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信“亩产10万斤”

1958年8月，头戴草帽的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

毛泽东和村干部边走边谈，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毛泽东说。

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摘自《毛泽东在1958》，麦阳 刘蓬/文）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林彪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初露锋芒，军事职位上升快，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林彪即从上山时的连长升为一纵司令员。此时，他才刚满22岁。

当时的井冈山，因为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敌兵压境的原因，在党内军内，一度出现右倾悲观主义的思潮，一些人还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作为高级指挥员的林彪不仅个人不警惕，反而多次流露悲观失望的情绪，特别是1929年5月18日，红四军在瑞金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林彪在会上公然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

而在此前，林彪曾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私自脱离部队，往广东梅关方向逃跑。在井冈山，林彪片面强调军事长官的职权，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不予重视，喜欢独断专行。

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表现出的缺点，在他的一生中都没能克服。从而使他的一生都充满矛盾。（摘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余伯流 陈钢/文）

刘少奇五个妻子的坎坷命运

刘少奇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1922年，他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的板房里，毛泽东、刘少奇走到了一起。因为学潮被开除的何宝珍正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块儿。刘少奇与何宝珍的第一次相遇就相爱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何宝珍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

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子一女。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婚变被江青利用，畸形曝光，成为严重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

第四个妻子王健，因为某些健康的因素，这段婚姻却无法成活，结婚半年便离婚。刘少奇非常体谅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结婚后，生了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出。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王光美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8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便是王光美。（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海波/文）

梁漱溟的三个人生断面

从梁漱溟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其才华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汪东林/文）

邓小平两次“南巡”的背后

事实上，邓小平“两次南巡”的提法是不准确的，他几乎年年冬春之交都南巡，但是，对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崛起进程的两次，却都发生在南方的广东：一次是在1984年，另一次就是世人所熟知的1992年春天，国人家喻户晓的那首歌里唱的那个春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特区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风言风语、批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最多的疑问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特区的发展遇到了空前的阻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看。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乘坐专列直抵深圳，随后巡视了深圳、珠海、广州，面对特区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欣然为深圳和珠海题词，肯定经济特区的政策和改革开放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飞奔向前的列车再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当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与此相伴，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也变得躁动不安，有关“计划”和“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再度激烈起来。党内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趁机抬头，对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进行批评和责难。于是，带着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踏上了南巡的道路。（摘自《党史纵横》，尤国珍/文）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被捕入狱之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出狱。

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其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姚文元撰写的回忆录,共42万字,从1956年写到1976年10月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中央对此有过指示: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他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2002年冬，他又提出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有关部门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他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

2005年12月，姚文元病逝。（摘自《争鸣》，罗冰/文）

“柯西金鸭”的来历

1969年9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秘密会谈”。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

徐师傅根据京苏大菜系列中的一种创新了一道菜：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当这道“压轴大菜”上桌时，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宴会已毕，柯西金的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久，轰鸣声又停下来。原来，柯西金还想要一份“最后那道菜”。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了下来。

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遂由此得名。（摘自《文史精华》，吴跃农/文）

作者：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