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纪实：星光点亮大漠二《惊天核爆》|163

星光点亮大漠（第二集）

“神七”发射，举世震惊。大漠深处的发射中心，如何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数千枚火箭穿云破雾，四十多颗卫星发射升空，洲际导弹直刺苍穹，中国航天员遨游太空，这些惊天壮举的背后，有过怎样鲜为人知的神秘故事？他们又经历怎样的历史瞬间？大漠无痕，岁月无声。《军事纪实》（本期）（下期）（正在）播出《星光点亮大漠》（第二集）《惊天核爆》。

字幕：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中，美军不断扬言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1953年春，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封锁共产党中国大陆，攻击满洲基地，完成新的进攻任务。”三个月后，美军将多套核武器转给海军和空军司令部，公然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字幕：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

就在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的当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意义不大，不应该过高估计这次爆炸的军事意义。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甚至预言：中国五年之内不会有原子弹的运载工具，有的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有了原子弹也没用，根本打不到别国的土地上。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早在数年前中国已经开始秘密研制可携带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

1962年3月21日，一枚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射程在一千二到一千五百公里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被秘密运到东风基地发射场，如果发射试验成功，这种导弹将携带原子弹升空，从而实现“两弹结合”试验。九时零五分，“东风二号”导弹点火升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导弹飞离发射台后失去控制，发动机头部破裂起火，导弹仅仅飞行了六十九秒就坠毁在离发射台只有六百八十米的地方，技术人员的心也随着导弹一起坠落，我国的导弹研制工作遭遇了重大挫折。

导弹坠毁两年零三个月后，1964年6月29日，又一枚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被运往发射场，这是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前三个多月在东风基地进行的一次绝密发射。这次发射能否顺利完成，所有的技术人员心里都充满着期待。

现场：发射成功

几分钟后，这枚“东风二号”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它的成功发射为“两弹结合”奠定了重要基础。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中央专委是当时国家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的中央级专门领导机构。在这次会议中，提出要在“东风二号”导弹上配置原子弹，进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然而导弹原子弹的结合试验，始终都是一项极具危险性的试验，无论在发射现场还是中途出现意外，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美国和苏联在进行这一充满巨大危险的试验时，都把两弹结合试验场选在了海上，以降低灾难性后果。然而，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保密需要，不允许我们将这一充满危险的试验暴露于海上。1966年6月18日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实施“两弹结合”试验的命令：发射场定为东风基地，弹着点定为新疆罗布泊地区。

涂原季钱学森秘书

他们都是朝海上打，失败了就失败了，是不是。我们在自己国土上，那你一失败还得了啊，你不等于在自己头上扔一个原子弹，那还得了啊。

“两弹结合”试验在即，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在一次出访归来后专程到基地看望了官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留下了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陈毅外长的讲话也十分动情，他说，“如果把导弹核武器搞上去，那我说话腰杆就硬了。你们要赶快搞，当了多少年外长，头发都急白了，不能再让我等了。”

1966年9月，四发“东风二号”导弹被秘密运抵发射场，“两弹结合”试验的序幕揭开了。

一个月后，10月7日，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从发射场腾空而起，这次发射是“两弹结合”试验中极为特殊的一个步骤。

导弹升空后飞行姿态稳定，地面各种跟踪设备也没有传来任何异常情况报告。然而就在导弹正常飞行五十秒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导弹突然在空中爆炸，难道是“两弹结合”的初次发射试验就发生了重大事故？

然而看到这些，发射人员的脸上并没有失败的表情，反而显得非常高兴。原来这次爆炸是他们在“两弹结合”正式试验之前进行的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的空爆试验。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空爆试验就是在模拟就是起飞以后啊，导弹故障，防止它掉下来，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就是我们那个导弹空爆安全自毁系统，人为的发安全指令，就是在空中爆炸。

这次试验成功后，导弹在飞行中发生故障或者偏离预定轨道时，由地面或导弹自身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从而避免导弹在人口稠密区爆炸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或者飞出国境造成涉外事件。

而接下来的试验工作人员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核弹头的引爆装置能否在目标空域准确引爆原子弹，所有发射人员的心里都没有把握。空爆试验六天后，一枚装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从发射场起飞了。

刘同喜 时任基地通信团通信中队主任

不装原子弹，装个原子弹仪器，到时候看看落地的时候，仪器能不能起作用，它能起作用，原子弹就能爆炸，它不能起作用就爆炸不了。

几分钟后，千里之外的罗布泊传来了导弹在预定地点低空爆炸的喜讯。三天后第二枚装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再度飞向罗布泊预定空域，又一次成功爆炸。接连两次成功的导弹发射，证明了核弹头引爆装置的可靠性。

然而用于实弹发射的核弹头要通过铁路从北京运到发射场，几千公里的路程却充满了极大的风险。1966年10月正值特殊时期，“红卫兵”把铁路运输搞得一片混乱，而一旦核弹头押运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叶剑英元帅亲自签发了一道“中共中央军委特别护照”。表明这是一列运输紧急重要军事物资的专列，任何人都不要搭乘和阻拦列车的正常运行。

1966年10月中旬，经过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运送核弹头的专列终于安全抵达基地。中央专委决定，10月27日上午九点正式实施“两弹结合”试验。为确保试验成功，参加发射的人员精益求精，对每一个发射环节，每项设备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一名战士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约五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把小白毛取了出来。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开始铁丝镊子挑不出来，后来搞一个猪鬃挑出来，当时钱学森不是主管这个吗？很重视，把小白毛就用纸包上，到北京去，讲工作作风问题，这真正叫做一丝不苟了。

就在正式发射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26日下午，导弹与原子弹转运分队出发了，由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和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带领，从技术厂房向五十公里外的发射阵地转运。由于强寒流突然袭来，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狂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能见度不足二十米。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开车的时候呢，后边的车看不到前面的车，从窗户上看去就像黄河的河水里头那个沙子，全部是黄的。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走着走着，三四辆车一个车队，最后走丢了一个车，一个车走丢了，找不到了，走错路了，看不见了，跟不上了。

载着核弹头的车迷路了，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指挥部的同志们十分紧张。运输车到底去哪里了呢？核弹头会不会发生危险？一连串的问题，把人们的心揪得紧紧的。而此时，装载核弹头的运输车正在大漠中艰难前行。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开始呢是沿着这个电缆沟走，后来发现不行啦，往前找电杆，顺着电线杆走。

三个小时后，运载核弹头的车沿着电线杆慢慢地到达了发射场，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然而此时风力并没有明显减小，仍然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面对这样的天气，导弹还能不能在预定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发射？技术人员的心又悬了起来。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可以说那时候沙子打到脸上都疼，风特别大，我们怀疑能不能发射，后来气侯专家说，到晚上傍晚以后，风力会减小，到夜里晴天。后来气象专家挺准，我当时特别佩服，那么恶劣的天气，气侯专家敢说这个话。

当天午夜，风力果然渐渐变小了，此时正值初冬季节，室外的气温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核弹头和导弹弹体即将实施对接，这是发射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当时基地官兵称原子弹为“娇小姐”，而在气温条件特殊的环境中，这个可爱的称呼背后却暗含了巨大的风险。

涂原季钱学森秘书

比如说你们基地可以是温度很低，你夏天就温度很高，发射时震动又很大，可是原子弹了，又怕震动，温度高的又不行，温度低了也不行，就是特别娇，叫做”娇小姐”，所以这两个对接啊，那是因为世界上从来没这么做过，人家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这么做过，这也是冒很大的风险。

负责对接工作的是年轻技师田现坤，尽管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他却硬是穿着单衣，利用弹头和弹体之间的狭小缝隙，把密密麻麻的线路一个一个连接起来。

李西川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二中队副队长

这时候天气比较冷，穿着皮衣进不去，操作手田现坤把外面皮衣脱掉，脱掉以后穿着衬衣进去，一个一个插头连接。

而此时，除了严寒，田现坤还要面临着一种严峻的生死考验，弹头和弹体连接时可能发生静电感应，而这样的静电感应是致命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引爆原子弹。

徐衍禄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加注中队技师

这个弹体和弹头插插头为什么这么危险啊！就在这一瞬间，就在插上去一瞬间啊，就有静电感应引起爆炸。而且这个线路上啊，有接触不好的，火线啊什么线接触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接都会人亡啊。这是非常严峻的事情，所以插这个插头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插的。

科学家钱学森来了，为了能够在现场指导对接工作，他始终同大家工作在一起，这给了官兵们极大的鼓舞。

涂原季钱学森秘书

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认为经过那么多的试验以后，在科学上应该是成熟的，我相信科学。你想科学家都不相信科学，到时候躲的远远的，那人家战士心理怎么想啊，对不对。

聂荣臻元帅也来了，虽然67岁的他还在感冒发烧，可是他坚持来到对接现场，并亲自坐镇指挥，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离开。

刘同喜 时任基地通信团通信中队主任

我几次劝他（聂荣臻）撤出去，他说：“不行，你们在这操作都不怕，我不怕，就在这!”

八十分钟后，田现坤终于像绣花一样完成了上百个动作，准确可靠地把导弹和核弹头连接在了一起。

1966年10月27日上午八点，核导弹发射进入“一小时准备”。这段只有几秒钟的珍贵画面，记录了七位官兵当时正在地下控制室紧张忙碌的情景。地下控制室距离发射阵地不足百米，面积不到十个平方米，距地面有四米深。在这个极其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上，他们所承受的绝不仅仅是技术能力的巨大考验。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那真喘不过气，主要是缺氧，头有一点发胀，脸都是有一点红。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上面地面上是零下十多度吧，下面是零上四十多度，那个面积很小嘛，人是七个人，再加上那么多机器工作。

早在建设之初，出于安全考虑，在地下控制室的顶端，工程兵用特殊水泥浇筑了一个鸡蛋型的建筑，周围堆满了沙子，以减少爆炸对地下控制室的振动，然而在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面前，这样的防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发生意外，地下控制室内的官兵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如果真是要在地下室，头顶上爆了，不用说原子弹，四米多深的话，估计一个大炸弹，也都是，也抗不住的。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我们地下室准备了七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氧气发射器，供应氧气，万一出不来的时候，等待七天的营救。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地下指挥所只要下去过一次，就会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涂原季钱学森秘书

就是现在我下去了以后，我在里面站上五分钟我都感到窒息，因为给人那种感觉，更甭说那个水泥门，两道门跟你关上，当然里面有氧气发生器，可是你说它对人的心里有多大的压力啊，那都是像一个活的坟墓，密封在里边，这么落后的东西，这么简陋的东西，我们居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大概也会是绝后，空前绝后的壮举，只有中国人敢这么干，这个可真是玩命了。

曾在地下控制室工作的这七名官兵后来被誉为“七勇士”，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操纵员佟连捷、徐虹。就在发射前，聂荣臻在接见“七勇士”的时候，二十岁的战士操纵员徐虹对他说：“首长，我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上追认我为党员。”听了这番话，历经风雨沧桑的聂荣臻元帅眼角湿润了。

八点二十分，距离发射还有四十分钟的时候，控制室内的七位官兵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原来是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将军悄悄走进了地下室。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他下去之后呢，当时我们定位人员都把椅子坐完了，他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在里头不是为了预防万一嘛，下面放了装面包的箱子，实际上就是装设备的箱子，他拿出一个坐在那。

在这危险重重的发射最前沿，基地最高首长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助威壮胆，这让七位官兵十分感动，尽管如此，他们却必须劝说李司令员尽快离开。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高政委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请你离开，上去，你在指挥所，他还不走，后来我们集体向高政委，我们集体请司令员上去，你不上去，我们不能发射。天大的事我们七个人顶着，要牺牲，我们七个人牺牲，不能让司令员牺牲。我们就是这样的，李司令他还要坚持。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我说李司令是不是对我不太放心啦，我说没问题，我说都干了这么多了，我说你放心吧，也不肯走。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最后还是那个聂总从指挥部打电话来，因为有直通电话来，请他回指挥所，最后他才回指挥所了，他舍不得离开，对我们也是一个鼓舞。

八点四十五分，发射阵地主任王世诚下达“十五分钟准备”口令，与此同时，敖包山指挥所通过密语向国防科委报告：“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上午九时，王世诚下达点火的口令，操纵员佟连捷迅速摁下点火按钮，核导弹发出一阵呼啸，带着浓浓的烈焰从发射阵地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