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
“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追忆祖父当年作出的选择，蔡先生激动地说：‘当时我祖父还故意组织官兵在日军营房附近举行野外演习，就是要让日军知道，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为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5月间，桂系与张发奎部由广西出湖南，企图进攻武汉，与阎、冯互相呼应，袭击蒋介石。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和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奉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桂军、张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在衡阳七圹一带与桂、张联军决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蒋急调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光鼐的第六十一师北上增援。
7月22日，蔡师和蒋师抵浦口乘车，通过徐州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这两个师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军之左后方。蔡师日行八九十里，至第四天，官兵所背带的米粮已将食完，大有在陈之叹，蒋师又没有跟上来。第六十师进抵泰安东南约五十里时，蔡廷锴获悉阎部约一个旅在右翼据寨固守，即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速度攻占泰安城。蔡令区寿年旅先扑攻右翼敌旅。区旅只经过六个小时战斗，就将敌攻破，旋改为预备队。紧接着，蔡令沈光汉旅继续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沈旅激战一昼夜，尚未得手，蔡派一个团增援，泰安车站、九里山等险要地带，均被占领。阎军一个旅退入城内死守，另有小部分兵力仍据泰山。蔡又令预备队区寿年旅将泰山敌军收拾，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翁中之鳖。
此时，蒋介石全线已成败势，便又电令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进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下了血本颁发赏令，谓“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蔡把泰安防务交给友军后，于8月10日首先将泰山背长城岭之阎军击溃。敌残部向铁路方向溃退，蔡师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师与阎军增援部队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即全线崩溃。接着，蔡廷锴率沈光汉旅向仲弓镇迅速推进，增援蒋光鼐第六十一师，反击阎军的进攻。8月14日，蔡廷锴和蒋光鼐在仲弓镇天主教堂再次研究进攻济南的军事计划，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蔡、蒋两师攻克济南，从而挽救了蒋介石全线动摇的军事颓势，打下了席卷阎、冯陇海全线的基础。8月17日，蒋介石任命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委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并赏款100万元。蒋介石还特奖蔡廷锴数万元。
这年秋，蒋介石又调第十九路军到平汉铁路与冯玉祥军作战。在河南省新郑附近，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迫使冯玉祥军三万多人投诚。
“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车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又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从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日军各路进攻均被挫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剧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位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位外国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军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了三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待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附：在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英雄们用鲜血捍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挽回了已经丧失殆尽的中国军人的荣誉，保卫了祖国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十九路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南国广东，军长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六十师的师长沈光汉、六十一师的副师长谭启秀、七十八师的师长区寿年，以及大批旅、团、营、连长都是罗定人。他们保卫上海而战死他乡。）
“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入城。
次日，蔡抵莆田，得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和第三军张君蒿师激战半日，打算集中兵力先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互相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泉州布防。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险，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池、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借以对第十九路军斩草除根。（作者：陈支农）
蔡廷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联生活周刊）
在位于上海社科院大楼10层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里，在密密匝匝寂然无声的排排书架后面，记者抽出被微尘覆盖的《蔡廷锴回忆录》。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
“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曾经是蔡廷锴部下的前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说，“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与蔡廷锴齐名的蒋光鼐则与他截然不同，“蒋光鼐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骑兵科）”。
蔡廷锴的女儿蔡绍芝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谈到蔡蒋两家的关系，“他（蒋光鼐）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个子很高。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至今我们两家一直都有来往”。虽然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军长，家庭出身和性格都截然不同，但朱伯康说，“他们合作非常好，两人好像正是一种互补。蒋光鼐很有学识，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广州解放时，父亲已经前往北平。当时我家里人大多在香港，只有我在广州，大部分房子都空着。解放军入城后住进我们家里，要给我房钱。”现年73岁的蔡绍芝当年正在广州读高中，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蔡廷锴，结果却是“父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要我把钱退还给解放军”。
解放后的蔡廷锴家依旧未能在一起，“我们6个孩子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在外奔波是和母亲罗西欧在一起。除了大哥早年定居香港，解放后一个妹妹在南京，一个妹妹在加拿大，只有姐姐陪父母在北京。每年暑假父亲定期去北戴河疗养，那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见面。”虽然解放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蔡廷锴长孙激情讲述祖父当年抗日情怀 （羊城晚报）
呵！十九路军抗战老照片纪念册，抱出整整两大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长孙蔡醒民，昨天“指点”老照片，激情飞扬地向记者讲述祖父当年的抗日情怀、老照片的“不凡”来历。他还遗憾地说，十九路军将士陵园现在用地不完整，希望给阵亡将士一个更完美的安息之处。
在日军营房附近演习
十九路军源起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创建的粤军第一师，1930年8月成立，蔡廷锴任军长。1932年，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剿共”，然而十九路军将士深明大义，公开“联共、抗日、反蒋”。
追忆祖父当年作出的选择，蔡先生激动地说：“当时我祖父还故意组织官兵在日军营房附近举行野外演习，就是要让日军知道，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半，日军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兵分五路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向十九路军袭击。蔡廷锴当即下令“全力扑灭之”。蔡醒民先生说：“29日凌晨，我祖父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三人一同向全国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国族垂亡！我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十九路军抗日热潮不断高涨，蒋介石却采取妥协政策，拒绝向十九路军发放武器弹药、医疗器材和军饷，连海内外同胞捐的款项，也被强令归公上缴。蔡先生说：“十九路军装备简陋，能抵抗武器精良的日军侵略者，离不开全国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的支持。”
珍贵老照片得来不易
翻开十九路军抗日老照片，蔡先生说照片来得很不容易，都是他和十九路军抗日将属联谊会以及陵园管理处从全国各地收集回来的，有的翻印，有的高价购买，还有的是亲友从国外提供的。
“记者采访蔡廷锴”的照片是他从北京军事博物馆收集的，蔡先生说，1991年老家罗定县博物馆需要十九路军抗战资料，正巧作家贺朗要写我祖父传记，我就帮着收集照片和文字材料。从那时开始，我常跑北京，通过新华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各种渠道收集。
蔡先生指着“蔡廷锴率十九路军部署于1947年1月28日在陵园祭扫先烈”这张照片，高兴地说：“这张照片是个意外收获。2003年左右，联谊会准备出版《十九路军纪念文集》，已基本定稿。两个会员跑到广东历史博物馆去最后核实资料，偶然发现这几张照片，当时就打电话告诉我，我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老照片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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