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主张以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授权减免和取消对中目超出此数的赔偿要求”,并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 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 ”,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 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 “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 “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 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 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 “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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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庚子赔款”办学的五位关键人物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驻美公使梁诚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中国近代庚款办学的出现。庚款办学的兴起,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庚款办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吊诡,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庚子赔款与退款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 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 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39 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庚子赔款各国按比例分配,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 两白银,合美金24440778.81 元。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

在诸帝国主义陆续索取赔款的同时,1905 年,美国国内发生了歧视和排斥华工事件。消息传来,国人对美帝国主义产生了普遍恶感,一时间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天津等地市民针锋相对地开展抵制美货的斗争。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恐慌。为平息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1907 年12 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

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 此处指美元) 之外,所余1200 万余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1165 万元的部分(964 万余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 年5 月25 日, 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咨文及退还部分庚款案,并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五位关键人物

第一个人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他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是促使美退还庚款最早的动议者。1901 年9 月7 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海约翰多次表示赔款数目过大,赔款"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先是阻止欧洲列强以瓜分清廷领土替代货币支付,继而又反对索要过重赔款。在削减庚款总额的斡旋失败后,海约翰曾主动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超额部分,以促使其他列强转变态度。

1901 年5 月28 日,海约翰给驻华公使柔克义发电报,"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图减少赔款"。

1904 年12 月6 日,海约翰授意柔克义,草拟退还部分庚款的备忘录给国会,备忘录有如下文字: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我们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部分赔款的政策,特向国会提出庚款对中国是否存在不公正问题是我的职责,退还部分庚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一建议获得国会批准,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

1904 年12 月初,驻美公使梁诚拜会国务卿海约翰。海约翰明确答复梁诚,鉴于清廷已答应其他列强以金代银,美国理应同等享受,但为缓解还金带给清廷财政的负担,美可以退还庚款多余部分。因此梁诚1905 年1 月19 日发电报给清廷外务部,电文有如下记述:

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海云贵大臣所言确有主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易徐图之,必将得当以报,……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

梁诚的电报稿清楚地证明,他是在得到海约翰告之"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后,才因势利导趁风收帆的。实际上,能敏锐利用局势,的确是梁诚在退还庚款上的功劳,并非有学者著述,说梁诚是退还庚款最早动议者,这与事实不符。

第二个人是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梁诚原名丕旭,广东黄埔人。1875 年,未满12 岁的梁诚,考取了第四批留美学生。1881 年,尚未毕业的梁诚即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被召回国,初在总理衙门任职,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1903 年至1908 年初,以三品卿衔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反复据理交涉,为国争权。梁诚在促成美退还庚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赔款份额已定,但到底是用黄金赔, 还是用白银赔,条约并未规定。1904 年之前,清廷每年用白银赔偿各国,此后发生异议,一些国家提出必须用黄金赔,因为金贵银贱。美原本同情中国,独倡白银支付,但这一年也变了。为此,1904 年12 月初梁诚与海约翰谋面,寻求解决办法。

梁诚表示:"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然现今中国为赔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动容,沉默良久,慢慢道:"庚子赔案实属过多……"

梁诚机敏地捕捉到美认为庚子赔款有"浮报冒报"而"实属过多"这一信息,便立即放弃支付赔款方式的话题,转而请求美国带头核减赔款数量:"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者,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梁诚,当机会出现时,自然不会错过,为使美方把落入袋中的银子再掏出返还给中国,梁公使可谓费尽心思。

第三个人是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1906 年初,作为美教育界名流的詹姆斯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呈递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自然,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像日本那样快速。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驻美公使梁诚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詹姆斯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动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规划了实施办法:"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1909 年6 月,清廷专设"游美学务处"( 清华大学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1911 年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其教育宗旨正是詹姆斯所倡导"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的理念。

第四个人是美驻华公使柔克义。1905 年4 月,柔克义向梁诚透露,美行将退款给中国,但明确提出须用于办学为前提条件。会见梁诚前一个月,柔克义即以个人身份写信给一位参议员:"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随后柔克义致信罗斯福总统,反复建议尽快落实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指出清廷已认可用于教育,并很可能会要求美国参与这一教育基金的管理。柔克义在与清廷谈判庚款归还问题时,更明确申明只有中方将退款用于兴学,才能有助于美国总统早日做出退款决定。当时清廷鉴于"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并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办学。认为"办理学务,似无需如此巨款",主张先用于兴办路矿,以其所获之余再用于办学,如此"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柔克义则坚持退款办学,并称清廷如不同意,他即"担心总统将不会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利",胁迫清廷同意将退款完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第五个人是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身为传教士的明恩溥于1872 年偕新婚妻子来华。从1872 年到1926 年,明恩溥在华传教54 年,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乡村生活了如指掌,并写下9 卷本文集,卷卷与中国相关。最为世人熟知的《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的崛起》3 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

1906 年远渡重洋回到美国的明恩溥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并于当年3 月6 日到白宫晋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中国的学校,并赠送罗斯福总统《中国人的特性》一书。

他认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溥还建议应拿出部分庚款,在中国建立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

1907 年,明恩溥的《今日中美》一书在纽约出版,他在书中重申,退还庚款的目的,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尽可能来美留学,"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 年的拳乱和1905 年的抵制美货风潮"。经他的大声疾呼,退还庚款办学已成为美国朝野的主流意思,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明恩溥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建教会协和医院时,因医院原址是明朝皇亲国戚的宅邸,后为清廷一帅府,美国人用先进的施工设备破土动工,竟意外地从地下几米处发现了大批金银财宝,其价值足以建好几个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