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一般人眼中，胡适和陈独秀不仅是文学改良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所以，在五四前夕，卫道守旧的林纾作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的对象便是他们二人，外加上蔡元培和钱玄同；而陈独秀写于1940年代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在回顾五四时，也实事求是地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李大钊和鲁迅的影响和作用尚在其次。

5月29日，胡适陪同杜威到达北京。对依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颇不以为然，属于和罢课派唱反调的复课派。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后来的回忆文章，多提及他怂恿傅斯年、罗家伦出面，鼓动北大南迁至上海的事情，且细节生动。此事倒非尽是捕风捉影或者落井下石。尽管如此，胡适在事实上还是改变自己1917年回国时所许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通过言论和办刊，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爱国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在陈独秀囚于监牢之际，他和李大钊主持政论性的《每周评论》，由“不能不谈政治”，变为主动抨击时政。

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胡适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各篇虽只有寥寥数十字，却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为了向读者评述“陈独秀的人格”，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自五四以后，社会上颇多不实之流言与恶意之谣言，其中就有所谓“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对此甚至不屑申辩，只是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日的《数目作怪》，列举出五四运动以来“今天一个呈子，是某某等几百几十几人欢迎胡仁源作大学校长。明天一个呈子，是某某等几百几十几人请惩办熊希龄、林长民等。后天又一个传单，是北京大学本预各科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揭破教员之阴谋’”的“数目大作怪”现象后，冷静地引出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也”语，说毕氏“真了不得，直料到二千五百年后数目作怪的奇闻”，大有冷面幽默之风。

综观胡适这一时期的时论文字，虽然平和而不失其一贯推崇的英美绅士风度，但在批判政府决策失误和别有用心的舆论，褒扬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爱国行动这两方面，可说基本与五四运动所代表的在野知识分子阵营的声音和策略保持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动之下，白话报刊大量涌现，与较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上海）相近的，就有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胡适于8月24日的《每周评论》——停刊前的最后一期上，特别介绍这“两个小兄弟”，称许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五四运动渐趋平静以后，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产生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7月，胡适于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非不谈主义，而是像他于1922年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老实道出的，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不满于别人“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转而宣扬实验主义；李大钊随即在同刊第35号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抗辩，力证“问题”与“主义”势难两分，“研究问题”无法回避“主义”；胡适接着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但“四论”正在印刷时，《每周评论》即遭政府查封，因而未及面世。

胡适的这些文章，成为1952年全国批胡运动中的一大罪状，因而其知名度几乎凌驾于他的所有其他著述之上。胡、李之争被看做共产主义革命家李大钊与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激烈思想交锋。抛开这一定性结论的是非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倒是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的联合阵营在五四后的解体标志，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胡适对学生运动以及五四的态度和观点。与其激进的文学改良观念不同，胡适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温和态度，早在其留学期间就有鲜明表现：1915年，日本和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之际，留学生纷纷声讨，而胡适却写了《致留学界公函》，主张留学生关心国事的上策，乃是“认真地、安静地、不受干扰地和毫不动摇地专心致力于学习”。不用说，这等“教育救国”论当然招来一片嘘声。但胡适依然坚持己见，认为“今日造因(不亡国之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这种论理，或许使人很容易想起蔡元培在戊戌变法以后的诸多类似言论。事实上，五四以后的胡适与蔡元培在对待学运等许多问题上，的确言行和步调趋于一致。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与蔡元培著名的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用意相近，都是有鉴于五四后人心浮动，“能动而不能静”的倾向，有意纠偏矫枉之举。

胡适对于五四的态度，可由五四周年之际，他和蒋梦麟合写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看出。有“历史癖”的胡适，看出五四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必然性：与“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一样，都是因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所以青年学生被迫投入干预政治的运动。虽然持此理解之词，但并不代表胡适认同学运这种“非常的”、“救急办法”。基于“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一年光阴就在这风潮扰攘里过去了”，“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的事实，他认为：

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进而，胡适表示了尤其不满意社会演讲中那些诸如“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的“空话”，而主张“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这种呼吁，如果与蔡元培后来“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认识参照，不难看出二人相近的“教育救国”理念。

类似的观点表达，还见于胡适此后于五四纪念、北大校庆以及学运高扬之际的讲演或文章。 1922年，在讲义风潮引发蔡元培校长和各科主任辞职事件之后，胡适在其《努力周刊》上发表时评，援引古训“暴得大名，不祥”，认为北大由“官僚养成所”骤然博得“新文化中心”之誉，也是名不副实的不祥大名。进而针对五四以后的三年间，北大“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的现象，他“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洗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

直到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录制口述自传，胡适依然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亦即不无遗憾地流露出对五四运动的惋惜——虽然他同时也承认，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罢免三名亲日高官，巴黎和约拒绝签字，但他无疑更希望新文化运动沿着思想与文化的方向深入发展，而不愿看到它向社会和政治运动层面拓展。这也正是书生或者学者本色的胡适，在本质上与政治和思想家型的陈独秀、李大钊不同的地方。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

作者：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