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非常态的常态化”

罗云锋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新媒体与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何谓‘常态’与‘非常态’”、“为何提出议题”、“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批判视角”、“非常态新闻事件的分类”、“常态化社会学”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讨。

“天地之生物有变有常。儒者举其常以示人，而不语其变。非不语其变也，恐人惟变之求而流于怪妄，则将弃其常而趋怪，故存之而不言。后世……弃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变之说” [1] ，于是往往导致“好于奇谋而不知道，喜为异论而不守经” [2] 的社会后果。姑且不理会作者对此一现象的态度鲜明的褒贬是非，明朝学者方孝孺的这些话却恰好可以用来描述当下的一种颇具典型性的新闻传播现象：即“非常态的常态化” [3] 。

在新闻传播过程或社会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原本是非常态的异常事物和社会现象由于被大量报道和密集提及，从而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成为（或似乎成为）常态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或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实存在，即生活的一部分，笔者将此一社会现象称之为“非常态的常态化”。鉴于这一现象既有助于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因此分析其原因、后果以及相应的理论应对就十分必要，本论文所要做的正是这样的一项工作。

毋庸置疑，新闻传媒在造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 [4] 方面起着首当其冲的直接作用，其次则是整体社会结构、文化政治制度、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社会心理氛围等因素的直接间接的作用，对于后者，限于学力等原因，笔者还难以进行全面有效的论述，因此，本文重点从新闻传播学（包括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等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学这两个角度来分别进行研究分析。

何谓“常态”与“非常态”？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定性的意义上还是从定量的意义上，本文都并未对所谓的“非常态”和“常态”做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事实上，“非常态”和“常态”的概念本身是如此复杂、包含的现象如此广泛而模糊，以至于任何明确的界定都有可能缩小乃至歪曲此一现象本身。对研究对象的精确的界定、定义往往有助于对现象的深入理解，甚至定义和命名即意味着把捉住了研究对象的核心本质。然而，在其他情形下，这种做法却有可能割裂对象和其他相关现象、背景、表现、影响因素等之间的千丝万缕、难以分割的血肉联系，将对象肢解、离析和分裂出来，反而不利于对现象的全面而有效的分析。对于这种无法限定在某一单一学科领域和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最好的做法或许是描述（重视整体性、广泛关联性、混沌性乃至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里的描述也可以包括格尔茨所谓的“深度描述” [5] ）而非定义，或者将其置于不同学科视角下进行打量和分析。

“常态”和“非常态”概念关涉广泛，涉及到诸多学科领域和不同分析框架，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对“常态”与“非常态”的区分和分析当然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从哲学角度而言，关注的是普遍、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重点关注主流（包括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心、制度化、现存社会经济权力结构与边缘、非制度化、社会转型和变迁、革命、叛乱、异端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关切点落实于规范、秩序、常规与越轨、混乱、突发事件的关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关注的是常态、理性、正常与变态、非理性、反常的区分；从统计学角度而言，更注重对社会现象的定量研究，譬如比例与概率等。这些分析当然略显粗疏，实际上往往很难加以泾渭分明的区分（更何况“常态”、“非常态”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互相转换和转化），譬如以主流与边缘这一对概念来分析“常态”与“非常态”，那既可以是政治学视角的，也可以是社会学视角的，还可以是文化历史学视角的，互有关联交叉，这是研究的时候必须予以注意的。其实，以上每一种理论关切和分析框架都涉及到繁复的论证，非三言两语所可穷诘。然而，由于本文更多地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立论，所以，对“常态”与“非常态”的分析仍主要是从传播本身着眼，而以其他学科的分析作为辅助，以加深对此一特殊新闻传播现象的理解和把握。从传播学的角度着手，则“常态”还包含有“引起更多或普遍的关注和讨论”的含义在内，换言之，“常态”常常意味着被普遍地认知（社会共识）、更多地被传媒所关注和报道，并因此被受众或大众或民众更多地和普遍地讨论、理解和记忆。常态即被不断曝光、广泛关注和传播，成为公共热点、社会共识和主流价值。而非常态则意味着不多见、不常发生，很少被曝光和关注。

尽管在大众传媒原则主导一切的社会里，曝光则鲜活（光彩则夺目，而非“见光死”），默默则无闻，成为社会的非常态，或者被污蔑为“变态”，被边缘化或被打入社会与历史的另册（或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归入低等级。换言之，传媒的权威和暴力使其成为暴君或上帝，谁都无法避免地被传媒的逻辑和法则所主宰。然而，饶是如此，这里对“常态”和“非常态”的描述和区分仍然并不涉及价值评判——这甚至是一个比为其下定义还要复杂艰难得多的任务（这也直接导致了难以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的影响和后果做出简单、笼统、抽象而粗疏的价值评判）——，那需要结合具体领域、现象和事例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而做出具体的分析、评估和判断。从抽象的层面而言，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两者并未有价值评判和高下之分。大众传媒或是仁慈的上帝，或是暴虐的暴君，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什么，如何行动，以及行动的后果。

对“常态”和“非常态”的简单描述已如上述，下文还将进一步对“非常态”事物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这里且先对“常态化”的内容表现略做分析说明和分类。常态化的社会现实表现错综复杂，面目多歧，倘若不加以逻辑分类和理论分析，建立起合适而明晰的逻辑分类标准、社会学分析框架和运思的叙事模式，一不小心就会流于市井故事、流水帐、街谈巷议之类的糊涂帐而无法自拔。当然不妨举出种种鲜活的事例或案例，并以相关理论进行解析评述，这种做法固然亦能体现专业的知识修养，但研究对象和中心却在此一操作过程中迷失了，变成了事例本身，而具有更大理论分析价值、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传播现象的“非常态的常态化”这一实际研究对象反而被忽略了，或由于喧宾夺主而事实上未能成为分析研究的重心。另外，倘若仅仅停留于毫无头绪地枚举，事物仍然杂乱无章地躺在那里，我们对整体现象的认知于是仍停留在经验水平层次上而略无进展，既无助于从宏观上、理论上和理性上把握事物和现象本身，亦因此无法为行动和对策提供学理上的指导，也无助于从中寻绎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普遍命题。而缺少宏观归纳和理论统合也就意味着缺少理论和学术成色，将专业的学术研究下降和等同于一般人的想当然的肤浅的经验性议论和日常的街谈巷议。

作为学术研究，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一合理合适、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分析框架和线索。众所周知，影响新闻传播的因素主要有政治、商业、受众以及媒体本身，而这也恰好是影响和造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几个主要因素，鉴于本文主要是从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论题分析，为方便分析，本文据此大致区分了这样几种常态化，第一，“虚拟的常态化”，即想象中的、虚拟的、观念中的常态化（受众分析、培养分析、文化研究与政治学的应对）。第二，“显现的常态化”，或“还原的常态化”，即“常态的显现”。指以前未被注意和引起特别关注的大量存在的（常态、常规或日常）事物和现象（包括未予命名的事物），经过传媒的挖掘、报道和传播而广为人知，从而被常态化——严格地讲，这是“常态的显现或还原”而非“非常态的常态化”，因为之前的社会常态由于各种原因和因素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政治与政治学应对）。第三，“实际的常态化”。原本较为少见和较少发生的社会现象，由于传媒的运作和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随后由于模仿、传染、社会动员和社会变迁等而成为实际的社会常态（包括“偏好伪装”与“沉默的螺旋”等社会心理学现象）（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与新闻传播学等的应对）。第四，“消费主义的常态化”或“商业领域的常态化”，即在消费主义时代，在相关商业经济逻辑对传媒的渗透和控制之下实现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常态化。此一类常态化涉及到消费主义、广告、时尚、审美、商品拜物教等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论题（商业与经济学应对）。此外，尽管难以简单地归类为上述任何一种“常态化”，“偏好伪装”的社会心理学现象仍然可以置于“常态化” [6] 现象中进行论述，并从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社会心理学的应对）。当然，这种区分是粗疏的，细心而善于思考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指出笔者以上分类的逻辑和理论漏洞，譬如，虚拟的常态化会引发受众真实的行动，甚至因此使得虚拟现实逐渐驱逐、僭越和取代了“真实”现实而成为新的真实现实即“实际的常态化”。另外，分类没有统一的逻辑框架，各种类型之间互相交叉，难以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些都是本文论述框架的弱点。实际上，这也是研究“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理论难点，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但毋庸置疑，这种分析模式既有一定的理据（即政治、商业、受众与传媒本身是影响新闻传播的较为公认的几个重要因素），也确实颇为切实可行，所以本文在讨论“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影响和后果的时候，将按照以上分类依次进行论述。但这里仍然要强调本文一再强调的一点：这种分类决不意味着以上四种类型的“常态化”带来的“都是”或“大部分是”或“只有”负面影响和后果。

为何提出议题？

问题和论题之提出显然与新闻传播过程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负面影响及相关联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譬如，和新闻传媒相关的负面“常态化”日益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对负面“常态化”着墨较多，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一无是处）。我们固然不能不公正地武断所有的与新闻传媒、新闻传播有关的负面现象乃至一切负面的社会变迁问题都是由“非常态的常态化”生成机制所引起，但许多问题的产生往往和新闻传媒以及“常态化”这一传播机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乃至密切相关，这亦是事实。或者，事情本身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殊产生原因和运作机制，但经由传媒以及“常态化”机制的中介和扩大，使其作用和影响变得更为巨大。新闻传媒日益成为社会变迁（向上的进步的与向下的倒退的）的第一推动力 [7]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新闻传媒影响和推动社会变迁方面，其主要机制和过程就是“非常态的常态化”。换言之，“非常态的常态化”、“社会变迁”和“新闻传媒的社会作用或后果”三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可以互相置换——虽然各有强调重心。“新闻传媒的社会作用或后果”强调的是媒介和渠道，即新闻传媒或传播取代教育成为社会变迁的第一推动力；“非常态的常态化”更强调这一推动力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模式、方式、手段等专业技术、技巧层面，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变迁的社会后果本身；“社会变迁”则主要强调其社会作用与后果，是前两者的结果 [8] 。

社会变迁有多种方式、渠道、形式和表现，譬如革命、意识形态控制、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等（显然，以上罗列并非任何逻辑上的分类和序列，而且也并未就何为根本性决定因素做出任何预设和结论，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和分类方法可以对社会变迁进行恰如其分的划分和解释）。以上种种，我们也许无法断定哪种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哪种不过是其手段，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大众传媒或新闻传播日益成为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形式之一（其实，如果将古代形式的传播亦视为大众传播的前现代形式之一，那就不是“日益”，而是“从来就如此”，即公共舆论、民意等的重要性——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虽然都是现代学科体制下的产物，但这决不意味着过去没有相似的实践和运作）。

事实上，任何形式的社会变迁都至少要借助于各种形式的传播的中介——这当然并非由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种族决定论等转而提出传播决定论，即使要认真思考传播霸权的问题——，这意味着，一方面，新闻传播本身内在地具有引起社会变迁的力量和功能。新闻传播仿佛一个扩音器，从这边进去的是三两人或人群的轻声软语，从那边出来时已是声波扩大后的惊涛骇浪，浩浩荡荡，摧枯拉朽，裹挟着社会和每一个体席卷而去。另一方面，有关社会变迁（“非常态的常态化”）的很多事情往往要借助新闻传媒或经由新闻传媒的中介，以便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即“媒介到达”问题 [9] 。

但社会变迁、“非常态的常态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积极的进步、优胜劣汰和发展，亦可能意味着负面消极的退步、劣胜优汰与停滞。就新闻传播学领域而言，与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密切相关的事件包括新闻娱乐化、传播内容和格调庸俗化以及相应导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向下拉平（世风日下、劣币驱逐良币、劣胜优汰等）、群氓的胜利、伪民主的狂欢、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所导致的公众的注意力日益从重大、严肃的社会公共问题转向娱乐化、八卦化、庸俗化、商业化、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新闻传媒日益丧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批判意识和能力，缺乏人文关怀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尽管很难就这种定性论断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论证。大众传媒当然也取得一些进步，在发挥发播新闻、传递信息、进行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等方面都有颇为不俗的表现，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的是网络传媒；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的表现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新闻传媒日益缺乏对社会重大事件、问题以及民主政治的关注，日益丧失新闻理想、良知、道义、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社会监督和社会批判等功能使命。相反，新闻传媒日益和政治权力、商业利益集团以及地方权贵合谋，乃至同流合污，成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良知与正义日益缺席；打着道德革命、揭露黑幕等的旗号，实际进行着反道德的庸俗生活方式的引诱和宣传，表现出“世纪末”的颓废色调，以及对暴力、丑闻、隐私、无政府的病态狂欢的彻骨迷恋……一方面是社会的逆向进化（退化）以及负面社会现状的保持和扩展，另一方面却是公共智识的退化与广泛无知的产生 [10] 。

另外，大众传媒还充分利用新的传媒技术的进展，通过新的电子传媒技术日益扩大其社会影响，譬如网络与网民、博客与BBS论坛等的日益扩展的巨大影响 [11] 。这一切，很多是借助大众传媒的相应运作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的方式才得以实施和推行。此外，当代社会日益从文字时代转向影像时代，而影像的承载媒介多为大众传媒，两者共同承担起新时代的启蒙、教育与引导社会变迁的功能。由于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传媒霸权往往意味着政治霸权（权力），或者，政治霸权必须和传媒霸权结合在一起，而一旦结合，甚至可以说，传媒霸权即是一切。此言并非夸饰！正如上述，新闻传媒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变迁（向上的进步的与向下的倒退的）的第一推动力（甚至有取代学校教育和社会同化的作用的趋势），无往弗届，无微弗至，在政治（政治传播学）、经济（媒体经济学、经济传播学、广告学等）、文化（文化传播学等）、社会（媒介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乃至军事（军事传播学、传播心理战与媒介管理学等）等诸多领域，无论是在“常态化”还是在“非常态化”方面（二位一体），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新闻传媒的运作机制、模式及相关做法进行分析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紧迫乃至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论述总而言之，新闻传媒面临着以下几个越来越严肃而重要的问题，第一，大众传媒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摒弃其大众因素” [12] ）；第二，大众传媒和政治权力、商业利益集团与地方权贵的合谋趋势越来越明显，严重干扰了新闻传媒批判和监督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新闻传播领域新媒体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譬如网络传播等）也给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问题。综上一切，都使得“非常态的常态化”更加复杂纠缠，也更需要相关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理论关注、研讨和实践应对。

理论切入路向与研究的目的

然而，如何切入此一论题却并非易事，这也是新闻传播学本身的难题，即如何处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显然，尽管新闻传播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都日益显示出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要对“非常态的常态化”这一定性论题——譬如何为常态、何为非常态等——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仍然颇为困难，故本文避实就虚，重在定性研究。那么，按照思维常规，一般先进行现象分析，然后研析其原因，再对此进行价值评估，最后提出应对策略、解决思路和方案。然而，有的时候，现象本身或许纠缠复杂，对其价值评估更是众说纷纭，难以一时定谳，但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却往往十分显明。如果换一种思路，由原因反推现象，反而可以取得意外的分析效果，有利于对现象本身的深入认识。本文论题便是这样，“非常态新闻事件”以及“非常态的常态化”本身非常复杂，表现万状，变化多端，对其影响与后果的评估也无法简单化地遽下判语，尤其难以作出非此即彼、褒贬分明的简单武断，尽管如此，其产生机制和原因却相对明晰，大体遵循着几种有迹可循的方式 [13] ，是一些可以在不同情形下不断重复发挥作用的、可以预见的力量、结构和机制的产物。所以，本文在撰写时便采取了一个策略，即先对“非常态的常态化”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概括描述，并不立即做进一步的深入展开与细致区分，而是暂且将此一论题悬置，首先分析其产生原因和产生机制，然后分析其表现、影响与后果，最后提出可能的解决策略。采取这样的分析路径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这样做的目的便在于尽量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先在技术上、理论上进行客观的分析说明，避免由于先入为主的价值评判而对本来价值无涉的技术性的传媒运作横加指责，或者简单化地、不负责任地、不公正地将“非常态的常态化”传播现象和机制的种种负面影响完全委过于大众传媒本身。大众传媒技术本身并无过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它，包括新闻传媒运用“非常态”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传递信息同样如此，因为在种种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长期影响之下，民众或大众或选民日益成为公共事务的“新冷漠者”，或者缺乏参与动力，或者漫不经心、随波逐流，民众或“选民作为一个公众整体的瓦解表现为报刊和广播‘以通常方式’已经毫无效果” [14] ，于是，新闻传媒即使要发挥其劝导、批判和民主监督等正面功能，也往往需要以“非常态”的方式或“非常态的常态化”机制来进行运作。其实，造成负面的、消极的“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传播机制本身同样可以造成正面的、积极的“非常态的常态化”，所以，关键不在于传播技术，而在于使用和运作传播技术的社会主体，及其立场：是促进公共利益、公共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还是为一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权贵阶层服务并阻碍社会进步 [15] 。

这便涉及到“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研究的目的：是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各类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的私人排他性、垄断性权利服务，还是为促进民主政治、社会进步和普遍性公共（文化）议题和公共事业等服务 [16] 。因噎废食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无视大众传媒的正面积极意义而完全否认其价值更非理性讨论问题的方式。大众传媒及其相关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社会进步、造福人类；运用不当，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乃至导致非常严重的消极负面后果。所以，在切入路向上，“非常态的常态化”理论关注的不是现象本身，而在于其机制，现象只是若干机制和作用力的有意无意的产物——结构性后果、必然性及意向性等；“非常态的常态化”理论甚至并不简单地在作用机制和社会后果（尤其是负面社会后果）之间寻找和建立单向、单一化、直接对应的联系并直接作出价值评判，而是先行探究、寻绎和总结出相关作用机制，再以一定立场（民主政治、公共事业、整体的社会进步等）进行反思、批判并探讨其正面运用的可能性，并藉此有意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价值中立地客观研究其客观作用机制、技术，同时又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和鲜明立场，即为促进整体社会进步提供技术指南和方法指导。显然，在分析了“非常态的常态化”的产生机制和原因之后，我们便要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表现和后果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和评估，避免消极负面作用，而尽量发挥其正面建设作用。

其次，这种做法也和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路正相吻合，事实上，笔者之所以选择此一论题进行分析论述，亦是一种媒介素养教育和普及的有意尝试，即通过种种方式（包括本篇论文对“非常态的常态化”传播现象的专业理论剖析和写作），让受众更多地了解新闻传媒的基本运作机制，进行新闻传播学专业常识知识的大众普及工作，提高受众关于新闻传播学常识水平，尽量弥合其与专业水平之间的知识鸿沟，以利于受众在大众传媒社会更好地分析、判断和抉择，乃至由此理性地识别和抵制大众传媒居心叵测的劝服、宣传、愚弄、误传信息和虚假新闻报道。譬如，为了抵制宣传的强大影响，美国曾经创立过宣传分析研究所，创立初衷就是基于一种担忧和恐惧，担心希特勒式的煽动群众者通过大众传播的力量可能在美国崛起，所以通过宣传分析研究所，“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教育美国人民对宣传伎俩的识别方法” [17] ，从而抵制大众传媒的宣传、愚弄和欺骗，预防专制独裁，以维护民主体制（最近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亦基于相同的考虑，即对第四权力的某种民主监督和制约——除了宪法之外）。仅仅从现象到现象、从事件到事件地分析而并不进行理论概括虽然亦有价值，譬如更加具体细致深入，不会由于抽象分析而简单化地处理原本丰富复杂的具体事件，忽略细节和特点等，但过于纠缠具体事件本身也可能导致“抓小遗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缺陷，所以必要的经验概括、运作机制分析和理论研讨（当然要注意避免指认不当、类别思维、过度概括、刻板偏见等缺陷）仍然极为重要，并使人对同类现象的把握和判断更具洞察力。

研究的批判视角

就研究目的而言，还必须强调一点，即批判视角 [18] ：譬如，后发民主政治国家需要走出专制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牢笼，西方民主国家则需要走出资本主义权力逻辑、市场逻辑和商业逻辑的牢笼；两者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批判、抵制和减轻媒介权力与现实（政治经济）权力对受众处心积虑的盘剥和单向控制 [19] 。综合来说，新闻传媒应避免三重篡权和失控：资本主义商业操控；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操控；集权主义国家操控，以保证其作为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公共讨论与批判的功能，防止新闻传媒这种作为一个批判和监督公共权力机关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失效乃至彻底瓦解。和大众传媒、消费社会、文化工业等因素密切联系的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问题，有的是内在于大众传媒本身，是各种政制国家和社会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20] ，既需要一种专业和技术的批判和应对，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应对；有的却和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需要相关领域的综合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社会转型、文化更生等的配合才可能解决 [21] 。以大众传媒的商业逻辑而论，在商业传媒中，“受众实际上是在为广告商（即那些最终压榨他们的人）打工，受众利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或阅读报纸，这项劳动随后被传媒包装成一种新的‘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同样是这些受众，他们还得再额外花钱去购买媒介所广告的商品，再次为媒介买单。整个商业电视体系和报业体系，都是依靠对受众处心积虑的盘剥，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而存活的。” [22] 以大众传媒的政治操控而言，传媒既可造福民众和社会，亦可成为权力和权贵用以盘剥、控制民众、剥夺自由权利、维护专制的工具，因此尤其需要批判性视角。质言之，作为批判力量与作为操纵力量的“公众舆论”（由大众传媒所承担的那一部分）并不一样，在对待传媒和民众的动机、态度和目的本来就正好相反，“‘公众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其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得以公开，而后者则公开了个人与机构、消费品与供货单” [23] ，是一种控制和盘剥的手段。这些恰恰也正是笔者重点关注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原因所在，也和新闻传媒的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功能接榫起来。

就批判视角而言，还必须警惕传媒的权贵垄断及其对所谓的传媒精英包括相关学者专家的拉拢和收买，形成利益同盟。大众传媒成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权力资本，统治阶层、政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商业精英、政治野心家和某些渴望在名利场上有所斩获的跃跃欲试的个体日益意识到传媒的重要性，并开始有意营造传播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利益同盟，维护和促进排他性私利（而非公共利益），进而形成传播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内）和传播的权贵帝国主义（国际）。正在逐步形成的包括相关专家学者在内的所谓传媒精英正在积极展开知识权力原始积累或寻租活动，以此力争在传播的初级市场上获得更好的竞争位置和获取更大的利益。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的思考颇具启发意义。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颇多批判，譬如，在机械复制时代的后工业社会，产生出标准化、程式化和肤浅化的文化 [24] ，只追求感性、快感、感官享乐，缺乏思考和精神价值，缺乏深度；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是商品拜物教的结果，堕落为商业逻辑的附庸，导致审美趣味粗俗、浅薄、平面化，缺乏个性，或仅仅展现了一种伪个性；大众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阴谋，大众被大众传媒操纵和塑造（大众传媒并不为大众所掌握，而只是统治阶级掌握大众的工具和手段；大众文化亦并非大众所自发形成或自我创作，而是阴谋塑造的结果，衬托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众传媒在塑造伪意识形态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以现存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复制了现有社会结构和统治结构——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复杂的技术操作和意识形态操作有意识地将非常态（本来并非从来就如此）塑造成一幅常态化（显得似乎从来就如此）的假象，既而以此假象“质询”（阿尔都塞语）、操纵和俘获大众（弄假成真），造成似乎“从来就如此”的现实后果，从而复制了已有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维护既有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使其永恒化；在大众传媒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造成社会的孤立的原子化（麦克唐纳）、无序状态，从而使本来理应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以及自由的体现和保证的新闻传播自由、最后走向民主自由的反面。这些都作为本文的批判视角的一部分体现在论文的思考和写作中。

非常态新闻事件的分类

关于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分析，可包括以下三点，第一，非常态事件或内容的分类；第二，常态化（过程）（机制与原因）的分类；第三，常态化后果的分类（非制度化的制度化；公众关注与常识生成 [25] 或常识教育；司空见惯与习以为常；冷漠或恐惧；扩大或刺激效果弱化；受众的分化与重整；媒介现实与虚拟常态化；媒介现实转化与实在常态化；常态化的受众到达问题）。第二点在上文第一部分已作分析，第三点将留待下文交代。而第一点即从内容方面对非常态事件进行分类，则大众传媒倾向于报道的“非常态新闻事件”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种：1、越轨、反社会、反法治事件及其叙事（暴力、凶杀、绑架人质、强奸、抢劫、盗窃、欺诈、政治黑幕等反映人性恶和社会混乱的）——“越轨行为能立即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因为它违背了人们的规范和价值，但社会解组不会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除非它最终也产生越轨行为）” [26] ；2、反日常生活、反道德事件及其叙事（庸俗娱乐、粗俗语言、性、胡闹、道德丑闻、暴得大名、暴富等——助长侥幸、投机、机会主义、赌博心理）；3、反主流、反常规事件及其叙事（离“经”叛“道”、异端、新潮与时髦、先锋、解构的、消解的、颠覆意识形态的、边缘化、亚文化、异教、奇巧淫技（先进科技）等）；4、反制度事件及其叙事（助长不稳定、动乱等；譬如战争、恐怖主义、骚乱、宗教冲突、政治暗杀等）；5、制度化非常事件及其叙事（游行、示威、罢工、集会、抗议、重大国际国内时事等）；6、偶发性、突发性事件及其叙事（灾祸、灾难、自然灾害等）；其他。

就其与现行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关联程度而言，“非常态新闻事件”可分为：1、制度化表达；2、非（反）制度化表达与社会越轨事件；3、反主流反常态风格化表达；4、偶发性事件。其中，1、2与现行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属于强关系，3属于次强关系，4则属于弱关联。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则1、4并不试图直接威胁社会体制本身，而2、3则属于对抗性非常态事件。但这种区分仅仅是从意图层面进行分析，如果从后果来分析，如果处理不当，则1、4同样可能威胁到体制的存在本身。换言之，类别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就其与新闻传媒所发挥的功能的关系而言，“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在传播信息、民主监督、认知教育、商业广告、娱乐休闲 [27] 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各色表现，既有歪曲的信息传播，也有必要的揭露性新闻报道，更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极其复杂的劝服性传播。就本文论题而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非常态的常态化”与新闻传媒的民主监督功能之间的关系。

就其与新闻的定义的关联程度而言，“反常说”最为密切。关于新闻的定义甚多，譬如事实说，报道说，传播说（传布事实），手段说（劝服和影响舆论），信息说，反常说等。其中，事实说、信息说都涉及到对新闻本质的认知，但事实和信息本身的认定又极为复杂；而报道说、传播说、手段说等都注意到了传播媒介对新闻（无论是事实或信息等）的重要影响；反常说则直接揭示了新闻传播与“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之间的必然的密切关系。

其实，尽管很难从混乱的线索中理出头绪，事实上还是可以从其他诸多方式来对“非常态事件”进行分析和分类。

传播学？常态化社会学？

不过，虽然前文归纳了种种造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机制和原因，但仍需要明确一点：本质上，新闻传媒内在地具有塑造“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能力，换言之，几乎所有有关新闻传媒的技术手段和新闻传播等都可以程度不一地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即具有造成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和能力，因此，如果要分析其产生机制，就不啻于将所有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技术再复述一遍。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用所谓的“非常态的常态化”来涵盖和概括新闻传播所可能产生的客观结果或后果（就像我们用“事实”、“信息”、“制造同意” [28] 、“劝服”、“舆论管理”、“营销”、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形象》（The Images）一书中所称的“虚拟事件或假事件”（pseudo-event）或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谓的“媒介事件”、“议程设置”、“教育” [29] 等来概括传播一样），而无论这种影响是正功能（结果）还是负功能（后果）。如果这样的判断大体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表现、影响和后果的分析其实就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新闻传播的具体表现、影响和后果。于是，“常态化哲学”或“非常态社会学”似乎便取代了新闻传播学！这样的理论构思和做法当然太过自负和冒险，笔者也并无这样的理论野心，因为这里面涉及的论题太过广泛，既无法在一篇论文中全面展现，也超出了笔者目前的知识结构。所以，笔者姑且视其为一种全新的看待新闻传播学的眼光，或至少是一种重新分析新闻传媒的视角和方法，试着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建构，并希望能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讨。

[1] [明]方孝孺著，《逊志斋集》卷六，宁波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P178

[2] 同上，P183

[3] 所谓“非常态的常态化”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这么几点：新闻常态化与非统计数据；熟视无睹与耸人听闻（常态与非常态）；传媒的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新闻常态化与自证预言、积累优势原理；“从有看到无”的思维方式的欠缺；异端行为扩大化；新闻常态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真相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求证资源的一体化或真空化；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阴谋论（新闻传媒）与大众逻辑（受众）的同构；刻板印象（错误常识）与认知规律；新闻传媒的内在矛盾；信息不对称；“记忆还原综合症”；其他因素。参见：罗云锋著，《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解析》，《当代传播》（全国新闻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年4期，P32-34

[4] 其实，关于“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颇为普遍的存在，譬如下文还要分析到的所谓“异端行为扩大化”以及“道德恐慌”（参见：[英]克里彻著，《道德恐慌与媒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恐惧文化”等现象，都是同一机制的不同表现。

[5] 参见：克利福德·吉尔兹著，《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此一现象比较复杂，为方便分析（尽管这种区分并不严格严谨），不妨将其区分为“正向的常态化”或“结构的常态化”与“反向的常态化”或“解构的常态化”。简言之，就其发生机制而言是“正向常态化”——并非意味着“正面”常态化——，即由于偏好伪装而建构了“伪常态化”（类似于虚拟的常态化）；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反向常态化”，即揭开伪装，颠覆和解构“伪常态”（类似于还原的常态化）。参见：[美]第默尔•库兰著，丁振寰、欧阳武译，《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长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7] 判断是否新的精英的标准在于是否掌握了传媒。布希亚（鲍德里亚）的思想转变颇能说明问题，在早期著作中，他仍然以社会阶级的术语来进行思考，认为“精英不是由物品或消费来加以界定，而是由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及他们对符号和人们进行操纵的能力来加以界定”，在其后期著作中的论述则有所变化，“符码将日益成为具有自主的甚至更加具有控制性的东西……社会正在开始再一次为符号和符码所统治”。所谓符码，是指包括传播手段、劝导、消费主义价值观等在内的一系列的社会控制系统。参见：[美]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P113-114

[8]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传播即关注，关注则意味着转化的可能与能力，包括“非常态的常态化”这一转化。

[9] 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P56-81

[10] 这和偏好伪装所产生的两个主要后果类似，“不受欢迎的社会现状的保持和广泛无知的产生。第一个结果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社会认同，第二个结果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依赖于彼此的信息。”两者相互加强。参见：《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P17

[11] 详细论述请参阅拙文《网络民主的两张面孔》（未发表）

[12]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P285

[13] 同注释3

[14]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P250

[15] 研究者在对受众进行分类和研析的时候同样不能回避对其“研究立场”的追问。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P33

[16] 质言之，研究必须承担起对受众、公共事业、民主政治、社会进步等的责任。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P22

[17]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P291

[18] 也即萨义德所谓的“对权势说真话”，以“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修好、减低痛苦——将之应用于已知的事实”。尽管“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一版，P84，P86

[19] 谈及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思考颇具启发。有意思的是，与本文对所谓后发民主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划分和分析相似，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进行分析批判时，所针对的两个剖析对象和典型语境就分别是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

[20] 不过，我们说不同政治制度条件下新闻传播“非常态的常态化”机制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后果，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一样，相反，另一点同样显而易见，即在民主机制还不成熟完善的国家和社会，大众传媒“常态化”机制会导致更多的负面后果。

[21] 包括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亦是如此，因为“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参见：[美] 约翰·斯蒂纳 著，张志强等译，《企业、政府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P132

[22] [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P19

[2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P283

[24] 值得思考探究的命题：标准化与常态化；标准化与常识政治学等。

[25] 大众传媒直接影响着受众的常识水平，是常识生成的重要一环，参见：[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P414

[26] [美]第默尔·库兰著，丁振寰、欧阳武译，《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长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72

[27] “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功能大致表现在以下五种：告知，或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教育民众，传播事实；公共讨论的平台，并为反对意见预留空间；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看家狗功能；鼓吹政治观点的渠道或公共空间。就公共空间而言，还必须保证如下几点：“首先，[公共领域]必须对所有公民开放……其次，信息必须公开……其三，对于那些可能会被信息左右的人而言，特别的传播手段必须对他们开放……[并且]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公共领域]的存在。”“简而言之，民主政治假定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所有人民都可以参与决策，并能够接近媒体和其他存在政治辩论的信息网络’。它同样假设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足够知识的受众，并且他们能够理性且有效地利用流通在公共领域里的信息。”参见：[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P21-23

[28] [美]沃而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29] 传播即教育，参见笔者有关教育学方面的相关文章和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