能够支援的人员和机构就越多。
抗战胜利后，局势没有立即平静。1946年，肖林奉命考察上海，把经营重心逐步转移到这座全国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货源丰富，资金流动频繁，既有机会，也有风险。牙膏、毛巾、香皂、羊毛衫等日用品，可以运往重庆销售；黄金、股票和外汇业务，则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华益公司就这样逐渐壮大起来。1948年，华润方面与其开展外汇等业务，肖林掌握的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些钱并没有进入夫妻二人的私人账户，而是被作为党在上海的重要经济储备，用于交通、联络、人员转移和紧急援助。
钱要送出去，消息也要传进来。地下工作最怕的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一个细节出错，牵连一串同志。肖林早期通过钱之光联系组织，后来又与刘恕保持联络。刘恕公开身份是周公馆的会计，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接洽任务。
周公馆周围长期受到严密监视，附近建筑甚至被用来观察人员进出。为了减少暴露，办事人员很少在固定地点长时间接头，窗帘常年遮闭，外出也要反复甄别是否有人尾随。
有一次，肖林前往接头地点，进门时压低帽檐，离开时又换了衣服，从另一处出口绕行。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在人多的街巷里多次变换方向，确认无人跟踪后，才返回住所。
1947年初，他曾在永安公司附近等候联络人，从上午等到中午，始终没有见到对方。回去后，他从报纸上的一则道路封锁消息中察觉情况异常。后来才知道，相关人员已经被押解转移，原有联络线被迫中断。
这次变故让肖林意识到，单靠人员往来远远不够。此后，夫妇二人使用秘密电台与组织沟通，并在香港方面协助下，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电报密码。普通电报的字面之下，隐藏着真正需要传递的信息。
华益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国民党税务人员也曾以查账为名前来检查。肖林早有准备，公司摆在明面上的账目手续完整，另一套真正记录资金流向的账本，则被妥善藏起。两套账目之间，不能有任何明显破绽，否则地下经济网络就可能暴露。
王敏卿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组织发来需要援助的消息后，她常带着会计前往指定地点，交付现金或支票。有些接头地址，她后来已经记不清了；但每次交接的金额和用途，都必须核对清楚。
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维持地下交通和联络，一部分用于救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属，也有一部分帮助进步人士转移。解放战争后期，一些民主人士需要离开上海前往解放区，路费和途中安排，同样需要从这笔秘密经费中支出。
肖林早年的选择，也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守住这道底线。1915年，他出生于重庆江津。青年时期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救国活动，1936年进入实业公司工作，随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而言，经商从来不只是谋生手段，而是服务革命的一种方式。
上海解放后，肖林夫妇结束了长达八年的隐蔽生活。他们把掌握的资金和资产全部交还组织，只留下三块银元。此后，肖林还奉命参与接管和经营轻工业企业。那段经手巨额财富的经历，没有给夫妻二人带来豪宅和积蓄，留下的只有几本账册、三块银元，以及一份经得起核验的交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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