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背后的天安门广场大整修

开国大典背后的天安门广场大整修

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明清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广场，而是皇城正门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的“瓮城”，平面540米长呈丁字形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正南为中华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通向正阳门，东、西各一栋与中华门形制相同的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俗称东、西“ 三座门”，分别通向东、西长安街，但明、清时代天安门前是不能穿行的。中轴线上一系列的门和门楼与封闭的广场，除保卫性功能外也显示了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 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缓解了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北平解放时，解放大军开进来，只见北平城里遍地都是垃圾，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其中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属于北平第七区的范围，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布局端庄的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已沦为了凋敝荒凉的野地。这个著名的宫廷广场坑坑洼洼，垃圾成堆，杂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天安门朱红的墙皮一片片脱落，斑斑驳驳，城楼砖残瓦缺破败不堪，琉璃瓦顶上杂草丛生，雕花门窗破烂不堪，东倒西歪。金水河满是淤泥黑水。一派凄凉、萧杀的景象。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决不能建立在这样一座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5月，北京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的动员大会上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建设人民首都”的巨幅标语挂在了广场北侧。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点燃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自己生活环境的热情。

1949 年3月24日到4月18日，为大清扫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清户、清巷。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为大清扫的第二战役。主要任务是清除待运场和重点地区。数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没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块，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当时，北平军管会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汽车出城的时候，都必须捎上垃圾。经过91天的会战，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据统计，在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告一个段落。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开了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须在9月份完成。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用周恩来的话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开国大典前的整修工程任务是艰巨的。要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所有路面障碍物，开辟至少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使它能够成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安装一座电力控制的高大旗杆；修补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还要进行植树、栽种花草等绿化美化工作。市建设局的工人大军开进了广场，工人和广大群众身上蕴藏的冲天干劲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工程奇迹般地迅速向前推进。清除路障，铺设沥青石渣路面，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一个可以容纳 20万人的辽阔广场诞生了。当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承徐悲鸿先生的戴泽，正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讲师，27岁的他常在北京街头写生。他根据铅笔速写，画了一幅油画《整修天安门》，再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整修工程场面。这幅第一次整修天安门的写生作品一直保存至今。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但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只有从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精心将它们焊接好。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总长度只有22.5米，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接起来。没时间再改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 22.5米高度修建。9月30日下午，第一面长5米、宽3.3米的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10 月1日前夕，天安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届时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宾，可以登临观礼。由于时间太紧，搞永久性建筑显然来不及了，建设者们只能用杉蒿、木板搭起临时性观礼台，并专门调来部队，让指战员们密密匝匝地站在台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在上面蹦呀跳呀，测试观礼台是不是足够牢固。

接下来就是对天安门城楼的装修。整修后的天安门城楼，也换上了新装，城楼上的杂草被拔掉了，残砖缺瓦被镶补好了，城墙被油漆一新，熠熠生辉。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说起宫灯的制作，还颇费一番过程。当时，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工作室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设计出了20 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这些草图很快就送到周恩来那里。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仔细地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因为周恩来看上了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又作了一些删改，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就是如何制作了。当时，周恩来要求宣传部长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这是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一位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一座四合院里的扎灯老艺人。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小。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说：“这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是见也没见过。”略沉吟了一会儿，老艺人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于是，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和两位日本美术家等工作人员，吃住在天安门城楼上，拼命抢进度。他们携手合作，配合默契。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

20世纪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国，而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为他们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994 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天安门城楼进行了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和崭新的时空。

摘自：《亮阵——共和国大阅兵》作者：刘晓东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