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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坐落着3万多个宗教和历史遗迹，而其中最耀眼的要属古代僧伽罗人的城市阿奴拉达普拉(Anuradhapura)。 阿奴拉达普拉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城市，早在公元前380年就成为都城，并且直到11世纪都是王权所在地。传说公元前3世纪，有人将佛祖释迦牟尼顿悟时依靠的那棵菩提树带到这里，整个城市就以这株菩提树为中心发展起来，所以阿努拉达普拉城不但是昌盛一时的政治之都，还是宗教中心。它的寺庙、佛塔和雕像是古代世界的精品，如今还可以看到鲁梵伐利塔、祗陀林佛塔、都波罗摩塔、阿巴耶祗利寺等佛教建筑，建于3世纪的祗陀林舍利塔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砖造建筑。

这个僧伽罗人城市繁荣了1500年，但是到了1017年，遭到了在来自南印度的朱罗王朝入侵，之后整个城市被遗弃，不久就隐没在茂密的丛林中了，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发现，198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如今阿努拉达普拉城再次面临危机，不过这次是来自内部：英国杜伦大学和斯里兰卡的凯拉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联合调查发现，古城地区的文化遗迹被偷盗者破坏得非常严重。

古代的佛教文物在国际古董市场非常受欢迎，价格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整个斯里兰卡的宗教遗迹才身处险境，即使是国家最贵重的珍宝也不能幸免。

从《圣经》中提到的神圣的约柜到现代从雅典巴特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偷盗古董文物一直屡禁不绝。最近50年来，在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强烈需求刺激下，古董的价格不断飙升，同时用艺术品装点一下门面、附庸风雅已经成为一股时髦潮流。多方因素的刺激致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挖掘古迹现象愈演愈烈。

要想一夜暴富，没有比盗墓或者从古代雕塑上切个头颅更容易更便捷的途径了。现在的机械推土机和挖掘机，链锯和炸药早已取代了效率低下的铲子和镐，走私文物可谓一本万利，在利益驱动下形成了从盗墓者到销赃商的全球网络，当然这套组织良好的网络也走私毒品和武器并贩卖人口。

最近，反文物走私战斗取得了几个小小的胜利。在意大利，世界知名的古董商之一因涉嫌非法倒卖文物被送进了监狱。在美国，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被迫归还两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放眼全球，很多政府都要求归还历史上被掠夺的文物。尽管有这些小小的亮点，但文物劫掠的规模还是在持续扩大，形势非常紧急，警钟已经响起，也许很快，我们就再没有机会去了解和认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和文明了。

前景黯淡，但希望永存。考古学家从野生动物保护的方法中得到启发，采取了类似的减少文物流失的重要策略，成效非常显著。几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呼吁同行们重新定义文物保护的概念，他们希望世界银行和欧盟也认识到，古董贩子不但摧毁了文化遗产，还威胁到最贫穷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

谁是合适的文物管理人

西方人热衷于追求异国情调，这几乎让各种文化形态都面临危机。二战以前西方人主要搜集埃及、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艺术品，二战后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亚洲和南美的古董，如今持续不断的文物走私毫无停止的迹象，迫使各国政府、博物馆、考古学家和古董商们积极协商解决之策。

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文物古迹意味着国家身份和国家形象。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把复兴本土文明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他的政府要求耶鲁大学归还马丘比丘被海拉姆•宾厄姆带走的文物。1912年，这个美国探险家把5000多件在当地发现以及挖掘到的古代文物带回了美国，并由耶鲁大学收藏。多年来，秘鲁一直在积极索讨这批被掠夺的文化遗产，经过和耶鲁大学的几次谈判谈判后，依据双方协议，2007年9月，耶鲁大学把取自马丘比丘的文物全部归还给秘鲁，而秘鲁政府同意以出借的方式，让耶鲁大学继续保留少量文物作为研究之用。

埃及政府一直威胁要把美国圣路易斯博物馆告上法庭，要它归还金字塔墓室发现的贵族妇女面具。事实上，数以千计的古希腊文物现今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场所陈列着，希腊文化部长武尔加拉基斯强调，希腊政府已开始全力追讨被掠夺走的文物，希腊考古学家和警方给文物列出清单，调查国内外收藏目录、博物馆、私人收藏和学术数据，发现了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下落。“只要是希腊的东西，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我们都要要回来。”武尔加拉基斯说。

但是博物馆、古董商和私人收藏者声称古物是在哪发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者保护、陈列和让更多人共享的能力。“很多国家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余力保护文物古迹，更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展示，”文化修复专家乔纳森说：“那么宝贵的东西常常默默无名，任其腐烂。而私人收藏者相反能提供更好的维护，能够让专家研究，并让所有喜欢它的人观看。”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在美国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也说道：“对文物来说最好的家是西方的某个博物馆，比如大都会、卢浮宫或大英博物馆。在研究的时候，与发现地的相似的物品相对照，这种研究相对视野狭隘。大学博物馆是一棵文化家族树，所有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根，在这种环境下研究，参照物就变成了其他文化，可以发现文化间的影响和交融。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库诺先生也认为古董，不管是金刚经还是埃尔金石雕都是构成他所谓的“人类共同的遗产”，因此就不能把它们当作仅仅是中国人、意大利人或者土耳其人的，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新近成立的民族国家的博物馆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性”之上的。

到底谁才是合适的文物管理者，各国政府和学术界一直争执不下。考古学家指出：文物走私常常破坏了重要信息，让历史变得支离破碎。美国考古学学会主席约翰•威德布说：“秘密地把文物从地下挖出来，不留下任何挖掘记录，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和它埋在一起的还有些什么了。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它是什么的一部分，是房屋、寺庙、宫殿还是官衙的附属品?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告诉我们它的用途，它对人的意义，谁拥有它或者买卖者是何人。盗墓意味着所有这些信息都消失了。盗墓者不但破坏了这些物品的出身信息，很多时候还破坏了现场，让考古学家再也不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挖掘了。”为了找到一两个有商业价值的古董，常常会破坏大量古迹。伊朗和阿富汗那些配备重型机械的盗墓者只是在地面上到处打洞，在他们离开之后有些地方看上去就像月球的表面，考古学家休想再找回地层学上的分布。

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教授也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他在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创办了“非法古物研究中心”，加强对古代遗迹及艺术品非法盗掘、交易、收藏以及展示的报导和研究，并著有《抢掠、合法性和所有权》一书，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重视和争议。他认为盗墓者让相关信息消失是不可挽回的灾难，他说这些遗迹是人类了解早期历史的唯一途径，对文字产生前的史前史研究来说尤其是如此。他指出马里附近建立于公元800年左右的杰内古城，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因此我们可能再也不能了解这个曾经的贸易中心的文化和文明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伊朗和阿富汗，有很多地方考古学家再不能深入调查了。偷盗古代遗址和文物不但是相关国家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打击非法交易

最近几年来，各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古董非法交易。2005年6月，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品交易商贾科莫•梅第契因走私国宝级文物被意大利法院宣布有罪，入狱10年。并处以1000万欧元的罚款。自上世纪60年代起，梅第契便是世界顶级的古董商，随后意大利官方开始把矛头对准洛杉矶的前任盖蒂美术馆古代艺术品部负责人马里恩•特鲁博士，因为他涉嫌购买被偷盗的古物。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在纽约和巴黎都非常活跃的古董商罗伯特，他把来路不明的意大利古董卖给盖蒂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盖蒂博物馆花了1020万美元买了三件从那不勒斯附近的历史遗址中获得的艺术品，但意大利早在1902年就颁布了有关文化遗产的法律，明确规定从那个遗址中出土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出口。盖蒂博物馆还花4.2万美元买下了意大利警方正在追查的一个古壶。1988年，博物馆又掏出1800万美元，把一尊公元前 400年的珍贵古希腊阿芙罗狄忒雕塑收入囊中，这也是意大利警方一直在追踪的无价之宝。

意大利官方试图破获纽约、伦敦、瑞典和美国的收藏家和博物馆组成的非法走私出土文物的国际网络。意大利文化部长亲自领导，从美国的博物馆收回了几百件艺术珍品。大都会博物馆把公元前6世纪的欧弗罗尼俄斯酒瓶归还给意大利。同时归还的还有被称为“默干提纳珍宝”的文物，一套稀有的希腊风格的银器。盖蒂博物馆至少归还了42件文物，普林斯顿博物馆艺术部和波士顿博物馆艺术部也都归还了部分藏品。

意大利的这场文物回收运动，受到英国记者彼得•华特森的鼓舞，彼得•华特森费时5年，调查揭露索斯比拍卖公司所进行的非法古董交易，迫使索斯比关闭了伦敦的古董部。在他随后向剑桥“非法古代文物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是国际古董文物的主要流向地。

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律，自2003年之后，如果古董来源不清，出身不明则被视为非法。美国政府已经和几个主要的文物来源国达成合作的双边协议，很多博物馆执行严格的文物购买原则，遵循国际标准，当然也有例外，一些美国机构的购买政策就相对宽松。

尽管采取很多措施来规范文物交易，但是对世界上随处可见的文物偷盗活动依然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因为要在法律上证明古董文物交易领域中某人有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古董商们继续贩卖，收藏家和博物馆继续购买那些出处不明的物品，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是非法得来的，因为发掘报告从来没有发表。

有人要求古董交易更加透明，法律更加严格，加大打击非法走私活动的力度，但是也有人怀疑这可能没什么实际效果。把西方的法律定得很严格，只会减少流入欧洲和美国的古董文物，只会改变文物贸易的流向，现在中东和日本购买伊斯兰和佛教艺术品的数量已经在上升，中国中产阶级的购买欲望也在萌芽。掐紧西方市场和博物馆的脖子不能保护东方的文化遗迹。西方每年用于执行文物交易法的钱有几百万美元，但是有时候，这些钱应该花在刀刃上，应该从源头抓起，彻底根除盗墓问题。

追根溯源

自1992年以来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遗产就面临严重的损害，随着共产主义制度解体，经济衰退，法律和社会秩序混乱，整个国家都面临危机，每一个地方都大致相同，当地人都去盗墓，贩卖古董，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阿尔巴尼亚的两个最宝贵的古迹，阿波洛尼亚城（Apollonia）和腓尼基（Phoenicê）城所受到的损害最大，陵墓中大批古代希腊和罗马艺术珍品被盗。

.从很多角度来看，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既普遍又典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有很多装备良好的考古队正在积极进行抢救挖掘工作，但是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地贫苦的农民还是经常盗墓，把文物拿到黑市上去卖，以勉强度日。因此有人认为，文物市场应该合法化，挖掘和贩卖文物也应该合法化。

剑桥“非法古代文物研究中心”的调查主任尼尔•布罗迪说，在黑市上卖掉一个雕像或者花瓶，个人虽然能发一笔不义之财，当然很多时候也赚不到大钱，从广义上说，他们失去的更多。一旦这些古物进入美国或者欧洲，立刻就身价百倍，每次倒手价格都会几百上千倍地往上翻。与最初的价格相比不知高了多少，而那个贫穷的农民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相反，如果精心挖掘，细致保护这些遗迹，就能产生持续的经济效益，文物古迹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可以产生持续不断的收入。

英国某慈善组织就把这种理念应用到阿尔巴尼亚的布特林特国家公园建设上，效益非常显著。虽然阿尔巴尼亚的很多地方都还面临盗墓猖獗的问题，但是布特林特国家公园的管理者完全杜绝了这种隐患。他们在当地人当中培养以本地文化为荣的观念，并且把当地人的未来与公园的命运联系起来。

布特林特的建筑遗迹非常丰富，希腊、罗马、拜占庭和威尼斯等不同时期、各种风格都有，是一处重要的考古学宝库。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自1994年起，布特林特基金会开始在当地发展旅游业，建立了国家艺术博物馆和一系列穿越附近林区和湿地的散步小路。今天，布特林特国家公园是阿尔巴尼亚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007年参观人数达到7万。

如今布特林特兴盛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范本。游客带来的收益已经改变了当地的经济，通过兴建一批旅游设施、餐馆和旅店为当地人带来了诸多就业机会。公园和博物馆也会提供工作，每年都需要比如公园保安、劳工和洗碗工等50个左右的季节工。布特林特国家基金会还致力于扶贫工作，提供培训，教当地村民怎么制造纪念品，比如镶嵌工艺品以及珠宝和陶器，制作从遗址中出土的文物的仿制品。设在公园内的工作室负责销售，所得利润的95%要回馈给村社。从2007年开始，布特林特基金会开始执行一项长期的教育计划，他们派人深入当地所有的学校，使用诸如电影、杂志和电脑游戏等各种方法，向学生们宣传布特林特遗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英国杜伦大学和德黑兰大学的考古学家在伊朗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一份2004年的调查发现伊朗加哈克（Garchak） 镇附近的史前遗迹90%已经被非法挖掘过了。2007年某建筑公司想建一个砖窑，选址正好经过一处有6000年历史的陶窑遗迹，考古学家不断与当地的镇议会交涉，一再声明该遗迹的重要性，镇议会最终从建筑公司手里买回了这片遗址，并在当地设立了公园。

和布特林特国家公园一样，加哈克公园对当地村社也有丰厚的回馈，以前加哈克不过是个光秃秃灰蒙蒙的工业城镇，以出产童工和连环杀人魔头而著称，杜伦大学考古系教授鲁宾说，现在的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公元前4000年，优质粘土就吸引人们在当地建立窑厂。知道他们的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当地人都非常骄傲，当地的形象终于光明一点了。如今加哈克已经接待过伊朗副总统和来自德黑兰的学校儿童，也迎接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秘鲁的西潘镇和土耳其的加泰土丘也有类似的计划，现在正在伊拉克考古的一支英国考古学队的负责人哈利特也说，在伊拉克，一旦形势稳定下来，旅游业立刻就会蓬勃发展。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游客姑且不论，单单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游客就足以刺激当地的旅游产业。当地矗立的几千座纪念碑和考古学遗迹对国家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最终它的重要性将类似于石油。

把国家遗产赋予经济价值，通过与当地村社合作来加以保护的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野生动物保护运动中。东英格兰大学考古系主任和布特林特基金会负责人理查德•霍奇说，从根本上来说，野生动物保护和文物保护本质相同，盗墓的人为了钱同样也会去猎杀大象和老虎。我们不能光考虑保护艺术品，还应该思考怎么建立、维护并持续保护该地区，让这些艺术品就像在野生动物园里一样。不管要保护的是大象、野生原始森林、一座雕像还是一个花瓶，都应该把所有的因素连接在一起，因为正是自然和文化遗产赋予一个地方精神意义、特征和价值，不仅限于一地、一区，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

“19世纪的西方强调艺术品的装饰作用，强调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展示角色，到了20世纪，在新的全球环境下，我们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区、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具有科学重要性的地方都是珍宝。现在，博物馆应该学习动物园的经验，50年前，动物园还仅仅对收集动物感兴趣，今天，大多数都变为在原地保护。一些大的博物馆背后有巨大的资金支持，过去他们用这笔钱去购买文物，实际上这减少了古迹的数量，他们本来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发展社区的基础之上来保护古迹和文物，”理查德•霍奇说。

毫无疑问，考古学家能够从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那里学到很多文化资源保护的经验。但是没有几个考古学家如此工作，要挖出盗墓的根源，需要根本性改变，改变教授考古学这门课的方式，当前，考古系的学生们只是学习怎么挖个洞，但是对怎么减轻贫穷，怎么发展文化旅游业一无所知。

同时，文物古迹保护也并不是得不到资金支持，有很多基金会都致力于开发像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都支持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旅游业。对很多国家来说，文化遗产旅游业是创造就业的最好途径。被战争摧毁的克罗地亚国内生产总值20%来自文化遗产旅游。在希腊，这一数字更高。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在财政机构的支持下，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会大大降低盗墓的发生率，正如霍奇说的那样。以前我们想错了，我们需要把文物保护置于全球的视野下，创造一种全球体系，切实引导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与所有相关人士合作，通过教育和指导，让这些地区像野生动物保护区一样运行下去，希望整个世界都改变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生活和生计都与此相关。

作者：陈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