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费孝通的老师──中国性学前辈潘光旦先生曾在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稿上题诗:“……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中国当代有三大著名的性学家,这就是闻名中外被誉为“北潘、南刘、西史”的性学三巨头──北京的潘绥铭、上海的刘达临、兰州的史成礼。

初次与史成礼教授会面是在郑州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会上,许多人都认真地倾听他的发言。会议结束之后,组委会又安排到洛阳龙门石窟观光,当笔者发现石窟有男女裸体石刻时便请教史教授,他说:“这很自然,我们的祖先很坦然。敦煌莫高窟还有很多珍贵的性文化资料呢。它反映了古代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表现了人的本'性'。”史教授一席话,让笔者矛塞顿开。原以为我国的性风俗和性文化保守且落后,没想到老祖宗比我辈还开明。

有人说,“只因为甘肃有个敦煌,于是,便有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只因为甘肃有个史成礼,于是,便有了一部开先河的著作──《敦煌性文化》。”

性文化,我们比古人更古板

史老曾多次赴敦煌莫高窟考察,并在重点洞窟里久久驻足。他仔细研究了众多与“性”有关的壁画与史料,从209窟猴子手淫的塑像到428窟的裸体飞天造形,从257窟的沙弥守戒自杀到464窟欢喜佛与性修炼,从85窟莲生贵子(感应受孕)的神话到285窟伏羲和女娲人类始祖的传说……他领悟到:有哪种文化能像性文化这样与人类伴始终,人人参与其中而又感受深切的呢?为此,史教授大胆提出了敦煌学中应再开拓“敦煌性文化”这一新的领域的论断,他首次从性的角度发掘敦煌文化,其终生苦心孤诣,为的只是告诉人们:人类的真正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人类为追求幸福苦苦地努力,但是,为什么对与生俱来的幸福却讳莫如深、羞羞答答、避之惟恐不及甚至视为罪恶、酿成痛苦呢?一座座洞窟深不可测,一尊尊佛像笑而不答。史老决心揭开“敦煌性文化”的神秘面纱。

8年前的金秋时节,由甘肃性科学学会、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和亚洲性学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古丝绸之路性文化考察”终于成行。那次活动,被海外媒体称之为“中国首次公开的性之旅”。此行汇聚了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当代诸多的性学权威。

几年时间过去,史成礼教授洋洋洒洒40万字的《敦煌性文化》专著问世。史老的书,把人带进一条历史老巷,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秘宫深史尽收眼底。读者很有可能会走进一个巨大的困惑之中:敦煌莫高窟首先是一个佛教殿堂,为什么在这座佛教殿堂里,会出现猴子手淫的塑像、裸体飞天的画像?在敦煌遗书S1360卷《金刚般若波密经》的卷尾,为什么竟会赫然画着男性的巨型阴茎?敦煌遗书P2702卷,是藏文的教科书,为什么会赫然出现四幅体位各异的性交图?

人类的天性,永远要求对世间万事万物探究根源,寻求解释。这种寻求,不仅在于寻求人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成了中国本土宗教的基础。由于拜物教和多神论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所以,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人类便制造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天国的幸福只存在于虚幻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便是反性。

然而在中国,宗教远没发展到极致禁欲、性与神相容共存。中国的道教很看重性交的养生功能。传入中国的佛教,还存在有崇尚性修炼的派别,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欢喜佛在敦煌有,在其他不少地方也有,甚至作为性教育的手段,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以莲花、摸子洞代表女阴崇拜,以塔、石柱、华表等象征男根,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存在于敦煌经卷中的性插图就是很正常的了。而猴子手淫的塑像和裸体飞天画像的出现,也许是出于工匠和艺术家对宗教的嘲讽,但其历千年而未被毁,不正说明整个中国宗教文化氛围之宽容,远不是西方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可同日而语的吗!

尽管如此,对于神的忠诚侍奉以及对于尘世生活尤其是性诱惑的抵制,仍然是中国佛教进行神职人员内部整肃的常备不懈的内容。莫高窟257窟南窟画有著名的《沙弥守戒自杀》的训诫壁画。一位父亲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寺庙剃度为僧。小和尚受到了严格教育,六根清净。一天,小沙弥外出化缘,那家施主是位情窦初开的美艳少女,见了小和尚便情不自禁,就要以身相许──与小和尚阴阳交合。小沙弥不为所动,为了维护自己的“僧格”就自杀了。少女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内疚、自责,于是便坦白了自己的过错,承认小沙弥的自杀是拒绝自己的色相勾诱的结果。此事感动了国王,为了表彰小和尚的坚贞高洁,特以香木火化,并修塔供奉,极尽殊荣。这个故事的价值取向显然是贬辱少女(性),褒扬沙弥(神)。这是“女人祸水论”在神权领域的表现之一。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宗教总是想方设法与世俗的至高权威──皇权结为同盟。

中国历代的社会生活更多地带有某种世俗化倾向,即使在理学日盛的明清时期也不例外。所以,也才有了《金瓶梅》那样的小说。而远在唐朝,居然会出现浓墨重彩专门歌颂性生活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篇体现了古人关于阴阳衍成万物的哲学思想──“赋”的残卷于上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值得一提的是,白行简并不是什么医家、房中术家,所以他的性兴趣、性知识、性观念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性知识在唐代的普及程度和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其中的不少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摘自:《人物周刊》2006年4期  作者:明红

作者: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