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索尔仁尼琴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 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傅璇 译

海外参考文献

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完全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

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

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同样反对斯大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不信神，就什么都信」。

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主义最有进攻性、批判性。

但他的反抗，和其它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

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

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阅历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和阅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

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亚力」，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

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

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专制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

美国作家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

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年，索尔仁尼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挑战苏联专制的智慧和勇气，使他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俄国民众中都享有巨大的声望。苏联帝国垮台後，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

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後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於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

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於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始终保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的角色。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著议员们尖刻地说，「很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後，不是从美国直飞莫斯科，而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

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强调要调查当年共产专制的罪恶，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他主张，像德国追究当年纳粹罪行一样，俄罗斯人要追究共产党徒的罪恶。面对一些俄罗斯人提出要忘掉过去，向前看，寻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他反驳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

他说，对他个人来说，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在西伯利亚迫害和残杀了几百万同胞的人。」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一位对此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但索尔仁尼琴回国後的言行，也暴露了两个致命弱点∶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索尔仁尼琴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中，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抨击。

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罪和枪杀等。他的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於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

索尔仁尼琴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言论，显示著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理解，因为西方文化并非就是摇滚乐、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文明。

它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以国家强大为目的。西方文化是人类现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体现著目前人类最进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这种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实际上，这种接受，就是亿万人内心深处人性需求的呼唤，用认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达和印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重视传统价值，强调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无神论，以自由的名义鼓励放纵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争夺思想和话语权力。

索尔仁尼琴虽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隐居写作，全是写有关苏联的事情，没有认真学习和把握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绝学习英文，放弃了直接接触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媒介。这都导致他没有能力区分「两个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否定。

其实无论哪国的知识分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

索尔仁尼琴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弱点是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

他回国後，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属於少数，那是旧苏维埃「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不忿∶「俄罗斯民族为什麽非要受制於少数民族不可？」

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 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著很多俄罗斯人。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

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 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於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於人的尊严。

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斯大林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

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

《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

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