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东风文艺出版社《王老九诗选》封面，郭沫若题签。

近日，看到一篇题为《临潼60万为已故农民诗人出诗集》的新闻，称——

农民诗人王老九在其去世38年后，记者从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获悉，该局将筹集资金60万元整理出版一套《王老九诗集》。……临潼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姚华山讲，王老九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出版《王老九诗集》是该区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王老九（1894——1969），现代农民诗人。原名王建禄，因排行第九人称老九。陕西省临潼县人，1894年2月23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6岁时读过一年私塾，因家贫辍学。当过学徒，18岁起做农活。曾逃荒要饭。他自幼爱听戏、看唱本，能背诵不少唱词，常将旧社会的不平之事编成顺口溜。32岁起开始编写快板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老九创作热情高涨。他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1951年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1953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8年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被选为理事。1960年先后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有“农民诗人”之称。

看到这条消息，我的心情是“亦喜亦忧”。喜的是，一个曾在中国“新民歌运动”中有过广泛影响的农民诗人，在去世38年之后，当地文化主管部门能够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筹资为诗人出诗集，保留“一个时代的标志”，真是善莫大焉；忧的是，这位曾被誉为“我们新时代的卓越的民间诗人”（见陶阳《诗的语言与功夫》，《人民日报》1961年5月10日第7版）的“代表作”《想起毛主席》，和一首湖南民歌极其“相似”，模仿痕迹严重，不知道会不会作为“代表作”再次出现在诗人新出的诗集中？由于消息出自2007年3月30日的《三秦都市报》，迄今已经一年半有余，不知道新的《王老九诗集》是否已经问世？如果尚未问世，希望通过拙文的考证与分析，能够帮助有关人员纠正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王老九的《想起毛主席》一诗不长，只有16行。关于此诗的创作，195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的署名“山川”的《农民诗人王老九》一文，有这么一段文字——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到临潼县去，第一次看到了王老九。……天麻麻亮，忽然听见一阵咳嗽声音，睁开眼，见老王背靠着墙紧缩在被窝里，把旱烟锅抽得“呼呼”响。我吃了一惊，忙问：“身子不舒服吗？”

“不是。嘿！睡不着，梦里也在笑。自从解放后，咱们人民真算当家作主啦，村长、乡长都由自己选，连我那老婆也当了妇女代表，圪拧拧地常去开会哩。恶霸、地主斗倒了，穷人分到土地，再不愁吃喝了，我的快板也能上报了……这些稀罕事情，过去连作梦都没有想到啊！没有毛主席，哪有如今这么好的世事。”他抬起头，望着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又说：“迟早我要给你老人家献一段快板诗的。”

半年以后，老诗人的心愿达到了，他编出了有名的“歌颂毛主席”。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

作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

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车不知累，

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

开会欢呼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

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

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

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

１９５９年东风文艺出版社《王老九诗选》内所选《想起毛主席》原文。

在1959年8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老九诗选》中，《想起毛主席》一诗和上述山川的文章引用的“歌颂毛主席”的诗句基本一致，除了把“作活”改为“种地”，“手推小车”改为“千斤担子”，以及九、十两行和十一、十二行次序颠倒了一下外，题目也只有“想起”和“歌颂”之别。《王老九诗选》中《想起毛主席》的写作时间注明为“1951年7月1日”，和山川文章中记述的写作时间基本一致。然而，就是这个写作时间，使人们有理由对《想起毛主席》一诗的“独创性”产生疑问，因为在王老九自称创作《想起毛主席》的一年前，即195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人民文艺》第57期第2版就发表了一首署名“吴奔星录”的《新湖南山歌》，而且《人民日报》7月16日第5版又再次全文发表。照录如下：

湖南乡间来信：解放后展开减租、减息、退押、反霸运动，人民币下乡，农民劳动热情高涨，生活由稳定而逐渐提高。信中附有农民自己编唱的山歌一首，现在我转录在下面，介绍给读者。其中稍有几个错别字，已经改正。

心中想着毛泽东，三更半夜太阳红。

眼中有了毛泽东，漆黑山路路路通。

口中说起毛泽东，忘了疲劳不停工。

路上谈起毛泽东，千斤担子也轻松。

吃饭提到毛泽东，白菜萝卜味儿浓。

开会欢呼毛泽东，减租减息乐融融。

恶霸听说毛泽东，晴天打雷震耳聋。

特务听说毛泽东，狗夹尾巴逃无踪。

墙上挂着毛泽东，好比当中点红灯。

人人学习毛泽东，人人劳动争英雄。

195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谣集）》，收入这首《新湖南山歌》时，题目改为《毛泽东（湖南）》，删除了前言，正文“眼中有了毛泽东，漆黑山路路路通。/口中说起毛泽东，忘了疲劳不停工”两句，改为“眼里有了毛泽东，漆黑山路路路通。/口里说起毛泽东，忘了疲劳不停工”；“墙上挂着毛泽东，好比当中点红灯”一句，改为“墙上挂像毛泽东，好比当中点红灯”。诗后注明：“吴奔星收集，选自《人民日报》。”按照该书的“编后记”，我们得知，编选者是“从500多首歌谣中，再三挑选”，最后才选定的50首，入选标准可见十分严格，也显示出《毛泽东》（《新湖南山歌》）的分量。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谣集）》封面。

拿王老九的《想起毛主席》16行，和吴奔星录的《新湖南山歌》20行相比较，相似雷同之处竟然多达12行！不妨一一看之：

心中想着毛泽东，三更半夜太阳红。（吴奔星录《新湖南山歌》，下简称吴诗）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王老九《想起毛主席》，下简称王诗）

此为两诗的一、二行，可以说相似度为90%以上，所不同的，只不过为了韵脚变动文字而已。以下大体，亦复如此。

口里说起毛泽东，忘了疲劳不停工。（吴诗）

种地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王诗）

此为吴诗的五、六行，王诗的三、四行，说神似，估计没有人反对。

路上谈起毛泽东，千斤担子也轻松。（吴诗）

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知累，（王诗）

此为吴诗的七、八行，王诗的五、六行。王诗中“千斤担子”原作“手推小车”，一个挑担，一个推车，倒是各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为湖南山区适合挑担，而陕北高原推车更合乡俗，但后来王诗修改成“千斤担子”，却是弄巧成拙，构思的雷同更是显而易见。

吃饭提到毛泽东，白菜萝卜味儿浓。（吴诗）

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王诗）

吴诗的九、十行，和王诗的第七、八行相比，区别在于饮食上的地方色彩以及韵脚的不同。

开会欢呼毛泽东，减租减息乐融融。（吴诗）

开会欢呼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王诗）

吴诗的十一、十二行和王诗十一行、十二行相比，相对的前两行只有“毛泽东”和“毛主席”的区别，而相对的后两行行文完全不同，吴诗反映了当时湖南农村“减租减息”的实况，历史感较强，而王诗的“千万拳头齐举起”，也是历史的写照，但形象更为具体，是王诗中的亮点。

墙上挂像毛泽东，好比当中点红灯。（吴诗）

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王诗）

至于吴诗的十七、十八行，和王诗的九行、十行相比，相似度又是很高，相对的前两行也仅是韵脚的不同，后两行的构思和意思基本没有区别。

通过两首诗发表、创作时间的先后对比，以及诗中多达12行相似或相近的句子的对比，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王老九《想起毛主席》一诗是对吴奔星录《新湖南山歌》的“模仿”和“改编”。

对于《想起毛主席》的创作经过，王老九自己如是说——

我写《想起毛主席》，才16句诗，可是想了一天都开不了头。心里反复想着毛主席热爱农民，他领导人民与蒋介石作了30多年斗争，受了千辛万苦，是为了解放全国人民。现在，农民的幸福一步更比一步好了，哪一个不热爱毛主席哩。想得夜晚也睡不着觉，想到要天亮时，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是在做梦哩，还是在想哩？看见太阳红得很，毛主席来了。我一惊，醒了，心想：以前做梦常是黑洞洞的，现在做梦咋这样红哩，是想起毛主席了。一下我就写开了头：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

这时，天也亮了，我就到地里做活，不晓得心里咋那样高兴，干活有劲得很，快晌午了，我又想起：

种地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

这下走路也轻快了，吃饭也香了，回家看见毛主席的像，也觉得满屋红光……。这样边忙活边想，写了三天，初稿写成四十句。再两遍三遍地修改，最后只有16句快板。

（见王老九谈、黄桂华整理《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编《王老九诗选》，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8月第一版）

看到王老九自述的写作经过，我觉得是可信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了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心武梦中得句”事件，毛天哲先生曾对此评论说：

作家刘心武，有一回称自己做梦时想到一句诗“江湖夜雨十年灯”，颇为自得，并拿到报纸（《新民晚报》——笔者按）上发表了。岂不料900多年前的黄庭坚就写过“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面对讥讽指责，刘作家要坦然承认自己在这一小块的知识缺陷，旁人也就不好意思再穷追猛打了，偏偏作家还要为自己著文申明，“确系梦中所浮现”云云。于是，和太白梦见“生花之笔”一样的“梦中得句”，原本也算是文史佳话，到了刘心武这，倒成了一桩流播甚广的笑谈。

既然知名作家刘心武，都会“梦中得句”，把古人的句子当作自己的灵感，那么，对于一个“58岁那年”“才下决心学文化”（见王老九《我永远不觉得“够”》一文，《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9日第8版）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而言，一年前听人读过或转述过《人民日报》的《新湖南山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之后，突然“梦中得句”，“创作”或“改编”出来《想起毛主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至于，是否有秀才从中捉刀，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新湖南山歌》1950年7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选入所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谣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在民间文艺界的影响非同一般，那么，在“我们新时代的卓越的民间诗人”王老九的《想起毛主席》一诗问世后的近60年里，为什么竟没有人质疑过这两首诗高度的“相似”呢？

其实，《新湖南山歌》的辑录者吴奔星早就发现了《想起毛主席》一诗的模仿问题，不过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末。那个时候，他本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待罪”之身被“发配”到苏北接受改造，而王老九此时却是炙手可热的闻名全国的民间诗人，并写过题为《右派分子野心狼》的诗歌（见《王老九诗选》，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8月第1版），如果此时提出异议，无疑是“以卵击石”。更令人深思的是，王老九还在1958年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文革”结束后，吴奔星的“右派”冤案获得平反，为了弥补因“反右”和“文革”而蹉跎的30年岁月，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高校现代教学、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中，成果丰硕，无暇顾及；虽也曾想过搜集材料，以事实还原《新湖南山歌》和《想起毛主席》的历史真相，但生前终未得机缘付诸实践，留下遗憾。

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兴起之前，王老九虽也有一定的名气，但还是属于区域性的民间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流播范围也比较有限。但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发端之后，王老九迅速走红，成为全国知名的民歌作者，1960年还当选为全国作协理事。“新民歌运动”曾提出一个口号——“乡乡要出一个王老九，县县要出一个郭沫若”，足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1960年，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还录下如此片段：颐和园昆明湖畔风和日丽，来自陕西的农民诗人王老九，握着郭沫若的手，诗兴大发：“我日日夜夜想见面，我胡子盼白也见不着。今日得见老兄面，我心里喜得好像蛤蟆跳，希望兄长手托我，共同往共产主义跑……” 中央电视台本世纪初制作的《百年中国》大型系列片，《农民诗人王老九用诗歌颂祖国》中还再现了这一场景。

王老九素描像

王老九登上全国文坛，《人民日报》可以说是“晴雨表”。1958年前，《人民日报》有过对王老九的报道，但王本人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作品。不过，1958年“新民歌运动”滥觞，王老九的作品就开始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从1958年7月到1961年4月，共发表民歌《搬起泰山砸鸡蛋》、《纸老虎难过火焰山》、《愤怒变成快板诗》、《延安作风放霞光》、《新年颂歌》、《时代弓弦任你张》、《唱支歌儿朋友听》7首，短文《看稿杂谈》、《我永远不觉得“够” 》2篇，频率很高，对于民间诗人而言，是一种待遇的象征，堪称“至高荣誉”了。相对而言，和“农民诗人”王老九同称“中国工农二诗人”的“工人诗人”孙友田，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2篇诗歌（1959年11月27日第8版的《队长回来了》和1961年3月24日第8版的《煤城春早》）。

到了“新民歌运动”开始后，王老九的“代表作”《想起毛主席》风头更劲，入选多种选本，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赞誉，甚至被著名文艺理论家郑伯奇称作“脍炙人口的”、“广泛流传的杰作”（《农民诗人王老九和他的诗》，《读书》1959年第17期）。

当然，王诗显著的“相似性”，并非没有专家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1979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中国新诗选》（三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5种之一，初稿完成后曾由教育部委托编选组召集全国部分高等学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审稿，是当时一部比较权威的现代文学史参考书，审稿专家均是一时之选。在这套《中国新诗选》中，王老九入选《无题》、《七一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秦颂丞的画像》等3首，《想起毛主席》不在其中。尤为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即《新湖南山歌》）却收录在此书第三册的“民歌”部分中，虽然没有了辑录者吴奔星的名字，但注明“选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显然，编选者和审稿人注意到了《毛泽东》和《想起毛主席》之间的惊人相似度及时间差，以“取舍”的方式，无言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走笔自此，才想到“新民歌运动”至今已经50周年了。“新民歌运动”的得失及其经验教训，自有文学史家去褒贬评论。本文只是把我所掌握的材料罗列出来略作如上考证与分析，以期帮助今天的读者对《想起毛主席》和《新湖南山歌》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自己应有的判断，并不涉及对王老九其人其诗的评价，更遑称结论了。

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1月 作者：吴心海

作者：吴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