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是30年代上海滩的有名人物。他拥有近万名门徒，是称为“斧头党”的洪门帮会首领，与当时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有来往。他自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那些贪官污吏、卖国贼、日本侵略等等，恨之入骨。他曾先后组织策划暗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国联调查团长李顿伯爵，甚至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汪精卫、蒋介石等，也几乎死于他的冷枪之下。因此，他被人称作“暗杀大王”。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三省的视线，进而取得进攻中国的新基地，故意在上海制造了一起“日本和尚事件”，借口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与五名日本和尚发生冲突，指使暴徒纵火，破坏“三友实业社”，煽动日侨游行、集会，捣毁中国人的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并乘机在吴淞口集结大批军舰，威胁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闭上海市各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了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本海军陆战队仍于1月28日深夜1时左右强行占领了上海天通庵车站，并用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几路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袭击中国军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令自卫还击，并亲临真如车站，指挥战斗。日军受阻，即于次日凌晨派出飞机助战。敌机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乱炸。这一带被炸得房倒屋塌，市民死伤无数。十九路军将士个个义愤填膺，更加顽强地反击，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淞沪开战后，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戮中国同胞，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敢死队。他率领的这支敢死队，配合19路军作战，对日寇进行暗杀活动，他又让妻子王亚瑛带领部属家眷给前方战士送衣、送饭、送水，慰劳前方战士，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

3月1日夜晚，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艘驱逐舰和停泊在黄埔滩一带的一艘旗舰，突然被爆炸的轰隆巨响震得东摇西晃，舰上的日军吓得抱头鼠窜，误以为舰艇中了中国军队的炮弹。其实，这只不过是王亚樵跟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

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亚樵每见到黄浦——吴淞江面上停泊的日本军舰就恨得咬牙切齿，一直想把这一艘艘时刻都可能把罪恶的炮弹射向上海的怪物炸沉。他派人暗中寻觅水性好的人选，一方面向蒋光鼐等申请定时炸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让人潜入寒冷刺骨的江水，将炸弹送到这两艘离岸较近的日舰下。遗憾的是炸药的威力不够，两艘军舰不但未能炸沉，反而打草惊蛇，逼得日本人连夜将所有的军舰都驶离江岸，并在停泊处布下电网，以防再有人来炸舰。

尽管此举并未成功，但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陈铭枢对王亚樵更加赏识，常以“国土”许之。王亚樵亦把陈铭枢视为自己的后盾，并向陈铭枢表示，自己要以身许国，不负知遇之恩。

出人意外的是，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协同下，抗击日军节节胜利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却让他们乘胜而收，避免与日军决战。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33天后，终在浏河腹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王亚樵等也只好偃旗息鼓。日军的侵略行径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指挥官白川大将得意非凡。他公然决定，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在上海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消息传到南京。爱国的军政人员无不对白川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和侮辱感到义愤。陈铭枢为此气得拍桌大骂。但作为官方人员，他无能为力。然而，这种奇耻大辱，他实在容忍不下，于是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设法破坏这次大会，以伸张正义。王亚樵拍胸允诺道：“先生请放心。我王亚樵若不给白川点厉害，决不再见你!”4月中旬，王亚樵得到一个消息：4月29日“天长节”，白川义则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祝捷大会。王亚樵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对日寇惩罚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去找19路军后方办事处主任范志陆，两人如此这般地商量了一番。范志陆认为事情重大，要向19路军长官请示。蔡廷锴将军对凡是打击日寇侵略活动的一切爱国行动，都给予支持。至于这些义勇军、敢死队等用何等方式，惩罚日本侵略者，则由他们各自策划进行。义勇军、敢死队的活动经费，可在华侨捐款中拨一部分给予支持。

白川义则是继日本植田、野村和盐泽之后的残杀上海民众的杀人魔王。他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在东北就已经杀戮了中国无数的苦难同胞，血债累累。白川在2月29日抵上海，增兵两师团，向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在八字桥战斗中，他被击败。但当中国军队正在八字桥围歼日军之际，他窥视浏河无兵守卫。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突然派出1万重兵袭击浏河，中国军队侧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第二防线。当中国军队在3月1日撤退后，整个闸北、吴淞地区的500平方英里土地。被日寇占领。白川义则指使日本浪人等亡命之徒，到处放火焚烧，残杀上海人民，横尸遍地，目不忍睹。

王亚樵对白川的所作所为，已经恨之入骨，早就想把这个杀人魔王锄掉。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再说，暗杀白川大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亚樵是有名的“暗杀大王”，但因为白川是日本驻上海陆海空军总司令官，司令部戒备森严，出入尾随一班卫士和侍从副官，外人不容易接近他身边。这次白川义则主持这个“长天节”庆祝大会，倒是给王亚樵一个好机会。但是白川也知道自己杀戮了无数中国老百姓，血债累累，因此规定庆祝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出入，不准中国人进入会场。若有中国人进入虹口公园，则一律作奸细惩处。王亚樵苦思：进入会场进行暗杀的人，必须是日本人或朝鲜人，而且这个人要机智勇敢，保证事情顺当，力争成功。但这个角色哪里去找呢?为了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但他是个硬汉子，他认定要办的事，非办到不可。他想起他的朝鲜朋友安昌浩是个朝鲜独立党人，找他商量可能会有办法，于是他就叫弟弟王述樵扮成日本人，到霞飞路宝康里去找安昌浩，请他到沧洲饭店同王亚樵会面。安昌浩流亡在上海多年。他曾在“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与王亚樵相识，而且经常有联系。因为他有亡国之仇，多年来，为了自己祖国新生，一直从事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派同党前往日本，行刺天皇。但在日本二重桥准备行刺天皇时，被日方军警捕获，并被处死，为此他更加痛恨日本军阀了。安昌浩应约来到沧洲饭店，与王亚樵密谈后，欣然答应由他派出勇士尹奉吉等人行刺。他除了要求王亚樵提供炸弹外，没有要求其他任何条件。王亚樵十分赞赏安昌浩的豪爽性格和革命行为，当即给安昌浩提供了炸弹，还给他送去一大笔活动经费，其中也包括勇士的安家费和路费。

1932年4月29日日本驻上海先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侵华的日军将领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泽幸一，以及日本驻上海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仓松等驻沪的文武官员和上海的日本侨民。这天早晨，重光葵来到日本总领事馆，他和使馆的官员，面对着日本天皇的肖像，举行了拜贺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便脱下了大礼服，换上西服，立即到虹口公园去参加由白川大将主持的阅兵祝捷大会。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等三人也来到会场。他们是由上海抗日敢死队队长王亚樵派来锄杀日本杀人魔王的。庆祝“天长节”的大会，首先是阅兵，在公园内外宽敞的地方举行检阅式，检阅官为白川义则，总指挥为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参谋长为田代皖加。检阅先从公园外部开始，在园内举行分列式。特邀请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附属乐团演奏进行曲。参加检阅大会的观众，有日本侨民、欧美人和各国来宾，观众人山人海，几乎把周围的栅栏绳子挤倒了。检阅式结束时，已经11点多钟了。紧接着，由日本侨民主办的祝捷大会开始。会场的主席台就设在白川大将检阅地点偏后一些，那是不久前，为举行颁发军人诏业50周年纪念大会建造的。在台上主持大会的有友野皮居留民团书记长河端贞次、民团行政委员长和村井、白川大将、植田师团长、重光葵公使、野村中将等，他们依次站立。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混在观众群里，分散活动。尹奉吉因天有微雨，头戴毡帽，身穿风雨衣，内藏有炸弹。他混在群众中，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态及主要人物白川义则。民团行政委员长宣布开会并致词后，村井总领事宣读简短祝词，然后全体肃立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这时小雨越来越大。白川和野村、植田、重光葵、河端等站在主席台上。白川身材高大肥胖，挺起胸膛，梗着脖子忘情地唱着国歌，身体纹丝不动。朝鲜勇士尹奉吉觉得机会来了。当国歌将要结束时，他从风雨衣里把藏着的炸弹掏出来，突然向白川站的主席台扔了过去。“炸弹!”站在白川身后的野村眼尖，当他看见一个怪状的金属物抛在台上，便尖声大叫起来。刚叫完，又看见第二个怪状的金属物飞到台上来。他跟着又大声叫喊。肃穆的会场被尖叫声破坏了，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主席台上，马上出现一片嘈杂、混乱的景象。可是站在主席台中央的白川义则、重光葵以及河端，为了表示对帝国的精忠，显出武士道气概，仍然不动，继续唱国歌。“轰隆，轰隆!”就在这时候，尹奉吉抛到主席台的炸弹爆炸了。炸弹威力强大，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几乎把主席台掀翻了。首先看见炸弹飞上主席台的野村想要逃跑，但炸弹把他的左眼炸瞎了；植田正要逃跑，弹片把他的左脚跟炸掉了；站在白川身边的重光葵，突然感到好像有一根大铁棍向他身上打来，他倒了下去。但他本能地用随手携带的手杖强行支撑起身来，可他身体太重了，手杖被压断了。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只好倒在血泊里。那位长得满脸横肉，嘴唇上留着八字短髭，体态肥胖魁梧的白川，像一件玩具那样，被炸弹抛上了半空中，然后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其他的日本军官，吓得象狗一样，个个趴在地上，曾经威风一时的将军，狼狈万状。炸弹响后，主席台上下一片混乱，哭声、叫声、喊声，响彻了整个虹口公园。由白川主持的祝捷大会，霎时间变成了白川的送葬大会，“天长节”成了哭丧节。事情发生后，日军出动救护车，把白川、重光葵等重伤员急送医院抢救，野村被炸瞎了一只眼，植田被炸跛了一只脚，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河端当场就一命呜呼了。白川被送往医院，三天后咽了气。消息传开，人心大快。上海市民争相传告，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亦深受鼓舞。但是此事系何人所为，他们均不清楚，只有陈铭枢心中有数。但他担心日本人知道后会加害于王亚樵，所以一直缄口不言。身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对这件长中国人志气、灭侵略者威风的事自然也非常关注。他派特务头子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当年在王亚樵手下当浙江游击纵队队长时，就认识不少王亚樵的部下。所以，他很快就了解到此事乃王亚樵所为。戴笠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对王亚樵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他对王亚樵不欣赏。戴笠曾建议起用王亚樵，但蒋介石指示说：“此人不可用。”戴笠也就不再提他。然而，炸死白川之事对蒋介石的震动是异乎寻常的。王亚樵干出了政府官员所不能干的事情。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特让戴笠派人给他送去4万元钱，以示表彰。王亚樵又把这些钱转送给了安昌浩，并买下了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同党作为栖身糊口之所。安昌浩的同伴被日本人逮捕后，无论怎么拷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他们自己干的，决非受王亚樵指使。其实日本人早已知道是王亚樵所为，但得不到招认，日本人亦无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摘自：《贵阳文史》2008年第03期 作者：胡师鹏

作者：胡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