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带来了世界上空前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然而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地球表层的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地球家园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们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人地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依赖与征服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即采集和渔猎时代，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为依赖和适应。由于缺乏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明显制约，人类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赐”而生存，实际上成为自然的奴隶。在农业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以利用自然过程为特征的农耕和畜牧活动为主，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小，对自然界的利用强度低，因而其负面影响较小。农业时代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先后涌现出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等。随着定居和人口的增长，为了满足对食物和燃料的需求，导致砍伐森林、破坏植被，由于过度垦殖和过度放牧引起土地退化，从而使文明的故乡最终衰落成了文明的坟墓。许多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等在历史时期的盛衰都与其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工业化时代，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和“人定胜天”的思潮，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认为自然界是可以由人类随意摆布和征服的对象。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得到回应和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正如马克思所引用的一句名言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如苏联在中亚的大规模垦殖，美国对中部大草原的开发，中国农牧交错带的不合理利用等都曾导致环境恶化的后果。
构建开放的环境伦理体系：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是环境伦理学的范畴。现代环境伦理学包含两大基本命题：即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不同阐释，形成了不同的环境伦理学派。基本可归为两类，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它的基本理念是：人不仅是自然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人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主人，认为可以按照人类的意志来改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忽视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需求及其对人类的长远价值，漠视自然客体，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的地位。
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等。从价值观角度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地球上一切事物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金字塔内都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内在的、个体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局部的价值，是外在的、集体的、整体的价值的组成部分。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对人类可能没有直接价值，但却与自然界的演化关系密切，有着维护自然界平衡的价值。所以，人类必须更新观念，抛弃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尊重自然物应有的价值，使之成为人类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将人类伦理关怀标准与伦理关怀对象加以理性扩展，而不仅仅限于人类自身。
各种环境伦理学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是否要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以及给予非人化自然多大的权责（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内部之争）。因此，人们应当走出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构建适合当今时代的开放的环境伦理体系是很必要的。
开放的环境伦理体系应能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内核。人类是地球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以全球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环境伦理，才有较大的安全性和包容性。自然界除了其外在价值即对人类的工具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其内在价值。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维持自然系统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就是价值所在。因此，人类不再是价值关系中的惟一主体，评价的最终根据不是人的尺度，而要服从于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系统的尺度。应当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构建新时代的文明发展模式。伦理观念和实践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伦理的进步表现在伦理对象的逐渐扩大，如从人类圈扩展到环境和自然界，环境伦理的提出就是进步发展的结果。社会伦理水平的进步、个人自身素质的提升、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环境伦理应兼顾自然生态的利益和价值、个人与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和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则,，代际公平的目标必须通过这一原则来实现。开放的环境伦理的规范，，它要求人类应当培养生态公正、保护环境、善待生命、尊重自然和适度消费的伦理情操，尽到管理好地球家园的义务。
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和与发展的新模式：“寂静的春天”与“我们共同的未来”
日趋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源起于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潜在性，许多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上世纪初还未能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贫困蔓延等，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人口增长以及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环境的干扰和影响急剧增大。人类的很多生产活动已经或正在引起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界造成现实的危害和潜在的威胁。
地球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60亿，由于人口增长、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和科学技术进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掠夺，导致环境的严重恶化，已经大大超出了地球的承载力。据估计到2050年世界上的人口将达到90亿，若都采用当今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则至少须要有4个地球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诸多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危害常常是相互联系或呈连锁反应的，甚至可以带来深远的后果。因此，人类社会不得不从地球整体上去考虑和解决环境问题，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
1950～1960年代-1960年代，以大气、水、土壤等介质的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物品污染以及噪声、电磁波等物理性污染为表征的环境污染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的负面影响和效应，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加强。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人口剧增、资源匮缺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世界所面临的环境恶化问题可分为局部的、区域的和全球的不同层面。区域层面的主要为土地退化、酸雨和室外空气污染。全球层面的主要问题有平流层臭氧损耗、温室气体诱发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
在工业化后期全球环境问题明显凸现，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到《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断揭示严重的环境问题，总结人类来社会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寻求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基础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由于地球表层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一概念还应当考虑其区域性，其研究也具有全球、国家和区域等不同尺度。在不同尺度的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应保持和谐、协调的关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环境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依然在不断退化，人类社会越来越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未来的过程中面临着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以及护育环境的新挑战。
我国当前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关键。
人类要主动地适应自然规律，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约束自己的行为，将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本。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胡锦涛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生态文明重要的价值理念是突出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护育环境，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同地球重修旧好。
区域发展和区域发展和城市化问题：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却是付出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当前，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导致的潜在危机由局部向更大范围扩展。许多地方群众的生存环境恶化趋势明显，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区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GDP增长为主要内涵的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地区领导人追求的目标。近十年来，我国大多数省区市GDP均持续两位数增长。只讲发展速度，不顾质量好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不少地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使得许多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行业在我国大规模扩张。我国是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出口大国，从而形成“全世界使用中国制造，全世界污染中国”的尴尬局面。在区域发展中，不少地方政府希望所在区域的矿产、油气及水能资源能够尽快开发，而没有或很少考虑该类资源在全国的比较优势，也不重视开发这些资源对环境的影响。对与这类资源开发相关的若干大型企业集团公司而言，他们希望尽快开发。有的专家甚至提出要在近二三十年内，将技术上可以开发的水能资源都开发出来。总之，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浮躁风气遍布，缺乏科学的发展规划，导致各类资源的无序开发，潜在危机严重，更谈不上对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以及给后代人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基础了。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体现，它将分散的聚落集中起来，提高了生产率，交通便捷，市场发育，贸易兴旺，信息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城市化导致教育程度高，医疗条件好，文化娱乐丰富。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也十分突出，如人群拥挤，住房短缺，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环境恶化，人与自然隔离等。有些大城市的发展缺乏宏观科学规划，类似摊大饼不断向外扩张，缺乏功能分区理念，不重视生态廊道建设；有的绿化体系不科学，盲目模仿外国，地方特色缺失。
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空间失控、土地流失严重，主要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大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有48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继而按国际化标准开展大广场和国际机场的规划与建设。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热衷于追求豪华、宏伟的政绩工程，建造政府大厦，修筑巨大的广场，扩建宽阔的马路，这些都占用了许多优质的土地资源，有违城市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政府办公楼的迁址、搬家，建设新城等，动辄占用大量土地。有的地级市人口规模不大，竟占用一千亩上下的农田辟为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不少城市热衷于兴建大立交、大型会展中心以及大马路、大绿地等，很多场地的利用率极低，仅仅成为摆设，浪费了极其宝贵的土地资源。甚至规划建设“大学城”也成为大规模圈地的新形式。
部分地区领导人“大手笔”的城市规划，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规模，树立城市大发展的形象，从而达到招商引资，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实际上，离开城市腹地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支撑，缺乏外部宏观经济形势提供的可能性，仅靠城市规划的大手笔是不可能实现大发展的。目前出现的城镇空间的盲目扩张，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对环境伦理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人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确定用地规模时，并未考虑后代人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的需求。
我们应当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它关系到“三农”问题、城乡二元体制的协调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已经接近饱和，18亿亩耕地红线要坚守，耕地保护问题十分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巨大。所以不应当追求像发达国家那样的70％～-80％ 的高城镇化率。要坚持走健康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城乡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21世纪的人地关系：大自然价值与人类的责任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我们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的基础。从宇宙进化的角度看，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地球的历史既是自然史，同时又是人类的历史。人类是自然历史演化的产物，人类是有社会意识的存在物，具有高级的思维活动，与一般存在物有本质区别，因而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席位。从本质上看，人的需要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依赖性。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满足不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还包括享受和发展等方面。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满足范围越广，也说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在《环境伦理学》中探讨了大自然所承载的价值，如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辩证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稳定性和自发性) 、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这些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有客观存在的价值，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是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想要估价出大自然的价值，结果表明，人类只是这个大自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可见，价值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更是掌握在大自然手中。人们在评价大自然时应当遵循大自然，大自然的价值确定了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可见，自然界除了其外在价值即工具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其内在价值。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维持自然系统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就是价值所在。因此，人类不再是价值关系中的惟一主体，评价的最终根据不是人的尺度，而要服从于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系统的尺度。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突出，生态危机瞩目的情况下，有更多的问题在吸引着大家深层次的关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价值根源是什么?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在价值观上应如何调整，形成什么样的新的价值观念?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人的价值观念应如何进行反思？
（本文原刊于《城市中国》NO.36期刊，由《城市中国》杂志授权网易探索，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作者：文/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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