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吕乐相比,在七十年代尾,曾任警队政治部及毒品调查科的侦缉探长刘振斯,名气及职级上与吕乐有很大距离,但从时间上来看,他是香港最后一个华探长,自此以后便取消了该职位。
虽然是最后一个,但刘振斯回港成功反击廉署,并令廉署撤销指控却是华探中第一人。刘振斯说:“逃亡台湾这么多年,我特地挑选1997年7月1日回港,成班华探,连吕乐都劝我不要这么做,不过他又希望我成功甩掉罪名,还好最后结果没有令他失望。” 廉政公署在1997年12月最终因证据不足,不再对他提出检控。
刘振斯1981年6月被廉署调查而避走台湾,警队也撤销其华探长一职,故他常认为是廉署配合港英政府的政治手段来整治华探长,并想除之而后快。他说:“我由始至终未怕过廉署,他们好多人都是由政治部调过去,我熟悉他们的手法。”
例如刘振斯自称并不怕廉署的盘问手法,他说,“他们非常时兴突然间大力拍桌大声喝你,等你心理脆弱时不小心就露出破绽。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三个人(盘问员)无防范时就大力踢吓他,话就话踩,其实是自己想壮胆不输气势。”
回首六、七十年代,可算香港乌烟瘴气的年代,贪污问题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消防员开水喉救火要收开喉费,病人要打赏医院的亚婶,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就是连轮候公屋,申请入学或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而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而不敢言。
刘振斯直言:“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学人家从商,不要因为逃跑而搞的老婆都要离婚,台湾搞地产又搞到一无所有……”刘到台湾后,辗转回到深圳发展,因开采石矿供应大亚湾核电厂建筑所需而发迹起来,虽然石矿场已关闭,但他在深圳仍拥有别墅物业、电动马达厂和卡拉OK等。
刘振斯说:“ 当时我们一批伙记到油麻地果栏调查白粉档,同时间原来老廉又有伙记到场拍摄那个白粉档的派片情况,其后老廉就想利用该录影带,拘捕我们过百名警队伙记 。” 据他所说 ,就是这百几名警员挑起其他警员向廉署发难。
上世纪60、70年代香港警队贪污猖獗,由总警司到一般「环头」的「四大探长」均是有组织地收受利益,而且金额不菲。港督麦理浩果断成立廉政公署,严打贪污,但由于此举对警队影响甚大,终惹来警员「反弹」,爆发警廉冲突。
早在廉署成立以前,警队内部的反贪污部已知悉葛柏的贪污罪行,律政司也根据《防近贿赂条例》要求葛柏交代收入来源,可是聪明的葛柏早已申请退休,并利用高级警务人员之便潜逃海外。事件曝光后,惹来市民极大回响,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当时,港督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及检讨反贪工作。
百里渠后来发表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结果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直属港督,调查除港督外任何人的贪污行为,其首要工作是扫除警队贪污陋习,先后引渡葛柏归案,拘捕多名高级警员及通缉「四大探长」。
事实上,当时警队贪污情况相当严重,廉署多番狙击警队,终惹来震撼性「反弹」。前华探长刘振斯表示,事缘1977年一批警员到油麻地果栏调查白粉贩卖情况,同一时间廉署又派员拍摄白粉档「派片」过程,事后廉署以该录影带在10月拘捕九龙3个分区 100多名警务人员。月底,逾11,000名警员联名签署请愿信,向当时警务处处长施礼荣表达对廉署的怨愤。28日,2000多名警员齐集警察总部,另有 40名警员到廉署执行处总部声讨,其间打伤廉署职员5人,又破坏部分入口设施。最后,港督麦理浩在11月5日颁布特赦,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罪行的投诉,不再受理,才平息警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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