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纳博科夫

初涉文学之道者，多半要经历一个“诗性写作”的美文化倾向阶段。我的诗性冲动起自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在那一大堆“信是……”的排比里晕头转向，惊艳无已。深可庆幸的是，当一位朋友还隐在市郊出租屋里用单行本摘抄孙氏的长短句时，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了如下句子：

“在电报线黑色的音乐之上，一群有红鹤的绯红色边像的长长的紫黑云团一动不动地悬在一片扇形的布局中；整个景象如同色彩与形状构成的奇异的欢呼。”

这书是杨青翻译的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婉约、精致、如碎钻璀璨的妙喻长句散缀全书，不是诗，却“一切皆在诗的高度之上”。与之相比，“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心灵创伤的一次快意的复制”云云显得生硬造作，黯然失色。以毒攻毒，唾手可解。孙氏的诗化毒药被纳氏的鹤顶断肠红一灌，顷刻毒性全无，仅止败人胃口而已。

维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大海军街。其父是贵族，自由主义政治家，俄国第一届杜马（国会）的立宪民主党议员，1917年二月革命为结束沙皇统治出了大力，并接受临时政府职位。十月革命后全家出亡伦敦。纳博科夫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精通法语和英语，尤其喜爱文学，年纪轻轻即诗才见著，15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18岁出版了第二本。此后数十年诗作不辍。这解释了何以他最朴实的散文段落里仍洋溢着浓郁而飘逸的诗意。1919年，靠母亲变卖首饰和奖学金，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修读法文和俄文。后来随全家移居德国柏林。 1922年，在柏林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纳博科夫的父亲为了保护米留科夫，被刺客枪击而死。

纳博科夫一家：1908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欧洲数百万白俄侨民中，出现了一位作家西林。俄罗斯传说，西林（Sirin）是在伊甸园和幼发拉底河附近为圣人唱歌祝喜、使凡人疯狂的天堂鸟，脸和胸脯像女人，与希腊神话的塞壬（siren）很相似。纳博科夫以西林的笔名在父亲主编的俄侨日报《舵》上发表作品，显然有其艺术神秘主义的追求。1926年的长篇处女作《玛申卡》（英译《玛丽》），内容讲述白俄青年军官加宁投宿柏林的流亡者公寓，偶然发现邻居阿尔费洛夫即将前来的的妻子玛申卡，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加宁随即被感伤的回忆和故国乡愁所环绕，最后毅然从幻想中抽身，在没见到玛申卡之前悄悄离去。这种哀怨悱恻的青春期浪漫风格与纳博科夫极盛时期的炫技写作大相径庭。此后陆续出版了《贵人，女人，小人》、《防守》、《眼睛》、《光荣》、《黑暗中的笑声》、《斩首的邀请》、《绝望》、《天赋》等八部俄语小说，为他赢得不俗的声名，亦宣告西林脱离浪漫神秘主义，正式融入席卷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这一时期他对卡夫卡颇为推崇，深受苏俄小说家别雷（《彼得堡》的作者）的影响，曾会晤现代派文学之神詹姆斯·乔伊斯，跟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散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一辈俄国作家、同为流亡者的蒲宁交往，还巡回柏林、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地举行公开朗诵会。蒲宁对他的赞誉是：“这个家伙拿着一支枪，把老一代人全干掉了，包括我自己。”

《说吧，记忆》封面上爱好蝴蝶的纳博科夫

1937年，纳粹政权肆虐德国。纳博科夫因妻子是犹太人，不得已携妇将雏避祸巴黎。失去了俄侨聚居的柏林，也就是失去俄语读者群。翌年，纳博科夫开始从俄语母语写作转向法语或英语写作的正式尝试。但是纳粹的铁蹄下，不可能有安静的书桌。希特勒的装甲部队蹂躏了马其诺防线，巴黎陷落。纳博科夫有先见之明，战事之前再次流亡，这次乘船远赴美国。人到中年，一切从头开始，本来十分困难，所幸结识了美国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对俄罗斯“不可思议的民族，不可思议的文学”崇敬已极，颇赏识纳博科夫的才华，并加以提携。1941年，纳博科夫出版了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塞巴斯提安 ·奈特的真实生活》，既象征西林时代结束、纳博科夫时代开始，也意味着他从边缘现代主义作家向后现代主义的突变。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流亡作家塞·奈特之弟，与兄长暌违多年，因觉得兄长前秘书古德曼所撰的传记歪曲事实，便决意通过追索记忆、走访友朋、披阅兄长手稿等各种方法还原真实的作家，穷尽努力始终难以如愿，却获得了“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宗教式感悟。这部小说调用了多种繁复技法，如对传记文学的戏仿，反讽，细节化写作，并探讨了作品与文学评论的紧张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解构—重构真实的文学价值观。19世纪伟大作家们强调的客观真实被刻意模糊、混淆、取消了，客观真实不复存在，讲述者就是真实。一种多元、多视角的文学真实价值观和不确定性美学被开启了，在未来形成了所谓后现代思潮，代替了现代主义，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文艺主流，迄今方兴未艾。

从1940年到1959年，纳博科夫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讲授俄罗斯和欧洲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他呐于言辞，上课只读讲稿，不过对世界文学的独异理解以及运用新批评的独得之秘却使学生惊叹沉迷。有趣的是，由于他缺乏高级学历，最初只能当文学讲师，却因长期捕捉收集蝴蝶的兴趣培养出来的鳞翅目昆虫知识当上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研究员和鳞翅目馆长，发表过多篇论文，几种蝴蝶和一种蛾子以他的名字命名。纳博科夫曾写信给埃德蒙·威尔逊说：“真是好玩，我单凭手上的一只蝴蝶就进了哈佛大学。”后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蝶类研究造诣并不低于小说。威尔逊也认为《说吧，记忆》中写蝴蝶的篇幅纳氏“用英语写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纳博科夫从默默无闻的文学教员、小有名气的作家变成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最大的转折是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中年男人亨伯特勾引了自己的未成年继女洛丽塔，最后射杀了她的同居男友，成了死囚。整部小说，用亨伯特在监狱中的自白形式写成，戏仿忏悔录自传之类的文体。它被美国《纽约客》杂志和维京出版社等四个书商拒绝后，纳博科夫一怒之下，竟想把手稿扔进壁炉，幸亏妻子薇拉抢回，才得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刊行。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贝克特、亨利·米勒、让·热内等人的小说，却把《洛丽塔》放进一套绿色封面的色情小说丛书里。是英国文学泰斗格里厄姆·格林慧眼识珠，在《周日泰晤士报》上把《洛丽塔》评为法国1955年三本最佳小说之一，引起广泛关注，遂陆续在各个国家出版。因小说典型的反道德题材，《洛丽塔》曾被英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列为禁书。直到1958年，普特南出版社的编辑从巴黎拉丁区艳舞女郎处看到了这本书，随即向老板举荐，《洛丽塔》这才在美国出版。由于一些传统读者愤怒谴责抗议此书“色情淫秽”，纳博科夫始料不及地成了新闻人物，《洛丽塔》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跃居第一。“洛丽塔”（Lolita）一词日后即恋童癖的代名词。纳氏这部最出名的小说其实没有任何谈得上“淫秽”的描写，艺术特色也不如何突出，没有使用他最擅长的镜象迷宫式的多重折射技法，可以说是相当照顾普通读者，却难倒了众多评论家 ——纳氏举例说，有人认为它象征“老欧洲在对年轻的美国宣淫”，或反其道而释，说是“年轻的美国在对老欧洲施淫”；法国读书指南《理想藏书》评价道：“作品描写一个50来岁男子对一个12岁女孩子的迷狂激情……作为一个有全球文化意识的作家，纳博科夫惯于采用违法这一主题来回顾自己的流亡与失落。”但是这些关于寓意的阐释都相当牵强。尽管纳博科夫本人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屑一顾，称之为迷信的“伏都教仪式”，但类似《洛丽塔》这样的文学个案恐怕非精神分析理论的“情结”假设难以解释——主角亨伯特的第一个“小宁芙”阿娜贝尔，与纳氏自己的一次童年旅游邂逅很相似；远在1939年巴黎时期，他就写过“洛丽塔的雏形”；纳氏之父在20世纪初期曾撰写一篇好色之徒对12岁女童性犯罪的法学论文。这一切，当作家在创作灵感上过早地沉溺于童年记忆的再生性延续时，就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形成一种固执其中的文学情结。

纳博科夫晚年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与韩寒春树之流少年得志者不可同日而语矣。

继《洛丽塔》之后，1957年纳博科夫在美国还出版了颇为人称道的长篇小说《普宁》，影射已故俄语作家伊凡·蒲宁。1960年，挟丰厚版税，他辞去大学教职，与妻子移居瑞士。1962年，大导演斯坦利·库布瑞克将《洛丽塔》拍成电影，风靡全球，纳博科夫真正名成利就。同年，他登上了《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还出版了使他荣膺后现代大师头衔的实验小说《微暗的火》（Pale Fire）。此书分为“前言”、“长诗”、“评注”、“索引”四部分。那首长诗共999行，占全书十分之一篇幅，评注所占的部分最多。长诗据说有美国著名田园诗人弗罗斯特之风，是小说人物大学教授和诗人约翰·谢德的自传体诗歌。一名罪犯错把谢德当作判其入狱的法官而将他枪杀。谢德的同事，教授查尔斯·金波特一向自封为欧洲赞巴拉国（虚构国度）的末代国王，被革命废黜后化名隐匿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他认为罪犯是赞巴拉现政府派来的刺客，原想杀害他，却错杀了谢德。金波特得到谢德遗稿后，肆意添加大量注释和杜撰异文，穿凿附会，将长诗注解出赞巴拉和国王历史传奇的微言大义。“微暗的火”一名取自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的一段话，“太阳是个贼，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大致是比喻约翰 ·谢德的诗歌如同太阳，从现实和文学传统获取能量，而溺于幻想的金波特好比月亮，从太阳那里剽窃光辉以为己用（金波特自言“我对这首诗的注释，不过是试图拣出那些回响，细致的火浪，微暗的点点磷光和无数潜在的受惠于我的地方罢了”）。纳博科夫在此书中淋漓尽致地解放了他的碎片化写作、戏仿、讽喻、拼合、解构、重构、非确定性以及敞开诠释、敞开意义等技法和美学诉求。他的灵感显然是在英译普希金名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产生的——为了直译的主张，纳博科夫的译本多达2000页，译文只占十分一，其他全是注释。

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

美国女作家玛丽·麦卡锡激赏道： “《微暗的火》是一个玩偶匣，一块瑰丽的宝石，一个上弦的玩具，一次疑难的棋局，一场地狱般的布局，一个捕捉评论家的陷阱，一部由你自行组织的小说。”如果我们阅读并理解莎翁的整个段落 “太阳是个贼，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海是个贼，他的汹涌的潮汐把月亮溶化成咸的眼泪；地是个贼，他偷了万物的粪便作肥料，使自己肥沃；什么都是贼，那束缚你们鞭打你们的法律，也凭借它的野蛮的威力，实行不受约制的偷窃” ，则可以发现纳氏《微暗的火》与莎翁的诗文一样，都是一个结构循环的怪圈：赞巴拉国王金波特可能是俄语教授波特金，虚构的美国地名阿巴拉契亚可能是赞巴拉，诗人谢德可能是金波特或波特金虚构的人物，当然也可能赞巴拉是不存在的，金波特、波特金等等全是谢德笔下的角色。 “给我具有创造性的读者。这个故事是给他们写的”，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来，实验主义一度成为作家们趋之若鹜的潮流，到了纳博科夫这里，除了继承发扬乔伊斯的互文性—戏仿等传统，还糅纳了碎片拼贴、形式主义、解构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中不是被动的感知，而是充分调动能动性和自己的想象力、直观能力、体验能力和感悟力”， “接受者从作品中能领悟出意想不到的意义来”）诸般手法，登峰造极地炫耀智力和技术，可谓总实验主义之大成了。

纳博科夫、薇拉及学生

在创作上，纳博科夫绝对是老而弥坚的典范。六十五岁时出版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煌煌巨译；六十八岁出版自传《说吧，记忆》；七十古稀之年还出版了他自认为写的最好的小说《阿达》（Ada or Ardor: A Family Chronicle），这一年，他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纳博科夫与薇拉下棋

谈论纳博科夫及其创作，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薇拉。薇拉是彼得堡犹太企业家斯洛宁的女儿，两人在柏林侨民募捐的假面晚会初识，当时薇拉才二十一岁，而纳博科夫也不过年方二十四。她三岁开始读书，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记，后来是丈夫的一本“备忘录”，纳博科夫记不起某段引文出处她随口而诵，丈夫小说的段落她朗朗上口，普希金的经典长诗《叶夫盖尼·奥涅金》她倒背如流。在纳博科夫安于清贫的大半生，薇拉扮演了秘书、助教、司机、保姆、护士、新闻发言人、文稿整理者等多重角色。纳博科夫出身贵族，虽然流亡德国后一度要当补习老师和网球教练为生，但依然保留养尊处优的习惯。他一辈子没学会开车，所以坐在驾驶室里的永远是薇拉；他不会打字，所以写在卡片上的手稿只好由薇拉逐字敲出；他嫌自己的板书不好看，讲课至酣处薇拉就在黑板前代劳；她还曾替丈夫当过主考官；他甚至连下雨天开伞也不会…… 纳博科夫的天才只体现在文学与蝴蝶上。

在巴黎时纳博科夫有过一段婚外恋，薇拉没有逼迫丈夫选择，然而纳博科夫还是离开了“尤物般令人心碎的伊丽娜”，回到妻子身边。“没有薇拉，我一部小说也写不出来。”薇拉是个强悍与温柔集于一身的奇特女性。她手袋里有两件必备之物。一是药瓶，纳博科夫患有心脏病，她得随时准备救护。一是手枪，她对托洛茨基深恶痛绝，常想伺机将之击毙。除了是大作家的缪斯之外，大概她还希望自己是复仇女神。有个故事也许足以说明纳博科夫夫妇的恩爱程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美国人在意大利山区碰到刚发现了一种蝴蝶、喜孜孜的纳博科夫，手里拿着蝶网，正回头找薇拉，他希望捕捉这种极罕见的蝴蝶之时，妻子在自己身边。婚姻是纳博科夫艺术的成功因素之一，这种说法显然是正确的。1977年，纳博科夫以近八十高龄溘然长逝于瑞士洛桑。薇拉伤心地对儿子说：“我们去租一架飞机掉下来吧。”但她深知整理丈夫遗稿的重要性（很久以来，她一直在纳博科夫删改文章），还是选择在世界上继续生活了十四年。

纳博科夫与妻子散步

总结起来，自大傲慢的性格伴随了纳博科夫的一生。晚年他几乎把所有名作家都骂了个狗血淋头——劳伦斯是臭大粪，庞德是老骗子，康拉德幼稚得不可救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满是脏话，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十分荒唐，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是“玉米棒编年史”，跟他有宿怨的弗洛伊德及其学说是自欺欺人，布莱希特和加缪什么也不是，19世纪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有一次他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甚至当众撕毁《堂吉诃德》，原因是他痛恨塞万提斯笔下对愁容骑士的嘲笑。

种种狂悖无礼的言谈举措，也许与纳博科夫的贵族派头相关。贵族的出身、教育与智力出众的优厚条件结合，容易养成目空一切的秉性。在社交上不通俗务，率性而行，大放厥词。在写作上的具体表现则是神游物外，远离凡世，醉心于制作文学迷宫或游戏。这一点与他非常欣赏的另一位大作家博尔赫斯颇为相似。他们两人从来都没有全心全意地活在真实—现实的此在世界上。博尔赫斯至少有一半沉湎于神学和哲学的迷思。在《柯勒律治之花》中他提到有人梦游天堂，拿了一枝花作信物，醒时竟发现手持花朵。也许博尔赫斯久负盛名、或系现代幻想文学之滥觞的短篇小说正是他的天堂玫瑰。而纳博科夫几乎把他的所有精力和作品（从《绝望》、《塞 ·奈特的真实生活》到《微暗的火》）皆用于编织语言魔障、砌造智性的结构迷宫以表达对现实和真实的不信任。他说，“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既然家谱悠久、生性傲慢的贵族和不相信真实的作家糅为一体，那么，凌虚蹈空、为文学而文学、回避现实也回避政治的立场几乎便是注定了的。

一个海外华人评论家认为1958年凭《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二流作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是三流作家（当时他还没写出《古拉格群岛》），同为俄罗斯人，纳博科夫才算一流的大作家。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肯眷顾这位得到公认的俄语和英语大作家呢？众所周知，诺贝尔遗嘱对文学奖设定了“理想倾向”的条件，而百年来皇家学院的评奖委员们一般将理想倾向理解为政治理想主义，故二战结束后，英国战时首相，“大政治家和大战士” 丘吉尔旋被授予该奖，冷战时期有苏联反对派作家索尔仁尼琴获奖，风平浪静的90年代也有如君特·格拉斯等政治态度强烈的作家获奖，千禧年伊战后更是将此传统发挥到淋漓尽致，被李欧梵称作“过气现代主义剧作家”的哈罗德·品特便蒙皇家评委垂青，将2005年的领奖仪式变成了旗帜鲜明反美反战的演讲。纵然纳博科夫的小说技术再出类拔萃、再语出惊人、再被美国后现代作家们奉若圭臬，但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作品缺乏现世指涉和终极意义，在瑞典人眼里已是死穴，只差一线，他永远不能登上诺贝尔领奖台。

对于刻意消解作品意义的作家而言，“有意味而无意义”或许就是最大的意义了。但对读者而言，意味未必等于意义。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从不被公认是一流的作家，却是个眼光敏锐的一流批评家。他读完纳博科夫的《绝望》后诅咒般地抨击：“小说在哪里？它溶解在自己分泌的毒汁中了”，它是一本虚无的小说——abookaboutnothing。这个评价，我觉得也适用于纳博科夫的大部分作品。

最后，请允许我还用《说吧，记忆》里的优美句子结尾吧：

当时她在梯级上转头看我，然后 走进了一个小站散发着茉莉花香气的，蟋蟀狂叫的黄昏；但今天没有什么外国的边注能黯淡这痛苦的纯粹。

在炫智炫技、目无余子的后现代宗师纳博科夫之下，有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纳博科夫。谁知道他俩哪个栽种的文学玫瑰永不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