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流一如往常，很少有人知道馆内正酝酿着一次意义重大的调整。
次日，新华社一篇报道透露：军博“抗日战争馆”将展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所担负的正面战场、敌占区人民抗日斗争等内容。而过去的陈列主要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争。
这对正在筹拍《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蒋介石庐山讲话照片亮相
调整后的“抗日战争馆”在当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期间正式对外展出。
“看到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出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忆起当年看展览的情景，著名军旅导演杨光远手抚着胸口，作势往下一沉。
杨光远心里的“石头”缘于正在筹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
经过几个月的筹资，修改剧本，看外景，杨光远觉得这场“大战”，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但审批这一关，他始终没有信心。直到他看到军博第一次有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展览，他才“心里有底”了。
“整整一栏，都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介绍，有一个版是专门讲台儿庄战役。”杨光远回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照片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照片下面还有讲话的原文：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同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10月，《血战台儿庄》开拍。
《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其实早已写好，登在八一电影厂的《八一电影》杂志，一年多没人敢拍。编剧之一是杨光远战友的孩子，他找到了杨光远。杨光远是山东人，从小就知道枣庄、台儿庄打日本的故事，对抗日题材很感兴趣。“搞艺术的人，都想有个突破，这是没人拍过的题材。他们敢写，我就敢拍。”
当时有人劝他，“你一个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出身，打过淮海战役，共产党抗日题材你还没拍完呢，拍什么国民党的，为国民党树碑立传？”
但还好家人支持他。妻子汪有茂说：“那时候形势不同了，又不会把他当右派，顶多这个片子拍完了，不让通过。”
一开始杨光远并不满意剧本，故事以张自忠为主线。“因为对张自忠是有定论的，抗日牺牲了，也没打过内战。所以他们是想规避风险。”
但杨光远表示，要拍就拍一个写实的，以台儿庄的史实，以李宗仁为主线，放射出抗战第5战区的全景，形成完整历史格局。他让编剧按他的意见改。
杨光远知道，八一厂是不太可能拍这个片子的，就找到了当年思想很开放的广西电影厂。广西厂刚刚拍了《黄土地》等前沿影片，与杨光远一拍即合，于是花3000元，从八一厂买走了剧本。“我看了很多史料，那么多的将士壮烈牺牲了，这些史实不能被遗忘。”越到后来，杨光远越坚定拍下去信念。
国民党前将领行军礼送行
在北京，杨光远采访了国民党前高级将领郑洞国。郑洞国一开始不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楞眼，都是反面的角色。杨光远跟他推心置腹，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原原本本讲给杨光远听。后来，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杨光远还找到了台儿庄血战时守枣庄地区的国民政府93军军长李仙洲。李仙洲听说要拍台儿庄，说，“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要拍就一定把台儿庄拍好。
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结果离开时，90岁的李仙洲一直把杨光远送到门口，腰一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李仙洲还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对李仙洲说，老人家你就不要送了。但李仙洲固执地表示，他要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什么时候看不见车了，他才把手放下。
“我当时才50岁，他90岁，就在那儿一直给敬礼，可见他感动到什么程度。”
而此前军博陈列修改计划，也曾邀请了黄维、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提意见。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是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将有很大的贡献。
充分准备之后，杨光远只花了180万、用时三四个月拍完了电影。
杨光远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镜头：国军经过苦战，把战旗插在了城墙上，背景音乐响起，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形成一道“血肉长城”，夕阳西下，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牺牲的惨烈，象征了中国人的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
带毛主席语录参加审片会
上世纪80年代，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还是处女地。样板戏中，阿庆嫂这样唱“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蒋和汪在一个层面，普通老百姓对抗战正面战场所知甚少。“研究的人也少，出版物也少，主要是政治考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说。有知情人称，新华社报道军博调整抗日战争的消息发布后，军博还受到了批评。
杨光远不得不有所准备，片子剪得比正常的故事片要长得几分钟，就是为了应付删剪。有人说，“你也应该表现表现共产党啊”，后来杨光远也加了一段，李宗仁与白崇禧的一段谈话，说周恩来昨天派张云逸来……虽然没有画面，但总算挤进去点红色。
参加审片会时，杨光远担心片子被“毙掉”，“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参加审片会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杨光远说他当时心想，要是哪位领导表示有意见，他就拿语录给他看。“没想到没用上。”杨光远乐呵呵地说，“真想不到，这个片子通过非常顺利，一点都没有删。”
在电影局的审片会上，统战部、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都去了。
“一开始，有领导说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我一听，真着急啊。”参加审片会的汪有茂说，这时，“程思远连忙说，我熟悉我熟悉，就开始讲这段历史，说这个片子好啊，讲了很多。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也说，这事儿我来跟导演说。”
还有一些领导提了些意见，蒋介石在王铭章牺牲后，掉眼泪了。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了。还有怎么整个影片都是国民党的党旗，军旗，怎么没有一面红旗？“后来杨尚昆同志说了一句话，这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出现红旗吗？”杨光远说，“领导的思想很解放，一句话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在讨论时，阎明复说，‘这些意见我来统一一下吧’。这就把所有的意见就都统一掉了。”过了几天，杨光远听说片子过了，而且完全没有删改。
“影片抵多年统战工作”
杨光远回忆，后来阎明复再见到他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
果然，1987年7月，“卢沟桥事变”50周年，《血战台儿庄》影片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带到了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宋美龄还看了两遍。有研究者称，这部电影间接推动了蒋经国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说，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歪曲他。”杨光远说。
影片公映后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碰见一个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得几乎要给他下跪。
这部片子也给杨光远带来了太多的荣誉：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国家优秀影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提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
张宪文认为，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影片，《血战台儿庄》必将在中国抗战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通俗的形式，它必然影响普通的中国人。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推动了杨光远拍《血战台儿庄》，而《血战台儿庄》又影响了一个人建抗战博物馆。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中弹负伤，以遍体流血之躯大呼：“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之后，轰然倒地，慷慨就义。这让观看影片的四川人樊建川凛然一惊：抗战还有这样一个正面战场。
从1986年看完影片开始，樊建川开始从全国各地搜集抗战文物，包括武器、望远镜、钢盔、防毒面具、军用地图等。
2005年，樊建川投资2亿多元，在大邑安仁镇以个人名义修建了占地500亩、拥有200万件文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其中“抗战系列博物馆”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抗日川军馆等8个馆。
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建川博物馆参观人数2007年已达30万，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而77岁的杨光远，还在为拍摄反映深入中南半岛的中国抗日远征军的影片《中国远征军》呼吁着。
新观察
重树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史”（比如历史教科书和国家历史博物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历史书写并不存在。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而不是刻意抹杀历史或以意识形态教条取代历史研究，才可能赢得人民长久的信任。
在改革开放之前书写的抗日战争史中，几乎没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肯定性描述，而多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抨击。
1985年军博展出抗战正面战场资料，以及后来的那部电影《血战台儿庄》，现在看来或许还有点“保守”，但在当时背景下，从被掀开的历史一角，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人与事，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一部电影抵好多年统战工作”的结果，以及北京市多条街道以国民党抗日捐躯将领的名字命名，也证明了民众对历史真相的承受并非设想的那般脆弱。历史迟早要以清晰的面目示人，有担当的人会勇敢地尽早揭开那一角。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研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比如抗日战争史研究，比如民国历史的研究，比如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这些过去无人问津也无人敢问津的领域，随着大量档案文件的公开，如今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富矿”。对普通读者来说，当面对“蒋介石”或者“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名字的时候，恐怕再也不会简单地视之为“汉奸刽子手”。这种理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从中我们还能够体会到的更加深刻的含义是，执政党理念的与时俱进。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仅靠历史来证明，更在于成功地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完善了宪政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样的从容自信，我们才可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
六十九年前，在抗战的烽火之中，钱穆写下了不朽的名著《国史大纲》。此书开篇他提出，“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最大变化，就是重树了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谓温情，是对前人的理解与同情，对传统的热爱与尊重；所谓敬意，则是对历史本身的严肃态度，不敢存半点弄虚作假之心。我们也深信，未来的中国，历史决不会再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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