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揭秘：美国女记者为何写江青传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有精细雕刻的檀香扇，下边坠着茉莉花球，对维特克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

江青：“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维特克：“我该如何感谢你呢，江青夫人。我从来未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我想世界上都少有。”

江青：“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长远的朋友。还是一本伟大作品的合作者，是不是？哈哈哈……”

江青话音刚落，好像又想起什么，眉梢却紧紧皱着。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她们(指着我们几个人)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江青突然站起身来，转过头指着我说：“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解放前，她跟着四条汉子，是不是黑干将呀？哈哈哈……”

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于是我也冲口而出：“江青同志，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

江青瞪我一眼，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说，边走边用手指着书，一一告诉维特克。维特克时而惊讶，时而赞叹。她好像难以用适当的表情，脸部扭曲似的，忽然变得很难看了。

维特克：“我，我，我……”

江青一把抓着维特克的手，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更特别显得亲热：“这不算什么，我喜欢你，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江青说得头头是道，突然打住，说：“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呢，我们该入席了。”

8月30日晚饭过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是维特克听了江青数十小时谈话以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江青：“你问到关于话剧的前途，它是有前途的，在文革前夕，我不仅搞京剧，也搞话剧。我原来想从话剧入手，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各剧院的骨干分子都是30至40年代的人，其中一小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叛徒。而青年人不会演戏，演得很生硬，现在剧团的人比过去在亭子间时阔气多了，不愿深入工农兵。第二个方面关于是不是要修改中外话剧的问题。这得有修改基础，如豫剧《朝阳沟》是写中间人物的戏，作者没有什么问题，他愿意自己改，现在已经在改了。话剧《杜鹃山》原来是上海演的话剧，后来改成京戏。现在话剧作者又在修改。我听说有些话剧正在创作，我还提倡创作新的话剧。所以话剧的前途应该是好的，现在是个领导问题，都是叛徒特务，打倒了……”

维特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二三十年代用话剧介绍政治内容是比较合适的手段，六七十年代有一定的限制，话剧也不容易，包含着角色的心理关系……”

江青：“苏联有‘无冲突论’。我讲话剧有两类：一是不反革命的，动机好的，可以改好。另一类动机不好，表达隐晦，这就难了。《战斗的青春》作者写来写去尽是叛徒，这次揪出来了。越剧我不敢看，女人演男人，但越剧剧种大。有一次我去看少壮剧团的戏，女人演男人，实在看不下去。越剧没法改了，这个剧咱没法要了。有一个现代题材的越剧，女扮男装，穿了军服，系根大皮带，在台上扭来扭去，实在看不下去。有个剧本追了三个版本，作者是谁追不出来，文革中自己跳出来了。总之，有许多剧本作者是好的，但缺乏艺术手腕，这可以改。但有的作者是不好的，他自己也不愿意改。有的根本连作者、作品在群众中一转瞬就消失了，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们的国家大，不缺人才，慢慢会出很多。中央是加工厂，不出东西，钢琴协奏曲《黄河》算是中央出的，是我指导的，费了好大的劲儿哩。

“关于在中国公开上演外国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曾有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过。但更多的是内部观摩演出，尤其是电影……”维特克：“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能预计到你会怎样回答。但这些问题是外国人很关心的，如交换问题，也就是文化交流。有些有艺术性的东西，还取决于艺术市场。我并不企图保护美国的制度。”

江青：“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大范围交流，就发现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在我们，我们能拿出多少满足世界革命人民或同情革命人民的作品？它要是艺术的而不是说教的，这有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问题，我绝不满足自己的工作，总要找点差距。”

维特克：“关于交流问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舞台剧或电影、艺术作品美，外国会欣赏，但他们从政治角度理解有困难。

“他们不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政治价值、爱国主义精神。但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特别是我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我可以理解。一般美国人可以把这些作品当娱乐来欣赏，但政治内容不易理解。所以我想写现代中国文艺革命问题，以便使读者有基本理解，略微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江青：“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只要有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人们是容易接受的。你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就用《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招待他们，我还亲自陪他们观看，喏，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演出的，他们都非常称赞哩。”

江青谈到这里显得非常的洋洋自得，但在她内心也有许多怨恨和烦恼。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来华正式访问的时候，外交部在接待计划里没有安排她的活动，当然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最后总算争到一次专场演出《红色娘子军》，江青作主人，听说她为了这次出场穿什么衣服还煞费苦心。平常她爱穿一身军装，显得神气，但陪资产阶级的总统和夫人就不那么合适。西装连衣裙，会使自己显得年轻漂亮些，但在人民大会堂那样公开场合，又可能会太显眼。最后穿了一套上等料子的深灰色西服，她自我感觉庄重大方。她先在贵宾休息室接待美国总统夫妇，谈话很有风趣。这位总统问她如何把电影改为芭蕾舞剧的。在演出过程中，那位夫人常常赞叹演出如何出色，江青心中十分高兴，觉得人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就是顶讲究礼貌的。但在那期间有另一件事使她十分恼火：她本来要外交部安排一次午宴，由她作主邀请总统夫妇共进午餐，但却没有安排。后来由她自己决定，叫厨师特别做了五样淮扬的小菜，用自己的名义送到总统夫妇的住房去。总统夫妇还给她写了感谢信。接待组还把这件事上了《简报》，使她显得被动了：她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旗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献殷勤。

“文革”那几年，国家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所有中外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了，资、修当然不能进来，国内除了样板戏也没有什么可交流的。江青掌握着文化大权，要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不得不有所开拓。于是在70年代初允许西方交响乐团到中国来演出。大概她想到，交响乐对中国大多数观众来说，不大容易听得懂，即使有毒，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也受毒有限。于是首先有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不久伦敦交响乐团也来了，接着费城交响乐团也要到中国来，而且由美国最有影响之一的指挥奥曼迪率领。江青指定中央乐团一名指挥和文化部一名干部，专门选择并审查演出曲目，反复商议，最后才决定。只能演出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古典名曲。法国著名音乐家德彪西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什么印象派而不能演出。

待到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到达北京以后，江青突然对演出曲目提出异议，非要费城交响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奥曼迪很不高兴，拒绝演出。因为这不是原定的演出曲目，他没有带来自己的总谱。相持数日，最后那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只得说明是江青的要求，乐团才勉强演出。奥曼迪和许多演奏家对这件事都表示不愉快，怏怏而去。江青对美国的情况本来就了解很少，但非要表示自己的权威。当江青知道了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在世界乐坛的地位时，她颇感懊恼。所以这次谈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时，她就无法来吹嘘自己的这件事，于是把话题扯到了体育上。

江青：“体育交流也是文化的范畴，美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是很重大的事，这你很清楚的。后来你们美国篮球队来华友谊比赛，我亲自去观看了，美国人呀，身材真是高大，那么一跳，手托球就进篮啦。当然，他们的技术也很好，唔，可称得上技术全面。他们吃得也很好吧。我们的队员呀，体质不行。其实呢，对运动员我们也特别爱护，也受优待的，但历史遗留下的，身材素质不能与你们美国人比，交流嘛，我们的球队还是可以学习的。”

维特克女士对体育毫无兴趣，只好随声附和：“江青夫人，你的兴趣真是广泛得很，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看篮球比赛，我想美国球队员们会感到非常之荣幸。”江青：“唉呀，这是文化交流，我应该关心的，这么多年没有交流了，现在再把交流恢复起来，将来会有更多发展的。你能写出这本书，也会对交流起到很大作用的……

“告诉你，我呀，不仅看了中美篮球队的比赛，而且在赛完球之后，我还接见了你们的球队，和他们在一起拍了照。我的个子只有他们肩膀那么高，哈哈，真有意思。

江青自从“文革”后，时常露面，又成了领导人，她就非常喜欢在为数不多的接待外宾中露面，要在接待计划中插入她的单独活动，诸如接待晚会之类。对美国人更是特别感兴趣。那次美国游泳队来访，她也要出场接见，但接待单位因她的特殊身份没有安排，她大发脾气，只得在游泳池边去看。江青这个人常常骂涉外单位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等等，帽子可多了。其实在骨子里，她才真是洋奴思想十足的。这次好容易抓到机会，把维特克捧得那么神神乎乎的，就是为了让她写本书来吹捧自己。

在第二天上午，江青为了还要说一些她认为重要的问题，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是惟一的一次安排在白天的接见，时间是上午10时。

江青：“你问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否能避免？不可能，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不仅国内有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毛主席1966年7月给我一封信，其中说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斗争。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的话是英明的预见。去年9月林彪自己跳出来了。这封信上还有：中国如发生反革命的右派政变，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的革命人民都不会容忍的。

“至于在没有经过实际锻炼的情况下，新一代如何经受锻炼？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已有预见。这次文革就是第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市(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的单位(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

“去年是我党诞生50周年。十次路线斗争，平均五年一次。王明路线最长，林彪只专政两天半。在庐山会议上，在培养革命的骨干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对青年，而且对老年人，只要认识错误，重新站到主席路线上来，人民都会保护。上海王洪文很年轻，三十几岁。庐山会议上我们一个组，他跟着我冲锋，他当过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打过仗，后来又当过工人，所以培养年轻人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还问到，关于文物保护问题。我们是保护文物的，文革中还不断有新的出土，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汉墓，2000年了，还保全得好好的。但是文物不能太多，过去东单、西单、东四、西四都有牌楼，因为妨碍交通，容易出事故，所以拆了……”

维特克：“在我这一生中，从未在六个星期中学习、了解到这么多东西。对一般文化知识、政治知识和个人了解到这么多。我把你当作老师，在帮助我了解中国方面，江青夫人起了很大作用。我为表示感谢，一定要告诉外界你的领导作用和伟大贡献。”

江青：“我想应该说，你是听得最多的，我从未同外国朋友谈这么多话。”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

谈话记录的是非

除了参谋，我们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于当天下午坐上民航客机回北京。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好容易挨过这恶梦般的几天。在机舱里我们都默默地坐着，而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尤其是我自己。这种心情多是忧国忧民，至于个人倒是像看透了一点什么，反而坦然。我忽然想起培根的一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从我个人的职责来说，回到北京后，我首先要向领导汇报在广州的情况，在第二天上班后，我就拿上从广州带回来的全份录音记录稿，先向乔副部长汇报。他先还有兴趣听了一点，接着不耐烦了，挥挥手叫我去找王副部长。我把记录稿拿去找王副部长，照样汇报，她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我只得把全份记录稿拿出来，交到她手里。我说这次任务对我来说已经完成，记录稿的事情就请上级处理吧。我退回我的办公室。

9月6日上午，王副部长匆匆跑到我办公室，把我叫出门外，说是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我继续负责，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我心里立刻涌起极大的反感，对她说：“部长同志，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

她说：“别嗦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在一楼那间129室，除礼宾官外，全部到齐，包括那位穿军装的局长。立刻大家就叫嚷开了：“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功夫呵！”

王副部长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了急，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

说完转身走了。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

七个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真是弄得头昏脑胀的，好在只要求一字不差核对记录，倒也不太费精神。整日价坐在板凳上，累得慌，最后一天结束时，老陈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看，倒是一字不差核对完了，但句不成句，段不成段，东拉西扯，这样的记录算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原始记录，我估量有数十万字，要铅印出来，江青要自己审查修改，以后还不定怎么折腾呢。”

这时办公厅一位同志来传话：“刚才首长处陆秘书来电话，说这阵子你们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在钓鱼台请你们全体看美国电影。吃过晚饭在楼前集合，有车送你们去。”

我们这几个人像是有点迟钝似的，相互看看，停顿着不吭声。本来钓鱼台宾馆看电影，对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事，也很少有这种幸运。吃过晚饭，大家先后坐上一辆小面包车，但相互并不交谈，可能是谁也找不出可以谈的好话题。

看的是美国片《音乐之声》。这部片子是江青向维特克要来的。大家都记得在广州的时候，江青向维特克说过：她导演的样板戏，有些拍成电影，可以送给维特克女士。同时要求维特克女士回赠给她一些好的美国片，还说这也算文化交流。当时维特克对于那些样板戏，并没有表示出多么大的兴趣，但回去以后，很快给江青寄来一部《音乐之声》的新拷贝。那时老陈、小沈表示很不高兴。堂堂一国“领导人”向人家讨几部电影拷贝，真是有失体统。而江青好像觉得，人家什么都应该向她奉献。

面包车驶到钓鱼台东门停住了。警卫人员拿着名单，挨个点名核对，好大一阵子才放行。院子里显得有些荒凉，小俞和老陈呆站了一会儿走过来问道：“老张，你是常常到这儿来的，是吧？这儿不是很有名气的宾馆吗？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原来不是这样的，‘文革’以后才变成这样子，这所宾馆刚刚盖好的时候，我曾来参观过，那时虽说是初具规模。管理局长是很能干的，有着美妙的规划：如何种树、栽花点草，还有荷花池哩。”

我对她俩说着说着，也发呆了。我想起“文革”开始后，为了接待一起国宾，我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那时钓鱼台已经分成两半：从北门进来有几幢楼，偶尔也接待外宾。从东门进来呢，几幢楼已经成为江青、姚文元他们的住宅了。所以我们刚过来的那座石桥成为界限。这边时时都有双岗和流动岗，谁也不能越过这座桥，这一半成为禁区。这次我们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越过禁区。记得那一年，为了接待外宾，要稍为装饰一下北区的楼，可真把人给忙得够呛。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想着以前那到处找花的情景，又忽然想到在广州的时候，江青的住处鸟语花香的情景，还有那世外桃源一般的兰圃。

天色已近黄昏，副官来到门外，招呼大家进去看电影。对这幢10号楼，人人都感到陌生。进门向右拐个弯，是一间可容纳二三百人的放映厅，摆设着有扶手的沙发椅，对面有宽银幕，后边有专设的放映室，室内灯光很暗，江青的声音传了过来：“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你们部长告诉我，记录初稿已整理完了。今晚请你们看《音乐之声》，这是维特克女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用芭蕾舞剧《白毛女》记录片和她交换的。你们都没有看过吧？我已经看了几遍，今晚请你们看，改天还请你们去江苏厅吃一顿，算我慰劳大家。”

江青没有站起身来，大家也就原地向她点头为礼。江青一般不轻易和别人握手，是怕传染病。她坐在大厅中间靠左的一张椅子上，这会儿大家才看清楚，她坐的是一张大靠背沙发，脚下还垫着软软的小长凳，腿上盖着一条绿色毛巾被，右边茶几上放着带盖茶杯，还有一个小瓷碟上放着一些白色小毛巾，看样子她确实非常舒适地在享受、在欣赏，几位女同志就近坐下来。

又听到江青叫道：“小徐，你坐到我旁边来，再好好给我译一遍，前几次呀，那些个翻译就是不行。你给我一句一句地译，这样才可以仔细分析，不过，这总是部好片子。”江青看戏看电影，好随时发表议论，这晚大概和以往不大一样，因为其他的观众都离她颇远，没有人在她左右应声附和，她便自己哼着电影中的插曲。

10月末的一个星期二下午。王副部长又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把我叫到走廊，又神秘又夸张地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连一个字都不差，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字不改就是这样，能怪谁呀。”

“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件工作还得保密。”

我听完这话又气又恼，感到奇怪，这件事部里怎么就没人管？从广州回来我向几位副部长都汇报了，现在怎么还要去整理那记录。没法子，我回到办公室，没过10分钟，徐就找来了。

大食堂是6点钟才开饭，去钓鱼台至少得走30分钟。我们两人到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只得各买了一个馒头，夹上一分钱咸菜，放进小饭盒。然后直奔钓鱼台江青办公室。

原来江青的办公室就在那幢10号楼里。副官告诉我们，首长过一会就来，让我们坐在那里等候。我们看看室内那座落地式大钟，已是6点20分了。几乎同时，我们从手提布包里拿出馒头和咸菜来。我咬了一口觉得馒头有点干，走出房间想找一杯开水，正好遇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女服务员。

“唉呀，你们还没有吃饭就来了？快坐下我给你端杯茶来。”我道了谢又把徐也叫出来，坐在走廊的沙发上。有杯热茶，吃起馒头就舒服多了。服务员对我们说：“首长要7点过后才来的，你们应该吃过饭再来，说不定还要坐过半夜哩，你们是办事的吧？首长晚上办公。”

“传话要我们6点到这儿，食堂还没有开饭哩，谁敢迟到呀。”徐尔维一边嚼着冷馒头一边说。

一直等过了7点，还没有听见一点动静。我们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散步，也没什么话可谈，毫无目的地走近大门。忽见有间屋子灯光特别亮，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原来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治牙诊室，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整理着什么，大概听到有声音，转过身来打个照面。我好奇怪地叫了声：“张大夫，原来是你呀？诊室怎么搬到这儿来啦？”

“你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我这个大夫呀，这叫随传随到！”他苦笑着说。

我和这位张大夫早就认识，彼此还了解，但交往不多。在这种场合相遇，都感到有一些惊奇，又不想多说什么。

正在这时，大办公室里有响声了，不止一个人进入那里，我和徐很快走出来，听见副官向江青报告：“外交部两个女同志和张大夫都在等候。”

“叫她们两个进来。”我们已走近她身旁了。

江青：“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你们印的稿子都带来了吗？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说着，她出去了。

我们从手提包里把已经铅印好的第一本记录稿拿出来放在桌上，坐着等候。突然隔壁传来一声尖叫声。

“张大夫，怎么搞的嘛，我受不了。”这是江青的声音。她正在那间特为她搬来的诊室治牙哩。

“首长同志，请您忍耐一点，这又不疼，而且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张大夫说。

“不行，不行，我的神经受不了，你那些个机器发出怪声，太刺激。算了，我不治了。”

沉默。又过了一小会儿。

“嘻嘻，哈哈，对不起张大夫，我不是怪你。就算是我的毛病吧，咱们慢慢来好不好？每天磨一丁点儿，你可是得在这里等着，哈哈。”

江青飘然进来，往那张大靠背椅一坐，脸死板着：“副官，给张局长打过电话没有？该来了吧。”

“报告首长，没有找到张局长本人，已经传话去找，一会儿就到。”

江青抬起左手看看表，没说话。室内那座落地大钟敲了8下。这时女服务员端着一个不小的托盘进来，放在江青面前，这是给江青送来的晚饭。

我和徐坐在江青对面，我们对她的晚饭有点好奇地注视着：托盘里除了碗、筷和碟子之外，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江青把盖子打开，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着各种菜：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等，瓷罐装着滚热的水，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不会凉，我感到看别人吃饭怪没礼貌的，正要起身走开，这反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立刻把我们两人叫住：“你们坐着吧，我吃我的，咳咳，你们懂吗？饮食营养治疗，比什么药物都重要。我要保持固定的体重，不能发胖，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价值的食品，我可不要大夫来干涉，我比他们懂得多，要听他们的呀，那就什么也别吃了，没意思。”她总是那样旁若无人，这已成习惯了，不在乎别人看她的吃相和高谈阔论。徐用手推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

张局长终于来到，江青脸上显得高兴起来，也没有再提谁把记录弄得不像样子了。

江青：“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

“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您的命令，我从来都执行。”

“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这时张局长才看见我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他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握手，好像也感到江青说话太不客气，赶紧接着说：“首长同志，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唉唉，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难道这还是什么好差事么？我早已烦透了。

在座四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徐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划线，不时停下来和那位局长议论一番，如何把段落改得合理，情节写得清楚。常常是张建议如何如何，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拍板之后，叫我在那份记录稿上改过来。这样倒也使得我们两人感到轻松些，可以不用脑子。江青要改这，要改那，照改就是了。可是用这个方法修改数十万字，也真是够受的。直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唉呀，都过12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长盘进来，把江青的夜宵摆到她的面前。

吃完夜宵，服务员又带着我们原路返回。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边走边说起话来：“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我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知道，首长吃完夜宵，还要运动和休息，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徐接着说：“都快两点了，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

“难说，最早也得4点吧。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我是小夜班，把你们带回去，我就该下班了。我带你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

我轻声说：“服务员同志，首长没叫我们去，怕不方便吧？”

“没有关系的，来过这里的人都去，不要紧。”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服务员介绍，这是首长打桥牌的所在。穿过这间房子，四周站着20来个人。江青和小陆秘书正打乒乓球，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这里大概是专门为江青运动而建的。

大家走散了，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

江青：“嘻嘻，你们也出来了，这里多好，说室内吧，可和外边通着，所以呀，空气流通，对我运动最合适了。来，来，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茄子、豆角、菠菜什么的。

江青：“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实验田。你们看，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我还种各样蔬菜，以后分送给你们吃。在这里呀，我可不种花。”江青走进内室，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屋里只有张局长一人，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过了好长一阵子，江青才慢慢走进来。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打哈欠了：“唉呀都快天亮了吧？这一天可是真累了。”

她忽然看见张局长自个儿在看那份记录，高兴起来：“哎，我说老伙伴，这份记录呀，请你先整理一遍，我们再一起来修改，好不好？这样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我忙，维特克女士还等着这些记录写书哩。”

张局长点头表示照办。江青又对我们说：“你们随时听候招呼，随传随到，今晚就散了吧。”

张局长很客气，用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回家。

三天之后，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9点多钟江青才到。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我们两人做记录，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但内容太复杂，还是很难弄懂。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1点多钟，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说：“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10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正要走出门去，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吩咐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个别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自从广州回来，我和徐经常加班，被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因为下令要保密，又不许带回家，在办公室里吧，日常工作还得干。只有当大家下班以后，两人才能凑在一起干，也可以互相解解心中的闷气。

“江青和维特克的事，既登了报又上了电视，还要保密，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徐说。

“会见是公开的，但谈了些什么，别人可是不知道。其实所谓保密，也是掩耳盗铃。这倒好，我现在只能在办公室改她那份《红楼梦》，办公室那么多人谁不知道？大家都不愿意问就是了。”

“我们那里可是不一样，谁都有兴趣打听。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和小沈商量，有些英文底稿，不少人都看过了。”

“我每天下班后，就得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你为我借来的那套《红楼梦》，已经包上书皮了，真够滑稽吧，在这种时候，我居然在办公室里看《红楼梦》。当时她谈的也真够呛，前后秩序全乱套，人物张冠李戴，真烦死了！”

“谁不心烦，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差事。这些记录还要送给周总理审阅，真是活见鬼！周总理那样忙，还得为她看这些东西！”

“是啊，我是先到广州的，她的谈话经过谁批准了吗？你忘了，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时候，多次提过，说是记录都要送给周总理审查，到底怎么回事？”“还有，我们出发前一晚上，周总理找大家开过会，根本就不知道她要谈什么，周总理还规定她只能谈文艺问题，江青根本置之不理，还大发脾气。她倒好，当着维特克口口声声说要经过中央批准，周总理审查，这可以提高她的身份，同时也可以证明她的谈话的分量呵。”

“我说老张，从广州回来以后，你还没有向周总理汇报过吧？既然部领导不敢说话，你应该向周总理汇报，如果一点不向上级反映，那倒不对了。你去见总理也不是难事嘛，我想甚至可以反映我们大家的意见。”徐这么说。

那些天我脑子也老在琢磨，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既然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就应该让周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向周总理汇报。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有时就是聊聊天，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也许别的同志也已向他汇报过情况，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反映一下也是负责的态度。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眠。想着这几天我在办公室里得不断翻阅那套借来的《红楼梦》，心里烦乱。一面是因为江青那些谈话，听起来像头头是道，但拉扯到许多章节回目，故事也是乱糟糟的，张冠李戴，还引用不少诗词，颠倒错误，都得替她核对清楚。一面又想到我家里连这么一套书都没有，否则回到家来再翻翻也省事些。在办公室那套《红楼梦》是费了许多口舌才从北京图书馆借出来的。家里本来藏书不少。我是个喜欢买书的人，建国前不说，自打1949年后，重新出版的古今中外许多名著、论著都买了。每月发工资下来，除了吃穿，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了。虽说自己没有读许多，但有时间常常翻阅浏览一下，也是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可是自打“文革”开始，江青、林彪那些人，也不知怎么会想得出来，什么砸四旧，大批封、资、修，煽动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到处乱砸乱抢。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无情扫荡。

就在1967年春的一天，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其实有不少是几十岁的人了，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家是被勒令驱逐的，“革命派”说是来帮助搬家，可是进得门来，就大声嚷嚷：“哼哼，这真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呀，有这么多大柜的书，他妈的没有一本好的，还有比修正主义还修的洋唱片，还收集这么多古董烂花瓶……”七嘴八舌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拽，把全部书籍丢在院子里，我坐在门口台阶上发呆，也没去收拾，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孩子，把他们认为好玩的东西拿走，堆积如山的书被乱踢乱翻。我们从五间一套的大单元搬到两小间里。好在家具不多，把所有的床放进一间房内，我也懒得管，躺下闭目胡想，脑子一下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都是真心拥护“文革”的呀，反封、资、修没什么不好，但什么才算封、资、修呢？封、资、修也可借鉴呀，看书有罪，书也有罪么？真是闭着眼想不通，睁开眼我还是想不通。

好几天过去了，真是一筹莫展，先是让大孩子找一家收旧书的书店，问书店要不要，如要全部赠送。那些书店的负责人说：最近书太多没处放了，不能再收，卖废纸吧……”

“我是喜欢买书，但并不曾都看过，我现在满脑子封、资、修，就是中了这些毒呵，我发誓以后什么书都不买都不读了。”当时我心中一阵苦涩，也真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一位懂得书的价值却收买废纸破烂的人。

“当然，毛选、小红书、马列书我还得留下一些的。”

“还是留着吧，这阵风过去不就行啦，真是的，人睡在书堆上，这是怎么整的。你挑好的留下，余剩的明儿个我来拉走。”

我默然坐在书堆上翻了许久，随手捡起《约翰·克利斯朵夫》、《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几本小说放在被子下面，倒不是认为这些书贵重，而是为了发闷时翻翻。

第二天，那位男同志拉来两辆大车，还有几个伙伴，把书搬了出来，堆满了两大车。临走时又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沓人民币，也不知道是多少。我执意不要，他又是劝又是为难：“同志，我们不能白拿，就算五分钱一斤废纸，你这些书也不只这个数呵。”他把钱放在桌上就走了。

当时我真想痛哭一场，知识、文化宝贵财富全都成了垃圾，当废纸回炉去了。真是难以理解，“文革”就是要毁灭文化？那几年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把所有的书都封存了。

每当我翻开那套《红楼梦》就怅然若失：难道说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就让江青那些人独霸了？

周总理与《谈话记录》

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下来。

他先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援朝，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坐。周总理开这样的会，是听听各方面的同志有什么意见。会议比较随便，但是大家还是聚精会神，因为周总理记性特别好，外交部许多同志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倘若你一时走了神，他叫着你问什么问题，答不上来，那就太不好看了。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了，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除了我和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江青才抬起头说：“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先问徐和小沈：“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徐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已经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

“…………”

江青又立时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唉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横不讲理。“…………”

“哼，他们呀，就只划了个圈。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江青吃过夜宵，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记录在翻看。这本记录中是谈她和毛主席生活的。其中有几段涉及到很多人，还有贺子珍及孩子。

整理记录稿时我将这几段的对话删掉了，徐正读着，江青突然问道：“哎，怎么这部分少了些内容？小张，是你先看过吗？”我点点头。

江青声色俱厉：“怎么？是你改了？谁让你改的？”

“我没有改，我删去一些。”我直直地望着江青的眼睛，倒使江青一怔，她接着追问：“你胆子不小呀，哼哼，你居然敢删我的记录？说说什么理由？”“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不提为好，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不大适宜。”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已经许久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我本已想到，会引起江青的怒火，但在广州时已经历过了，怕也无用。她对我已恨在心头。

江青发火了：“有什么不适宜？”

“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

江青在室内踱着步，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喃喃自语：“唔唔，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然后冲着我说：“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我不能是第三者。”她来回走动，恶狠狠地突然对我说：“小张，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我想是可以的。”我真没想到，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一时有点呆住了。

那座大钟滴答滴答地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第二天，我觉得筋疲力尽，请假在家休息。傍晚时分，忽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好熟的面孔，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

“你不认识我？”客人说。

“是你呀，阿晨。”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直至痛哭。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还是常常见面的。但“###”以后，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全都成了牛鬼蛇神，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我看着阿晨，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消瘦，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禁悲从中来：“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君里呢？”

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在劫难逃啊，一个也饶不过。唉，君里君里……他……”又悲痛起来。我倒来一杯水，劝她安静休息一下。

“死了的，也许你已听说了。活着的都在受罪。君里真冤枉，五年前就被抓走了。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有一天深夜，也弄不清是谁，既不像公安又不像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到处乱翻，什么都折腾了，最后把所有照片，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1969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

“关在哪里？”

“哪里去问，哪里去找呵。整整三年没有消息。前两个月，忽然叫我去探视，那就是监狱医院吧。唉！白单子把全身盖着，简直像死人了，只剩下一丝游气，他告诉我，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

阿晨饮泣。

“那就是君里、阿丹我们四对，在杭州时一起照的相片。几十年了，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而江青就为这些，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看看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给君里治治病，不然太惨了……”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默默相对，各自流泪。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旁听审判江青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这里已经远离那令人窒息的北京城，但心里总装着祖国，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年底，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虽然国内的消息大都被封锁，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她真想当女皇了。

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但与那本《红都女皇》没有直接联系。前些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大学中学都在传抄，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少数人是知道内情的。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在外交部存放的保密材料，谁敢取走呢？即使江青要取走也得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呀，小徐茫然不知。后来我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他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呢？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如此，江青感到了一点压力吧。

那年回国休假，我们去探望了叶剑英老帅。叶帅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的。远在1937年深秋，那时正是抗战之初，我和广东中山大学的一群大学生，组织北上抗日宣传队，其实就是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我们途经武汉，叶帅当时正在武汉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接见了这一群从广州来的抗日学生。我是惟一的一个中学生，可能长得瘦小，正站在他身旁，他用手摸着我的短发，开玩笑地说：“你才这么丁点就要去抗日了？怕连枪都扛不动呵。”我噘着嘴说：“报告八路军首长，我去延安参加革命，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多少年都没有忘记这件小事。

建国初期，叶帅不在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到“文革”开始后，叶帅一家受到迫害，儿女或被关到监狱，或下放到远处，他被遣送湖南，只有王秘书跟随。回到北京后，仍很孤单。那时我们又时常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海后门不远，我们是步行去的。因为他也受到江青、林彪一伙的监视，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我们也只能对他说点小道消息或一些道听途说的事，给他解解闷。我们去时他总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期间去看望他，见到我们他很高兴，我们对他说起关于加拿大的一些见闻，也说到当时在国外很难开展工作等。他心情不好，特别是因为周总理的病情不见好转，他十分担忧。他忽然转变话题问我：“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我告诉他最后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才决定不把那些记录寄到美国去。这时我想何不把自己的心事向叶帅汇报一下。我告诉叶帅我去加拿大前，根据总理的指示把所有材料记录都封存在外交部了，但这次我回来，一面听说全国在追查谣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事是谣言，另外呢，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这当中会有什么名堂呢？叶帅显然像在听新闻，他不知道江青烧毁了所有的材料。当时他只在默默地沉思，只轻轻自语：“这事有蹊跷。”

1976年我们再回国休假，正是1月9日，我们一下飞机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呵。我的心在发抖，我们回到家放下行李，立刻奔去西花厅，欲陪伴邓大姐一会儿。只见赵炜秘书出来到门口，我们相抱痛哭。她说邓大姐已平静些了，不愿见人。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步行回家。

1月11日，我随着长长的人流，慢慢从长安街排队一直到北京医院后边的那间小屋，周总理就睡在那间小屋里，所有走进去的人都在失声痛哭……

那年休假我们在北京住了4个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从3月中旬，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先是一队队少先队员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哀悼。过几天是一群群青年、学生。清明节快到了，人流像潮水般涌向天安门，朵朵白花点缀了整个广场，然后是花圈、大标语。人们的心都凝聚在这里呵……人民真是觉醒了。那些天我心情本来非常沉重：中国这一伟人去了，今后的国家将何去何从？那群坏人会霸占整个国家吗？前几年和江青一起的那些日子，就一幕幕地重演在脑际。看得出来，她对我恼恨至极，随时都可以采取任何报复手段。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有多少人都无辜地死去了啊。看到这人民悼念总理的滚滚洪流，个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回加拿大的日子近了，临行前我们去和邓大姐告别。却是相对无言，我不愿在她面前痛哭，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了。

1976年10月，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渥太华收到外国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江青一伙是否完蛋了。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种电话呢？无可奉告吧。我们在国外确是消息断了。

过了仅仅两天，国内仍无消息。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地对文晋说，看来江青一伙一定完蛋了，否则一定有辟谣的消息。同时我告诉他，我应该收拾行装，一个人先回国了。果不出所料，第三天接到国内电报，召我一人立即返回北京。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我感到四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关住自家的门。突然在那一天，鞭炮声在北京城内外四周都响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四人帮”完蛋了，江青一伙完蛋了！

人群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狂喜般的欢呼，喊叫：解放了，再一次解放了！我走向街心挤在人群当中，脑子里闪出了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情景，许多镜头都如此相似，而自己的心情却迥然不同。那时我还那么年轻，满怀献身革命的豪情；而今呢？内心中沉重的包袱放下了，被人民解放了！内心有说不尽的激动，眼睛模糊了，滴滴泪水映着这群群欢乐的人们。

有一天，孩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某新闻单位有张大字报，揭发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事，说妈妈是同谋，还有一张照片哩。

我听后猛然一惊，立刻又平静了，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呵。

在一份上呈件上，有人用接待单位的名义，写了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在最后一段中，把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分列两排，而我的名字写在与江青合谋一边。我把这份报告看了又看，字迹分明，赫然纸上。我好像头上被猛中一击，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我努力使自己镇静，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江青对我的辱骂，可以坦然承受，那是来自敌人的投枪；那张大字报，也可以默然置之；而这份报告呢，写报告的这些同志对自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对接待维特克的一切情况，以及当时我们的立场态度，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会反给我刺上一刀呢？我颓然地想，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或者为了什么说不出的理由就去伤害别人，难道这十年来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真会把人们正直的灵魂都阉割了吗？多么可怕的后遗症！但我仍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叶帅秘书的电话，叫我到叶帅那里去，心中真是高兴。在这困惑艰难的时候，叶帅居然会想起我。我赶快离开家门，思绪却难以平静。十年动乱中，叶帅受尽折磨，现在也许已平复了伤痕。我搭上公共汽车，看到的也尽是欢畅的面容，也就把自己那点心事暂时忘却了。踏进叶帅的家门，一下就听到院内欢腾雀跃的笑声，已经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欢乐的声音了！入得院门看见叶帅穿上崭新的军服，军帽上的红星和红领章，闪烁着灿烂的光华。比起前两年，他显得年轻多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他正和几个孩子在院中照相哩。见我进来向我招了招手，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看着叶帅慈祥的面容，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默默坐了一会儿才说：“叶帅，我想您一定看到那份上呈报告了？”“人家可以这么说，你不必介意呵。关于江青与维特克的那次会见，你还向我谈起过哩，而且向你们的领导也都汇报了。你的态度我是了解的，我想组织上也了解的。”

叶帅这么几句话，使我十分感动，不知是委屈还是感激，泪水又流下了。“你现在应该把记录整理出来，把当时的情况也整理清楚。江青做的坏事太多了，那次谈话并不那么重要，但作为一段历史，也应该弄清楚的。你看是不是呢？我听说你一个人先回来，会有顾虑的，才叫你来谈谈。你还没有见到邓大姐吧？”

我摇了摇了头说：“暂时还是不应该打扰她。”可是这一下，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恨不得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握别叶帅步行回家。在路上我尽力想驱散心头种种不快，除了江青一伙，我应该什么都不计较，都原谅，都忘掉。我回到家后，心中感到平静、舒畅了许多，这是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一种喜悦，胸中像展开的一片湖水，宁静、开阔。我坐在那张小小的一头沉办公桌旁，无意识地用手抚摸一下自己那已开始脱落又有点斑白的头发，这十年真是漫长呵。“文革”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在健壮之年，而现在却忽然有老去之感！不过还应该振作精神，还可以从头开始。应该像以往一样，在经过一段挫折，遇上一段困难以后，鼓励自己：从头开始，有新的开始，总不嫌太迟的。

我集中精力，回想那一段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江青的种种行径，江青的谈话。我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态度，都无保留地敞开在大家的面前，特别是在组织领导面前，让事实为自己说明一切。我摊开一张纸，把我与江青的关系，尤其是与维特克谈话期间这一段，尽我所能记忆的都一一写下来。与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并非我一个人。

过了两天，外交部有关领导，把我们曾参与维特克谈话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我们今天就成立这个材料小组，仍由张颖负责。尽快整理，向部领导报告。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看来外交部对我还是信任的。但我仍然觉得应该请求审查。我立即把我自己写的那份详细情况拿出来，交到领导手里，说明为了慎重，我请求组织首先审查我与此事件的关系。因为既然有单位或个人对我不了解，就更应审查，我所呈上的情况，每个小节几乎都有证明人或几个人同时在场，所以调查也不难。在座的几个同时参与这件事的人，颇觉惊异。我对她们笑笑，我是非常坦然的。我一边要求审查，同时也欣然开始工作。散了会，我们聚在一起，这次相聚倒非常高兴，大家笑了起来：我们成了整理记录的专门人才了！

我们几个人开始工作没几天，李先念副总理又把我们找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先是鼓励我们，说这几天经我们大家努力，已经写了一些情况，写得也很认真。要我们赶快把全部记录整理出来，送上边参考。李先念副总理特别对我说，你所写的要求审查报告，已全部核查清楚，都有确实的证明。叫我不要有任何顾虑。还加上句半开玩笑的话：你现在也变得精明了，周总理不在，邓大姐还能不知道吗？那么多同志都是看你长大的，对你还能不信任吗？快把事情办好才是重要的。我也坦然地笑了起来。

几年后，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张入场券，非常一般又极不寻常的入场券，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江青。

走过长安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有一条很不显眼的小道，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间比较大的审判室，坐落在一所大院里。这是我从来未到过的地方。当我走近门口，法院的一位同志跑过来，热情招呼，让我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座位上。这时我举眼看看，房间里已挤满了人，有穿灰色或蓝色制服的机关干部，也有着绿色军服的军官们，大概是各方面的代表吧。屋子是长方形的，有坡度。面对大家，临时搭了一个稍高于地面的平台，摆着几张长桌和椅子。每张桌上都放一块牌子，写着主审席、法官席、陪审席等等字样，正对着台，下边偏右一点，有一块地方围着木栏栅，插着被告的牌子。这使屋里增添了肃穆的气氛。人们静静地坐着，等待着。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踏进法院的大门，与我想象中的法庭不完全一样。坐着的人群，流露出庄重、还带着点好奇的目光。

审判准点开始。主审法官是位女同志，她声音沉稳：“带被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一点，两个女法警从右旁门把江青押进来。江青穿着一身黑色的囚服，头发仍梳得乌黑光亮，昂着头抿着嘴，装出一副蔑视法庭的样子，但毕竟还是被押进了被告的木栏栅里了。其余三人在边上的一条长凳坐着。这一天是审问江青与核对江青###文化人士的罪状。

法官：“江青，在1967年你签发了以李同志写反对社会主义文章为由，逮捕李同志入狱的逮捕令。是否属实？”

江青：“他写的文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应该认罪。”

法官：“江青，你回答我对你的提问，你无权在这里评论李同志的文章，你签署逮捕令了吗？说！”

江青：“我捍卫毛主席，捍卫革命路线……”江青举着手，像她以前那样喊口号，旁听席上人们在议论。

法官：“你回答问题，现在是审讯你！”

江青开始胡搅蛮缠。突然女法官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命令江青：“你住口，承认事实。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真像有一块沉重的惊堂木在桌上一拍，江青顿时安静下来。法官传令姚文元作证，他从右边的座位上站起来，两只贼眼左顾右盼，他声音很低，法官叫他大声点。

“是有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的。江青决定要这样做。”

江青两眼紧紧盯着姚文元，哼不出声来。

最高检察院当天控告江青的第二件事，是无故迫害郑君里等同志，历诉她许多违反法纪和暗中迫害的事实。

江青的脸色在不断变化，女主审官叫她的名字时，她才醒悟过来：“这些事我没有管呀，我不知道，我和君里……”

这时从左边门内，走出一个女同志，扶着一位头发花白、身体衰弱的老太太，坐到旁边桌子后头。我仔细一看，实在吃了一惊，这不是阿晨吗？只不过两三年，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心中突起愤怒的情绪：江青呀江青，你干的坏事，真不是人干的！我同时又想起孙维世无辜被害的惨剧。只听见阿晨说：“江青，江青，你看看我是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呀！……”

江青显得有点惊惶失措：“阿晨，君里的事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不知道？对上海那么多老同志，你是一网打尽呵，你还是个人吗？就为了掩盖你30年代那些丑史，你要斩尽杀绝。君里就是你害死的。他临终时亲口告诉我的，你是怎样折磨他……还有你，张春桥，你是个魔鬼！”……她本是激动地站着，泣不成声，这时像是要晕厥过去，跌坐在椅子上。

法官：“张春桥，你说，在上海你都是怎样迫害这些同志的，你与江青怎样合伙的？回答。”

张春桥站起来，就是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表示。

江青像只狂狗般叫起来：“不是我，我没有害死……”

阿晨：“那天半夜里，把君里抓走，把我的家翻了个遍，连有一个字的纸条都不放过，是你的手谕……”

江青连续大喊大叫，语无伦次。

江青还在大喊大叫，打断阿晨的证词，旁听席上，本来鸦雀无声，这时已骚动起来。

阿晨由于愤怒，过度激动，手指着江青说不出话来。

江青声嘶力竭，还在喊叫……

女法官又发出强音：“江青，你老实坦白事实，任何一件事都是证据确凿。”

江青完全疯狂了，她什么也不听，举着双手大喊大叫。主审官叫法警把她押下去，但江青像一只疯狗被困在笼中，双手紧抓着木栏栅狂叫不止。两名法警挟着她，押出被告席。在还没有出门的拐角处，江青突然一声吼叫，躺在地上，人们都站起来往这处看，两个法警把她拉起来，挟出了审判室……

人们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就是江青！曾几何时，她也曾声嘶力竭地叫喊，她高高站在人们的头上，真仿佛要登上女皇的宝座。

晴朗的初秋，并不寒冷。我走出那条窄窄的小巷，步入天安门广场。湛蓝色的天空多么美丽呵。长安街上的人川流不息，天安门的城楼已经粉饰一新，在阳光照射下闪光，好像洗刷干净了那层蒙上的厚厚灰土。

审判江青，持续了好多天，我再也没有去旁听。我已清楚地知道，人民已经公正地审判了这段历史。但心灵深处仍留下了那么多遗憾：数千年文明古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人民付出了几多代价，还是无法躲避这样一场灾难！现在这场灾难过去了。多么善良的人民呵！但愿能迎来真正的幸福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历史最终的裁判。

题内题外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据我所知，该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本。这一客观事实显然是非常清楚的。但有些人撰写的一些文章甚或书总要把什么《簙!@#q1a2z3w4s5x6

作者：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