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 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

五一大扫荡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

自5月2日出发后，冀中领导机关几乎日日行军，天天转移。自顾不暇，无法安定下来，自然难以了解敌人的全面动向，到了任河大地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了解到近期日军的军事行动，吕正操回忆说，这时才知道，“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

25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26日晚，又连续行军一百余里，来到离津浦线仅八里地的八里庄。29日，接到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30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一个急行军，就来到了石德路边上的南石村。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至此，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敌人合围圈，日军“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这一天，距5月1日晚冀中领导机

关开大会，演大戏，恰是一个月。

冀中领导机关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后，曾两次发电报，命令所属各部不要执行回到中心区，主力部队赶快转到外线来。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份电报，他说：“军区于6月4日、11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冀中的百姓们有句话，叫“鬼子一下乡，人和兔子就得换防。”说的是日本人下乡来“扫荡”，百姓们就不得不往野外跑，避其锋芒，倒把野兔给赶到村里来了。没想到这次“五一”大“扫荡”，日本人是村里也去，野地里也来。日本兵三、四米一个，端着三八大盖就过来了，老百姓只好没命地跑，可跑来跑去，四周全是日本人，叫人家兜到“网”里了。从

5月11日始，至15日，日本人上万人的“拉大网”搞了几次。几千人，几百人规模的拉网，次数就多了。深、武、饶、安等冀中腹心区，几乎村村有敌人。能从那几天的“拉网扫荡”中闯过来，活过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每一位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有一段故事。一谈起“拉大网”，再不爱说话的人，都会冒出几句来：“日本人那叫狠，真是把奶子割下来。”“不跑就没命，命都不顾地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踩在石头、谷槎、蒺藜、树枝上，也不知道疼。”“有的这干部那干部，平时说的可好，一碰上‘拉网’也吓草鸡了。步都迈不开。”…………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

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 7%，伪军增加40 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冀中抗战简史》一书，是这样总结冀中部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作战的：“总计自5月1日至6月底，整个反‘扫荡’战役，我军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 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