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卢汉逐渐认清了方向，决心投向人民，走反蒋起义的道路。1949年11月中旬，卢宣布休假半月，不再到省政府办公，表面上是闭门养病，实际上是为了抽出时间调兵遣将，为起义作准备工作，同时，卢还下决心戒除了多年的鸦片烟嗜好。

沈醉通过安插在卢汉身边的“内线”，很快知道了卢汉戒烟之事。他推测卢下一步的行动有两种可能:准备出国做“白华”或准备谋反起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沈将这一情况向台湾报告后，立即引起了毛人凤的注意。

11月下旬，毛人凤两次拍电报给沈醉，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到就立即执行，这说明蒋介石下决心杀卢汉了。不过蒋、毛等人仍认为云南局势还不至于很快变化，沈也估计卢汉要起义，至早也将到12月中旬才有可能。

12月初，沈醉又向毛人凤报告了有关卢汉起义的准备情况，并请求是否立即执行杀害卢的命令，但未见答复；另一方面，沈也作好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随卢汉起义的打算。他曾对亲信部下说:“贵阳已经不保，解放军直指云南，昆明危在旦夕，国民党已临全面、彻底崩溃的绝境，无能为力了。卢汉准备起义，早有迹象。如果他真来这么一手，我们也只有跟他行动，参加他的起义……”

12月9日中午，张群为了说服卢汉与中央采取一致行动，迅速西迁(蒋曾下令卢汉将云南省政府西迁，以便与解放军对抗)，亲自乘飞机从成都飞到昆明与卢汉见面。卢汉得知张群要来昆明，当天便行动起来。首先是保安团队频繁调动，并作好战斗准备；从当天中午起，机场被控制，飞机只许进，不许出。沈醉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事态很严重，认为正是因为张群的到来，才有促成卢决心提前起义的可能。然而，云南站的电台与上级联系这时已中断，沈对昆明这一突然紧急的变化，不能马上得到指示，感到无所适从。

正当沈醉准备作最坏情况的紧急措施时，传令兵送来一封张群邀他于当天晚上10点去卢汉家开会的通知。当晚，沈便考虑究竟要不要去开会。为慎重起见，沈便往其他部门的几个负责人那里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也接到开会通知，结果发现得到通知的只有中央驻昆明的几个单位，而云南省地方所属的单位都未接到通知。他又直接往卢公馆挂了个电话找张群，询问一下开会的内容，得到的回答是，张长官很忙，不能来接电话，有事开会时当面说。

得到这种回答后，沈醉脑子里立即跃出这样一个念头。张群是不是被卢汉扣押了？这开会通知单上的图章，是不是被卢汉他们强迫用的？想到这里，沈马上又给卢公馆对面的那个据点打了个电话，询问卢公馆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负责监视的特务说，卢公馆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驻滇各国领事，宾客如云，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沈醉认为卢汉举行宴会多半是有意放烟幕弹，迷惑别人，根据卢汉扣留飞机、调动军队等情况看，他起义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沈醉急忙驱车赶到保防处，召开紧急会议。他把几天来整个情况的变化分析了一遍，认为形势严重。他与副处长研究，如果他11点钟以后再不回来，而且也无电话，那就由副处长率领全处人员，携带文件、电台和仓库中的武器弹药等，前往中央军二十六军军部。随后，沈又给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时局已发展到无法挽回之势，我当尽力而为之，如不成功，只有来生再见。”

到上汽车时，沈醉考虑到他的汽车跑得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便又与副处长交换了一辆旧汽车，一直驶往卢公馆。沈明白，蒋介石和毛人凤所交给他的任务，他已无法完成。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如果他此刻不去开会，直接到二十六军军部去，情况一旦有变，便能安全地逃出昆明，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把所有的东西扔下逃走，毛人凤能饶他吗？即使逃到香港，毛也会派特务去暗杀他，那样不仅自身难保，而且还可能祸及妻儿老母。万一卢汉起义了，该怎么办？真的像毛所说的那样诈降？先保存实力，以后伺机东山再起？沈醉又想着。不，不行！蒋介石百万大军都被共产党打败了，他一个人顽抗到底，岂不是螳臂挡车？若真降吧，沈醉又感到那样会对不起蒋介石和戴笠多年的培养和重用。想来想去，沈觉得自己已是无路可走了，眼下只有先去开会，再随机应变。

沈醉把车子开进卢公馆后，刚下车走到大客厅门口，就见张群一人垂着头坐在沙发上。沈刚要向他走去，就被过道旁的一卫士拦住说:“请到前面会客室休息”。

沈看了看警卫，又看了看张群，只见张群已闻声抬起了头，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沈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收拾，就急忙去抓过道上的一架电话机，不料又被警卫拦住了。他客气地说:“对不起，电话线断了”。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被软禁了。

警卫领着沈醉从小门来到卢公馆的旧宅会客室里。走进客厅时，见中央军军长李弥和余程万等人都来了，只有空军副司令沈世延还未到。先到的人好像还未感到事情的严重，都在抽烟、聊天。沈刚想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时，沈世延匆匆地走了进来，他递给李弥一封电报说:“这是蒋总裁下午5点通过空军电台转拍的限即刻到的电报”。这是当天下午蒋介石得到昆明突然发生扣留飞机的情况后，由空军电台转拍出来叫沈世延立即通知李、余两人返防，率部向昆明进发，务必迅速遵办的蒋介石的亲电。李弥看完后，马上把电报往地下一摔，质问沈世延为什么不早通知。沈说，他当时找不着李、余他们，以为晚上开会可以碰到，所以没再找。

11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长带着十多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我们奉命检查。”在枪口的威逼下，沈醉等人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龙营长第一个就开始搜查沈醉，结果，除十两黄金外，一无所获。他不禁有些着急地问:“你平时带的两把手枪呢？”沈回道:“早放在家里，才来开这个会的。”(沈在临走前将手枪、证件、钢笔等物都交给了副处长。)

搜查之后，兵士们又一个一个地分别把沈醉他们用汽车押往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四楼的一个房间，这里早已关着张群的随从们。从张的随从那里，沈得知，那天张群来昆明之后，卢汉连见都没有见张一面，就将他软禁起来了。

睡在床上时，沈醉翻来覆去地想着。眼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顽抗到底，以死相拼；一条是假起义真反共；第三条是真起义，把一切都交出来，彻底与国民党断绝一切联系，立将赎罪。第一条路自然是必死无疑，第二条路有可能活着逃出去，也有可能在未逃之前被发现。但是逃出去，毛人凤不会饶他；逃不出去，被发现了，共产党也不会饶他，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而且沈醉为毛人凤登上局长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却被毛无情地发配到边远地区，为此他恨透了毛，不愿为毛殉难。越想沈越觉得自己只有走第三条路:真起义、真投降。只有这样，才有一条生路。沈准备亲自号召云南省三百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统率的特务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同他一同起义；并把他曾在上海匿藏的一些枪支、电台的地址供出来，并且将下午到达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也交出来。因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再加上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

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卢汉的部下递给沈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他在上面签字。沈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种行文不符合军统特务的行文规定，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起义电文吧！”卢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但沈醉告诉他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沈自己写。沈因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义，故提笔一挥而就:

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惟一自新良机。

沈 醉

12月10日

沈边写卢的部下边称赞写得好。沈写完后，接着就把徐远举、周养浩等大特务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卢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现这么好，很感意外，原来他们一直以为沈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

一切手段办完之后，卢汉的部下便问沈醉，是要走，还是留下？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沈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沈清楚:去台湾，只有死路一条。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中午，卢汉将张群放行，让他及其随员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庆。1957年年底，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对沈醉的管教期间，沈与其他战犯、特务头子们的思想逐渐得到改造，管教所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到各地参观，以培养他们对新中国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旧思想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经过十来年的改造，确实使沈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各个方面脱胎换骨，成为热爱生产劳动、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

特赦后，沈醉先在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了一年，而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生活待遇优厚。在这期间，他除了劳动、学习或参观之外，就是勤奋写作，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篇材料。

特赦后不久，通过多方查询，沈醉终于了解其妻粟燕萍的情况。原来粟领着六个孩子和沈母到香港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带去的钱不到一年就让别人连骗带偷地弄掉了一大半。而过去的亲朋好友对她也冷眼相待或闭门不见。粟只得将婆婆送往台湾沈家大哥处，并让其弟带着大女儿小燕、老五沈美娟回大陆。谁知其弟将两个孩子放在长沙亲戚家之后，就一去没有消息。后来，大女儿小燕病死了。1953年，台湾中央社发布消息，宣称沈醉已被共产党枪决，沈醉的牌位也已列入“忠烈祠”。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粟燕萍改嫁给一个流落香港的原国民党团长。但毛人凤又借她改嫁为名，硬将沈在香港的四个孩子强行接到台湾。

经过通信联系，粟燕萍决定返回大陆，回到沈醉身边。正当他们准备团圆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由于沈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出后，香港报纸也作转载，台湾当局大为恼怒，首先将沈醉在海关工作的三女儿撤职，并派人对粟进行威胁。

不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沈醉将在长沙的孩子沈美娟接到北京上高中。1965年秋，他和医院护士杜雪洁女士结婚，又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正当沈醉的生活非常平静时，新的灾难再次降临。1967年11月，沈醉被江青集团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原来沈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过军统上海特区“直属通讯员”崔万秋。崔常在《大晚报》副刊上发表“北国美人”等类文章，为当时上海的四等演员蓝苹(即江青)捧场。沈醉在崔家，也经常见到蓝苹和为军统工作的狄克(即张春桥)，为此，险遭杀身之祸。

1972年11月，沈醉离开监狱，重新回到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使沈醉无比悲痛。他说，毛主席制订的改造政策使他们这些原剥削分子从鬼变成人，又是毛主席制订的宽大政策使自己晚年过上了幸福、充实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