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弱矮小的农家子弟以希特勒为崇拜对象

岁月荏苒，转眼间，朴正熙已是一个少年。朴正熙六岁的时候，便穿着草鞋，到六公里以外的龟尾小学去读书。在孩童时期，他的执拗便在学校里出了名，连老师也常常对他感到棘手，真不知是把他带到班主任面前挨训，还是亲自用桦木条来教训他。在老师训斥他的时候，朴正熙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回答责问。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忍受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也正是这种顽强的个性，使他在学习上出人头地。毕业时，他除了体育，其他各门功课的分数都高于同学们。

由于他在娘胎中的遭遇，他长得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尽管已经十三四岁了，但看起来还像十岁左右的小儿。人们只是从他那高颧骨和凶狠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已经不是天真无邪的儿童了。

他的童年是艰辛苦涩的，当时的家庭毫无奢华可言。然而他的家庭却向他灌注了一种无论多少钱也不能买来的东西：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挑战都是可以战胜的。他那斯巴达式的刚强坚忍的意志，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童年时代。朴正熙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毫不掩饰地向外界、向自己的孩子、向他的同事以一种挑战式的自豪表明：他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

1932年朴正熙小学毕业，他经过了竞争激烈的考试，幸运地为大邱师范学校录取。这是一所日本人主办的学校，80％以上的学生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入学考试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在日本人统治朝鲜时期，在大邱、汉城和平壤的师范学校，学费是全免的。在小学，他孤癖成性，极少与别的同学一起玩耍，而在大邱，他则改变了这种习性，逐渐乐于社交了，尽管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大自然。为了增强体质，弥补先天不足，他特意选修了田径和击剑这两个项目的课程。尽管在这些项目上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每逢考试，他的成绩仍是刚刚及格。

在大邱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由于日本人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朝鲜语，他的老师金龙基不顾日本统治的恐怖，秘密收集并油印了100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在朝鲜学生中传播，激发他们对祖国的永恒热爱，在金老师的启蒙和带动下，许多同学开始迷上了颇为流行的朝鲜传统诗歌形式的诗调，还与这位老师建立了终生的师生之谊。但朴正熙一直看到深夜的书却是他特别喜欢和崇拜的拿破仑，欣赏他从“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开始自我奋斗，后来成为法国的帝王。他憧憬着自己也能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人。

1937年，朴正熙从师范毕业，回到了他的家乡，担任了闻庆私立小学的老师，每月薪水是35韩元。这在当时，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已算得上一个收入颇丰的职业了。除交付必需的食宿费外，他把其余的工资都用于接济在上毛里艰苦度日的父母。在这期间，他熟读了希特勒的传记，又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从《希特勒传》中吸取了不少法西斯毒汁，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希特勒那样出人头地。但是，环顾现实，平凡普通的教员生活苦恼着他：自己身处穷乡僻壤，整天陪伴着他的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和那呛人的粉笔灰，这有多大出息呢？

他一天也不愿意与小学生和粉笔末为伴，绝对无法以教书为乐事，憧憬着踏入仕途的契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在长春伪满军官学校毕业后任伪军上尉的过去的同学回乡探亲，劝他不要在这小镇上虚度年华，怂恿他去报考军校。于是，朴正熙写了辞职书，在1940年春天考入伪满“新京（即我国长春）陆军士官学校”。

后来朴正熙集团的一些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担任最高执行法官的李承九回忆道：“朴总统是我们最爱戴的老师。不瞒你说，他有时非常严厉，同时又非常富有同情心，当他知道哪个学生因付不起每月的学费而无法续学时，朴老师会暗自替他交上。”另一个闻庆小学的学生，后任首席港务官员的柳浩文说：“他对工作尽心尽责，他教导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他常向我们讲述李舜臣元帅的英雄壮举———这位伟大的李朝时代的元帅怎么发明了龟形包铁战船，又怎么率众击败了日本侵略军的强大舰队。但由于他的反日情绪和战斗性格，他与深恶痛绝的日本校长发生了多次口角。三年之后，他毅然辞去教职，准备到军队去寻找前途。”

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表达的专制逻辑

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

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

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

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

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

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

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

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

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

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朴正熙在谈到美国总统要求他加速民主化进程时，大倒苦水：“他们指责我握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美国的体制相似。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政体。顺便提一句，国内外反对我的人尽管声威不小，但毕竟是少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改革了的宪法与民主国家不大相同，但在我们的宪法里仍有许多使我们的民主进程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重要内容。”

朴正熙以为用符合韩国国情的幌子就可以歪曲民主的原则，于是他宣布准备建立一个有更多民主基础的制度，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提到“新社会运动”时期在全国所取得的民主经验，以此作为民主的样板。

然而朴正熙的反对者却说，这些做法只是些别有用心的伎俩，是装点门面的花招，是为了使朴正熙得以终身掌握大权。他们指出，韩国有文化的人占92％，这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知识，因此民主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开明自由的制度来达到，无需继续等待时机，朴正熙只是无限期地拖延民主化进程而已，这只能是继续延长韩国人民的痛苦罢了。

填充虚假的统计数字，欺世盗名、虚伪透顶的“ 新村运动”

无论何时，每每谈及朴正熙其人时，拥护与反对他的人都认为，如果说朴正熙给韩国人留下了什么令人怀念或令人咒骂的话柄，那就是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又称“新村运动”。

这场“新社会运动”被誉为国家全面振兴的“自助、勤勉、协同”的全国性运动，这是朴正熙在1970年4月召开的全国省长会议上倡议发起的。这场运动最初只是作为地方性自助计划，后来却逐步扩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仅是为了缩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而且要大大激发韩国人民在参与改变国家命运中的自主感，这种“参与自主感”在现实中的样板，就是虚伪透顶的“新貌村”。

由于国家在多年来优先发展工业部门，韩国的农村一直十分落后，根据西方的标准，韩国农民的生活仍然非常贫苦，韩国的经济现实表明，农村的低收入一直是政府发展出口战略的一部分，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韩国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实在无暇顾及农民。

“新社会运动”加强了对农村的重视，农民们已不仅仅满足在贫瘠的土地上苦挣苦熬，虽然他们已不再为食物发愁，过去褴缕的衣衫已被坚实的工作服取代，他们还希望享受充分的医疗保障，不再为因住院费用昂贵而使多年辛苦的积蓄耗之殆尽。

朴正熙说：“今天，我们已从绝望中恢复了希望，从屈从中获得了抱负，从自卑中建立了自信。这种希望、抱负和自信就是活的国家资源，就是照亮国家前途的明灯。”

据说通过“新社会运动”，农村家庭收入在1970~1975年之间已增长了一倍多。尽管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但国家的1700万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了生活水平。

外国人被有计划地、一次又一次对“新貌村”进行访问，在这里他们被告知韩国政府受到了人民极高的衷心拥戴，在任何一个公社的大厅里，一位“新貌村”领导都会以典型的方式向来访者展示精细整理的成果记录。这里应该指出，为了让西方人和日本人一心一意地信服，韩国人对统计数字有着天然的尊崇，政府的策划者们会用数字把来访者淹没。

“新貌村”领导人会一一细述村子里用了多少吨化肥，当年收获了多少吨稻子，还有拖拉机代替了耕牛，电视天线也不断从房顶涌现等等。

此外，在公共福利、卫生的居住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使政府所得意的“革命”增色不少。

到1975年底，20％的韩国村庄被评为“发达”，62％的村庄被评为“发展中”，18％的被评为“不发达”。在内务部“新村处”宣布的统计数字中，64％的农家用上了电，75％的农舍由草顶变为砖瓦房。

朴正熙指出，落后的状况在一夜间得到根本改变是纯粹的幻想，“我们不能指望在赤贫的苦坑中生活了数百年的农民，一两年就奇迹般地富裕起来。尽管这至少需要5~10年的时间，但具体而有效的计划完全有可能加速它的实现。谁说这不是项艰苦的工作？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早在以前就完成了。”

在纵观农村“新社会运动”中取得的成就时，“急功近利”是十分有害的，朴正熙似乎也了解到不时发生的官僚主义对“新社会运动”的危害，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进行过严辞斥责。

在一次“新社会运动”的会议上，有地方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参加，朴正熙说，“政府一味地鼓励农民更多地生产，而综合计划中却缺乏切合实际的指导，‘新社会运动’在农村的某些失误原因就在于此。你们也许还记得军政府开始的几年中我们所出的大洋相：政府要求农民把猪养得越多越好，我们善良的农民也真的这样去尽心执行了，家家都买了不少猪仔，但到来年当他们把自己的成猪运到市场上时才发现，由于猪多得像洪水泛滥，一般地说，每只售价比一年来的饲料费还低。当时农民们真是被气疯了。从现在起，我们政府凡事要多动脑子，三思而后行，再不要信口开河了。”

在农村，所有“新村”领导被定期地送往“新村训练学院”进修提高，在一次“新社会运动”领导人的聚会上，朴正熙说，“在这场运动中，如果你不能积极助力，至少你不要挡路，当农民在田野里流汗的时候，城市里的贵妇人们却一掷千金，这公平吗？要严惩那些贩卖伪劣商品、制造假药和假饮料的人，当‘新社会运动’的强劲之风席卷农村社会的时候，城市里的人也不能不有所感觉”。

1974年，政府开始把“新社会运动”的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在这个阶段，“新社会运动”更集中于反奢侈、反浪费、改善居住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劳工福利方面。运动除了着眼于社会、经济效益，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因为运动提出的目标是“三重性”的，即：精神提高、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提高社会道德和文化修养运动的发起人是朴正熙，他说，“‘新社会运动’对我们人民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唤起民族振兴精神是我们努力的宗旨所在。几个世纪来，朝鲜饱受外国侵略之苦，内部争斗以及缺乏具有胆识和决断力的领袖，也是我们落后的原因。从道义和实质上讲，今天韩国的处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当然前面还有许多艰难险阻，但我们有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它。只要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的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就必将使我们国家得到真正的振兴。”

摘自：《韩国四总统合传》 作者: 何牧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何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