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长泰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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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空间与现代广场
历史上，新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宣示新的共和理想，以别于传统皇权。 法国史家奥珠(Mona Ozouf)认为这种政治空间的重整，既象征法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理念。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宣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马拉(Marat)和傅立叶(Fourier)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政治空间。
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除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政治空间。在重建北京城的计划之中，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是扩建天安门广场，把原有的宫廷广场扩大，竖立纪念碑和建造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等。
194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天安门附近的海报标语中出现了“新红场”的字样。 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其中也将天安门称作新“红场”。
中共建国前后，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作为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而此后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建设一个新首都，扩建天安门广场则是新首都规划的主要工程。新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像莫斯科红场一样呢？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
中共革命以农民运动起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冲突激增引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中共亦开始部署夺取城市的计划，但究竟如何管治城市，共产党毫无经验，领导人也承认感到手足无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说：“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北京成为新首都后，已不单是管治城市的问题，还牵涉到建立新首都的政治意义。
新政府要建立新首都，首先要解决两个核心的规划问题：一是新政权的行政中心应设在哪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位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不同，但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中共重视建立新首都，可从1949年5月22日成立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都委会”看出来。都委会的成立是北京历史上一件大事，当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政治中心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1950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政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政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估计，“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建造中央新的行政中心。
诚然，梁思成和陈占祥并不是最先提出在北京西郊建立新市区的人。早在1938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军队在考虑到要多建工厂，安置逐渐增加的日本移民和保护占领区内日人的安全时，已经提出要在北平西郊建造新市区的构想，包括另建道路（兴亚大路）、机场、大广场及神社等。 梁、陈的建议，显然受到这个日本计划的影响。不过，梁陈方案虽然在地点的选择上与日本方案相似，但起码有两点本质上的不同。日本人的新市区以经济和军事考虑为主，梁陈方案则以文化及行政方面为主导。更重要的，梁陈是希望保护古老的建筑文物，而日本人则是为了有利于其殖民统治，这和日本人在1930年代侵占东北时改建长春（易名“新京”）的目的完全相同。 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当时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对于应该在何处建设新的行政区，意见纷纭。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朱兆雪和留学日本的建筑师赵冬日于1950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
朱兆雪和赵冬日的看法，与来华的苏联专家的建议非常接近。
建国前中共中央已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当时中央政府认为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彭真在1949年说：“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在建国之前已经有苏联专家来华。最早到达的一批专家是苏联市政代表团，他们于1949年9月中抵达北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于12月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巴氏参照1935年莫斯科规划总图提出他的看法。这是一个蜘蛛网形总图，即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放射出几条主要干道，同时围绕城市中心建环路来疏导交通。换言之，这是单一中心的构图，与梁思成和陈占祥的保护旧城并同时发展新市区的想法不同。巴氏力言：“为了将来城市外貌不受损坏，最好先解决改建城市中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会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他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巴兰尼克夫还建议把第一批行政的楼房，“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 梁思成不同意巴氏的看法，力持保护古城的主张，并在会上与苏联专家激辩。苏联市政专家领队波‧阿布拉莫夫发言，也与梁思成舌战起来。阿布拉莫夫说：“我们也有过这样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他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又说：“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
苏联专家的建议与朱赵方案近似，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另一相关的争论，是新首都应否发展工业的问题。建国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当时中央政府的看法是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之外，还要发展成为工业中心。用彭真在1949年的话说：“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这种看法，既接近社会主义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原则，也符合当时苏联的城市规划方案，即城市离不开生产和发展工业。此中也牵涉到建国初年，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工人地位的重要性，即彭真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领导的国家。” 故此在城市发展工业，是符合了当时的政治大方向。但是把新首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的看法，在建国初年并不是没有争议。在都委会成立大会中张友渔曾说：“北平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建设北平不一定把他变为工商业都市，而宜建设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及游览区。” 换言之，建国初年是否要把北京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还未有定案。梁思成是反对在北京城发展工业的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的回忆，当年梁思成曾说“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京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 梁的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看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视为过分天真。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与苏联专家有不少接触，郑氏报告说：有一次，“到阜城门上勘察时，我们有的同志提到，有人建议阜内大街路南在一九五五年成街地〔原文〕建筑起来，可是怕拆房子，没有在这里建。这时，勃德列夫（专家组长）说：‘还是忍耐些吧！经济比希望更重要，不能完全听建筑师的。我们在苏联时，党和政府一再告诉我们：要注意经济问题。’勃德列夫在看到西郊专家招待所后，觉得招待所太奢华了，他笑着说：‘不能让建筑师随便搞，应该给建筑师的嘴上带上嚼子（意即加以控制）。’”
对梁陈方案的最大的批评并非来自苏联专家或中国的建筑师，而是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我们缺乏中共最高层对于新行政中心的决策的档案文件，但从不同地方搜集到的资料，可以清楚看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于如何设立行政中心的问题，做了最后的决定。1949年阿布拉莫夫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们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 毛在1953年写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些简单的透露：“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再由政府执行。” 换言之，重要的政策先由中共党委讨论和决定，再交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执行。中共中央考虑的是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决定。
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 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这个举行开国大典的场地，将永留青史。
1949年新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当时南方的“解放战争”还未完结，西藏局势不稳，加上次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此时另建新行政中心，在财政上会是极为困难。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 但是这种经济的理由，并非有绝对的说服力，因为很多专家觉得改造旧城比另建新城的开支更大，例如要重修旧城中明清时期留下的排水系统已经是一项艰巨而又昂贵的工程。 但决定行政中心仍留在旧城的主要原因，政治上的考虑更为重要。当时毛泽东及中共党中央已经迁进中南海，旧日的封建皇宫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中心。
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 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这个举行开国大典的场地，将永留青史。故此天安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见证新中国的开始，又是目前新政府的权力中心，不能随便改动。换言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政中心和传统封建皇朝的故宫在这里又会合起来，一方面更加肯定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另方面代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明清两朝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大门，形状是一狭长的T字型宫廷广场。广场的东、南、西都修筑了宫墙，把广场围了起来。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才开启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通了东西长安街。
1949年8月底新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会及公安局等单位讨论后，决定修理天安门前一带至东西三座门之间的地段，准备迎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整修工程于9月1日动工，9月30日完成，开拓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 这次整修的规模不算太大，主要是清除广场地区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修缮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粉刷广场四周的红墙，修建升国旗的设施和建立临时观礼台等，力求开国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1950年代，中共不断构思如何扩充天安门广场的面积。但广场究竟要建到多大，却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而是随政治的需要而改变。从1950年到1954年，都委会和其它有关部门共做了15个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方案。最初的设计中广场面积偏小，未改变传统T字型的模式，但准备在广场中兴建高大的建筑物。北京市政府也多次施工，包括在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拓宽了广场；还把原先设在天安门前的临时砖木看台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观礼台（由建筑师张开济设计）。 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广场上铺砌了混凝土方砖，使南面得以扩充，面积达到近12公顷。但这个面积还有待扩展，郑天翔在1958年6月说：“将来要扩大到二、三十公顷。中央领导机关将要设在天安门广场的附近，或者沿着市中心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修建。”
作者：洪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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