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开彬，网易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大选特约评论员，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最近，陈文森先生在网易美国大选观察站发表“大选中的‘阶级斗争’”一文（网易，10月29日），借某个属于中下层的选民丹尼尔可能投票给共和党麦凯恩、富翁巴菲特投票给民主党奥巴马，以点概面，否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阶级基础。类似的文章还有袁晓明先生的“美国富人更偏向民主党、 而非共和党” （中国网，10月22日）。这些文章借少数超级富豪支持民主党，而否定两党的基本选民阶级基础，误导读者。其实，美国大选与阶级、宗教与种族三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从其历史演变和各自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选民基础根植于这三大因素。

阶级因素：全民医疗、工会与最低工资、商业利益

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选民的利益，共和党代表中间偏上层选民利益，这可以从各自倡导的经济与福利政策上看出来。首先，在医疗保障上，民主党主张建立一个“全民享有、负担的起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制度”，要求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政府干预，以此解决现代医疗保健不断上升的高成本现状。1945年，民主党总统杜鲁门首次倡议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但遭到国会的共和党反对而告失败。克林顿总统时期，也曾试图在医疗领域实行改革，但都在国会遇到极大阻力，最后不了了之。现在，这个议题也是奥巴马决心如果当选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而共和党认为，国家负担不起全民医疗保障，全民医疗保障只能使现有的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益下降。共和党的这种宣传，利用已经拥有医疗保险的选民担心自己的医疗服务受到影响这一心理，在选民中成功宣传了“全民医疗保障不好”，阻止民主党推行全民医疗保障，所以，美国至今也没能实行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在实行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至今尚有近五千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与共和党的对底层人民利益的忽视政策是分不开的。所以，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人民，多数是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

其次，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也完全不同。自从1930年代罗斯福实行“新政”以来，工会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票源之一。民主党支持最低工资制度，支持工会集体与企业主谈判工资与工作条件。作为回报，工会给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的竞选资金、基层的政治组织、以及工会成员的投票。而共和党则通常反对工会，支持在州和联邦的层面上颁布对组织工会不利的法律。共和党反对增加最低工资，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只会减少商业的利润、增加失业率。美国工会在私有经济部分里的成员数量在过去四十年内大幅减少，这与共和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在，重要的工会包括政府雇员、教师、警察、护士与一些服务行业的员工。数据显示，从1955年至2004年，工会成员的三分之二都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而另一部分工会成员，则可能被共和党的宣传“工会和最低工资制只会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导致失业”所蒙蔽，担心自己失业而支持共和党，或者是因为宗教等原因支持共和党。

另外，在对待商业与大企业的政策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也很不相同。民主党主张限制商业和企业的利益。在1912年至1916年，改革派知识份子伍德罗·威尔逊代表民主党当选总统，威尔逊成功的使国会通过一系列进步法案，包括重要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反商业垄断。1932年罗斯福作为民主党总统上任后，实行“新政”，新政在本质上是为解决经济困境而实施的一系列政府管制和制度，如将社会福利国有化并大幅扩张、对商业进行更多管制、对商业利润增加课税、大幅增强工会的影响力。他以这些政策替民主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由不同群体组成的选民基础，称为“新政联盟”，包括进步知识分子、工会、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裔、天主教徒和黑人）。正是因为有广大的选民基础，除了1952年和1956年两次选举失利外，民主党自1932至1968年主宰了美国政界长达数十年。

共和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与华尔街（大企业与大银行）和商业街（地区性的小型商行和企业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和党支持低税赋、在经济领域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支持商业发展。减税自1920年代以来便一直是共和党的主要政见。大多数共和党人主张，减少所得税有利刺激GDP增长，GDP增长会为政府带来额外的国库收入。许多共和党人反对所得税等级税制，认为那是劫富济贫。比如，奥巴马在竞选中曾提出要对百分之五最富有的人增加征税，结果就被麦凯恩和共和党拿来说事，说奥巴马要实行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会损害中小企业利益、进而导致中小企业工人失业”。所以，商业与企业界的人士往往支持共和党。而为中小企业工作的部分员工，可能也会由于共和党的宣传担心失业而支持共和党。

(网易国际新闻特约评论，未经同意，严禁转载)

解读阶级的“困惑”

就最近出现的美国富人的分化问题，如被国内广为引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罗伯特·弗兰克的专栏文章，称一项对493个富豪家庭的调查发现，拥有100万～1000万美元财产的富人选民中，3／4以上的人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只有15％的人支持奥巴马。而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富豪”选民中，2／3的人支持奥巴马；只有1／3的“超富豪”选民支持麦凯恩。于是，就有袁晓明先生将此解读为“富人支持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陈文森先生将此解读为“阶级在美国大选中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在选举中谈论阶级很幼稚”，否定美国两党的选民阶级基础。

笔者在前文已经讨论了两党在社会医疗保障、工会与最低工资制度、对待商业与企业利益等方面的根本区别，表明民主党是代表中层和下层人民的利益，共和党是代表中上层社会群体的利益。那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对于“超富翁支持民主党”这个事实，什么样的解读更为合适呢？笔直认为，这个报道与本人前面的分析符合，总体上的富人仍然是大多数支持共和党的。一些超级大富豪支持民主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超级富豪已经衣食无忧，更关心国家与大多数百姓的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所以支持民主党；另一方面，正如一贯支持民主党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和富翁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最近在CNN访谈中表示，更多的普通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也会对企业界和商业界有利。所以，超级富豪就是比小富豪们更有长远眼光，这也是他们能成为超级富豪的原因罢。而我们国内的一部分评论家，借此做出错误的解读，实在容易误导读者。

当然，陈文森们和袁晓明们可能就困惑了，既然这样，为什么共和党还能经常赢得大选呢？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广泛，应该经常赢得大选才对啊？其实，这与中下阶层选民对总统大选投票不感兴趣、不参与有关（有关投票意愿的统计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如全民医疗，从50年代初杜鲁门总统提出，至今两党轮流坐桩多年却仍然无法解决，对两党都失望所致），也与中间阶层中的部分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相关。但是，他们对共和党的支持，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受共和党的宣传有关（如前面提及的共和党的宣传“全面医疗保障会降低医疗服务质量”、“工会和最低工资制度会导致利润下降、导致工人失业”、“增加商业课税会导致利润下降、导致失业”，使得一些拥有医疗保险的中下层选民担心，民主党实行全面医疗保障会损害自己现有的医疗服务，一些社会中低层选民担心自己失业，从而支持共和党），另一部分原因则与宗教和种族问题息息相关。

宗教因素

宗教派别在1960年代前曾是两党的主要不同点，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南部白人新教徒都坚定的支持民主党，而东北部的新教徒则支持共和党。这个分界线自1968年后基本消失了。但是，现在另一种和宗教有关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明显，每周固定上教堂和信教比较虔诚的选民多支持共和党，那些仅偶尔上教堂或从不上教堂的则多支持民主党。大多数的福音教派和新教派选民支持共和党。美国犹太人传统上多支持民主党，但自从1980年代以来，出于共和党对传统保守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多数犹太教徒多支持共和党。所以，在美国社会，出于宗教原因支持共和党的，也很普遍。今年4月初，奥巴马在旧金山参加一次竞选筹款活动时表示，很多美国工薪阶层，不能认识到社会问题与自身生存困境的根源，只好将沮丧和注意力转向宗教信仰与枪支爱好等活动，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这与马克思主义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麻痹百姓的观点非常吻合。虽然奥巴马的这一席话招徕反对之声、以及他不得不出面澄清他的意图，但在宗教势力庞大、枪支爱好者众多的美国，他敢于发表如此言论，亦可看出他和很多民主党人左派的基本世界观。

在与宗教相关的社会事务立场上，共和党人大多支持基本教义派的观点，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主张通过立法进行禁止。而民主党，与他们自1960年代以来对民权运动的支持立场一致，对于堕胎这个议题，很多人倾向于中立开放立场。他们认为，妇女应该有选择堕胎与否的权利，无需政府和法律的干涉。在同性恋与同性婚姻问题上，民主党内部存在分歧，但多数人持中立态度，不积极支持同性婚姻，但同时也反对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如奥巴马就支持这种立场）。民主党在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的开放态度，招致宗教保守势力和教徒的反对，使得他们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如最近几天，就有宗教保守势力攻击奥巴马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立场是“支持同性婚姻”（其实奥巴马的立场是“反对同性婚姻，但也反对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与“支持同性婚姻”是不同的）。甚至还有宗教保守势力发布“2012年奥巴马政府下的美国来信”，号称“恐怖分子袭击了4个美国城市，苏联重新占领东欧，以色列被核弹攻击，同性婚姻在每个州都合法化”，以此号召教徒反对奥巴马（见美联社记者Eric Gorski 与Rachel Zoll 10月25日的文章“Christian Right Intensifies Attacks on Obama”-“基督教右派猛烈攻击奥巴马”）。

种族因素

在种族问题上，共和党在十九世纪中期成立之时，曾代表进步势力，反对南方奴隶制度的扩张。代表共和党的林肯于1860年当选总统后，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并对南方实行奴隶制度的分裂势力发动了内战。内战后，南方白人出于对共和党的怨恨情绪，使他们坚定支持民主党，南方也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在1964年之前，多数南方白人将民主党视为南方利益的同盟与捍卫者。

然而，从1964年开始，民主党在南方各州的地位出现彻底动摇。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时，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领导人支持民权运动（特别是黑人和少数族裔权利保护），民主党对于民权议题的支持在民主党总统约翰逊于1964年签订“民权法案”时达到高潮。很多南方白人认为，这是对南方各州权利的干涉，使得民主党在南方传统的白人票源支持开始瓦解。同时，共和党在尼克松的领导下则开始实施南方战略，通过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地方州权利为手段，寻求南方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自内战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共和党的黑人，从1930年代开始，由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的新政、福利与济贫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党。1960年代民主党特别是约翰逊总统对民权运动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转变。自1968年的选举开始，南方各州白人开始从支持民主党转而一边倒支持共和党，黑人则一边倒支持民主党，持续至今。由于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票制度，黑人数量少于白人，从此南方各州成为共和党的天下。

可以说，民主党自1960年代支持民权运动，虽然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步（特别是黑人和妇女的解放运动），但却从此失去了众多的南方各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1969年至2008年的四十年时间里，只有十二年的时间是由民主党执政（卡特在1977-1981年，克林顿在1993-2001年），与之前的1932-1968年的三十六年里只有八年由共和党执政形成极大反差。

结论

所以，美国的大选，与阶级、宗教、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这三大因素共同决定着美国大选的结局。这就如同一个多元回归统计模型，大选结果可以当作因变量，阶级、宗教与种族则是三个独立变量。任何单一独立变量都无法科学解释因变量（大选结果），同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独立变量，对大选结果的解释都会显得苍白片面；只有综合考虑三个独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才能看到一幅基本完整的美国大选图景 。当然，对不同的时期，也应该加入第四个独立变量，即竞选前的经济景气状况，限于篇幅，这一点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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