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变成“抗战”

《士兵突击》之后，“突击”班底原定的项目是拍摄《隋唐演义》，但是最终演变成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简称为《团长》）。原因之一是史迪威。

编剧兰晓龙曾为一部电影写过一份有关约瑟夫·史迪威（中印缅战区司令兼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的策划案，他把这份策划案发给了导演康洪雷作为参考。第二天见面时，兰晓龙看到康洪雷的眼睛都红了，“看的时间太长了，其实就1万多字的东西。他来了以后不跟我谈别的，就谈远征军。”兰晓龙说。

签约的时候，他们告诉制片方：“《隋唐演义》不做了，我们想做远征军。”但兰晓龙坚持不做史迪威，他特别强调不仅不碰史迪威，任何有名有姓的人都不碰。他说不是想规避什么，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接触了一些远征军老兵，尽管那时候还没去过腾冲，但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正是这些没有名字的老兵。

2007年5月，兰晓龙和康洪雷去了云南，参观了当年的战场遗址及老兵坟墓。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兰晓龙见到了一些幸存的远征军老兵。这些老兵们的生活状况都很不好，几乎每个人都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任何一句抱怨的话，他们只希望能够得到承认。兰晓龙说，从那以后，每一次离开云南，他都会感到十分难过。他觉得自己欠这些活着的老兵一些什么。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孟烦了（张译饰）在前线收到家书痛哭流涕。

"名词解释

中国远征军

抗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为支持英国军队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陆军，以及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中国军队。回京后，兰晓龙用3个月的时间，写下了长达267页的《团长》大纲，这和《士兵突击》剧本的长度相差无几。"

《团长》里的那个团被称作“炮灰团”，兰晓龙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但别把我们当柴火烧。”

这期间，兰晓龙和康洪雷听说崔永元手上有一大批远征军老兵口述历史的珍贵影像，他们找到了崔永元，康洪雷提出在《团长》之外制作一部有关远征军的纪录片的想法，崔永元答应了下来，并形成了两条主线并行的想法：一条线是同步记录《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摄过程，崔永元嘱咐摄制组的记者一定要注意观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拍摄前后对远征军认识的变化；另一条线是近几年来采集的远征军口述实录及从海外购买的有关那场战争的珍贵历史画面。

这就是即将播出的18集历史纪录片《战火传奇·滇缅碎忆》。

崔永元最早接触远征军老兵是在2002年，当时为治疗抑郁症，他去了云南，当地的朋友反复给他讲远征军这段历史。开始他有些抵触，觉得那些人毕竟是“国民党兵”。直到2005年，崔永元在云南松山脚下遇到了一位远征军老兵，这位老兵讲述的当年阵地上的惨烈让他顿时有了一种通了电的感觉。

此后崔永元先后4次专程去云南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做起了有关远征军的口述历史抢救工作。至今已经收集了将近250位老兵的口述，其中包括30多位美国飞虎队成员。他们还在日本采访到了3个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日本老兵，目前，这类影像资料累计达三万六千多分钟。

崔永元了解中国远征军是从一本《大国之魂》的书开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远征军在野人山遭遇的绝境。

湖南常德，在淅沥的秋雨中，离家70载，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第一次站在父母亲的坟墓前，陷于无尽的哀思中。图/潘敬林/CFP

儿子给父亲平反了

《大国之魂》的作者是四川作家邓贤，他的父亲邓述义就是一名远征军老兵。“文革”期间，他父亲被称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说是犯下过“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他从小就因此背上了“黑五类”、“狗崽子”这类沉重的十字架，因为政审无法通过，这位少年乒乓球运动员未能进入省队，世界冠军之梦就此破碎。他带着对父亲的怨恨，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成了一名“知青”。

直到1987年11月，已经成为一名作家的邓贤，从昆明到滇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地采访，长途汽车在松山附近的大垭口停了下来，前方遇到山体塌方，要等公路修好才能继续开动。邓贤看到旁边有一位正在打石条的老人，就过去帮忙，边打石条边与老人攀谈。老人偶然提到，当年，中国远征军曾经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一场大仗，伤亡达3万人之多，血流成河，炮弹皮满地，十分惨烈。

邓贤顿时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立即联想到了自己曾经做过中国远征军的父亲。他难以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怨恨的父亲居然在这片土地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过。他在周围发现了一个已经被炸成几段的墓碑，上书“国民革命军第8军松山阵亡将士纪念碑”。两个半小时之后，公路修复，汽车开走了，他留了下来，开始了此后有关中国远征军的调查采访。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他穿行于怒江大峡谷，走过了腾冲、高黎贡山，找到了中国远征军中的工兵，还有远征军里的军医。这些人当年曾经共同浴血奋战，但和他的父亲一样，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回到昆明，他立即扎进了云南图书馆，拿着介绍信通读民国时期的报纸及各种史料。1949年之前的这类资料当时被归类于“敌伪档案馆”中尘封起来。邓贤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进行有关中国远征军的寻访。父亲回信担心地提醒他说：“你做这些事，不会犯错误吧？”

1988年5月29日，邓贤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他从云南回到了成都。那天晚上，他和父亲长谈了一次。他向父亲表达了歉疚，他对父亲说，你们这代人曾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但是被误解了，相信迟早会被人民和历史承认的。父亲热泪盈眶，什么也没说。

1943年，邓贤的父亲邓述义还是个17岁的高中生，在重庆一所高中读书。国难当头，年轻的邓述义瞒着家人，与一位同学成了重庆第一批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学生兵，受训期间，他被编在了训导一营一连一排。蒋介石对他们训话时，邓述义就坐在第一排。在飞往印度的飞机上，他们差点被冻死，下飞机之后，换上了全套的美式装备。他的英语很好，可以和美国军官流利交谈，经过紧张的训练之后，邓述义成为了一名坦克兵。当年，他开的是重达47吨的美军谢尔曼式坦克。而日军的小坦克只有七八吨，一炮轰下去，就彻底被打烂了。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邓贤一头扎进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之中，寻访了数百位幸存的中国远征军官兵。1990年底，《大国之魂》出版，这是内地第一本有关中国远征军的纪实文学。此后，这本书一直不断再版。邓贤的父亲，邓述义老人，这位出生于1926年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于2009年1月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康洪雷镇压了都值

与邓贤同样是远征军后代的刘伟民现居美国洛杉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次他在英国一个高尚社区里看到一座铜像，一打听，这个人就是参加过仁安羌战役的英国指挥官，他希望拍一张照片，刚把相机拿出来，就有人过来阻拦。刘伟民告诉大家这个人是他父亲当年从战火里救出来的——

他的父亲刘放吾曾在仁安羌大捷中解救英军，蜚声英伦三岛。那时，刘放吾在远征军中担任团长，他带领的这个团让日军闻风丧胆。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时，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芝加哥向刘放吾当面致谢，前美国总统布什也致函对他立下的战功表示表示敬意。

那个社区的居民知道后全部跑出来跟他照相。

但这位老将军在战后赴台后却同样经历了坎坷，为了糊口，不得不做起了煤球生意。

刘伟民听说崔永元在做远征军老兵口述历史的抢救工作，几次从美国飞到北京，他告诉崔永元，他家里珍藏着一面日本军旗，是当年父亲缴获的。刘伟民希望崔永元把他父亲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

“那天刘伟民流着眼泪讲述了这些经历，我说还写什么电影啊，你这就是电影，你比兰晓龙写得好多了。”崔永元说。“《我的团长我的团》最正面的意义就是引起了争议，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只有引起争议了，才会引起关注。你以为康洪雷不想好好拍一拍远征军？——如果孙立人、戴安澜、蒋介石、史迪威也出来，而且全是正面形象，这电视剧能不能播就很难说。”崔永元的希望是，这场争议能引起公众关注，会有人像他一样去看书，去腾冲、松山、龙陵做田野考察，“如果能引起大家对远征军的关注，把康洪雷镇压了都值了。如果只是一场闹剧，大家攻击来攻击去，互相骂骂，最后挣几个收视率，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