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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出现在近代。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收集古物和古籍的传统，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在私人收藏室和政府主办的机构中才能看到；现代观念中的图书馆一直不存在，直到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根据1936年由中国图书馆协会汇编的资料，在日本侵略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包括独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在日本入侵和占领之后，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了，就是被抢空了，战前各类图书馆的藏书量大约有2500万册，但是在战后这个数目下降到1500万册。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量的40%。

在南京有系统地劫掠图书

在六朝时期（公元5、6世纪）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和商业中心。1926年到1928年的北伐战争成功地扫除了北洋军阀后，国民政府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1927年，南京正式成为中华民国首都，原先的首都北京改名北平。从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了国家中央图书馆。另外南京还有金陵大学图书馆（以收藏地方志著称）、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属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专门图书馆。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帝国的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其中646900册是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的各类图书馆中抢掠的，剩下的53118册图书是从学者和教授的私人收藏中掠夺的，掠夺的所有图书数量大大超过当时日本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藏书。

日军在进攻南京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负责整理、运输劫掠图书，编纂劫掠图书的目录。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日本成立了一个15人委员会向所有的入城部队首脑发布了一个训令，要求与特别委员会进行合作。从1938年1月22日开始，在洗劫了图书馆之后，特别委员会开始审查从国民政府所属的大约七十个结构中劫掠的图书。

日军把从南京以外地区劫掠的图书运送到一个主要场所集中，并成立了“图书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图书。图书整理委员会使用了367个日本士兵，强行征用了2830个中国劳工和310辆卡车来承担这项工作。这个机构从1938年3月6日工作到8月31日，被掠图书被整理编成11个大类目录。

经过再次整理之后，以下三个类目的成果被出版：《（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目录》；《支那经济财政金融关系资料目录》；《中支建设资料设备事务部南京图书部•华文杂志公布目录•附报刊目录》。后者包括了2324种杂志和期刊的名字，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中国实际出版的所有期刊。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对图书的劫掠与随意破坏财产和戕害生命完全不同，在抢到了这些宝贵的书籍后，日本建立了很多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东亚研究所、东亚风土病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分类进行研究。日本屠杀和劫掠的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国家机构和文化传统，最终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将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领袖和首要获益者，不难看出，日本把劫掠图书看成它全部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战时文化劫掠的历史和目的

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开始，对图书和文物的劫掠已经成为了日本军事入侵的固有内容。丰臣秀吉在1592年发动了野心勃勃的征服中国和朝鲜的计划，丰臣秀吉带了博学的僧侣和学者随军，让他们鉴定劫掠到的文物和典籍的价值。在他发动的长达7年的战争中，丰臣秀吉从朝鲜劫掠了很多书籍送回日本，日本因此建立了几个“文化宝库”。虽然丰臣秀吉没有成功地实现征服中国和朝鲜的狂妄野心，但他从朝鲜劫掠的儒家经典和中医药文献仍然保存在日本。

近代，日本把图书劫掠作为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它将在征服的土地上劫掠图书合法化，例如在1882年、1894年和1914年，多次颁布相关法规和法令，提供了控制劫掠物资的具体指导纲领。在1914年1月，日本出兵占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日军从胶州图书馆和德华大学图书馆劫掠2.5万册图书，这些图书后来被编入《虏获文件和图书目录》。

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建立了特种任务执行机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后来改称为“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中支那重建物资筹备委员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对于亚洲其它地区的图书和文物劫掠，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变得越来越广泛，无数收藏家的私人图书馆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正如一个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日本军队劫掠图书，也许看起来并不如在占领区掠夺财产、接管市场、屠杀人民的命令那么重要，可是事实上对图书的劫掠是领土占领和财产掠夺的延伸物，是日本吞并他国和征服其人民的政策的重要部分。”

图书劫掠的目的是为了摧毁中国文化，为满足日本长期征服亚洲大陆的目标服务。因此，对图书的劫掠作为它全部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与屠杀人民的政策同步进行，但一些日本人坚持认为“日本进行战争是为了文化的进步。”并且，把图书劫掠赞赏为世界史上作为战略武器使用的特例。

劫掠图书难归国

1945年10月上旬，在日本投降两个月后，39位中国学者，包括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在《周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日本返还从中国劫掠的图书，但是由于中国随即到来的内战和动乱，这个呼吁受到阻碍。1972年，中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恢复正常之后，要求返还图书的呼声再度响起。同年十月，12位日本学者集会讨论了向中国归还图书的问题。作为会议结果，140位日本学者联合署名向日本最高学术机关——日本学术会议——提出要求，要求归还从中国劫掠的图书。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日本右翼的阻挠，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效。一些学者个人也参与了这个运动，包括中国研究所理事光冈宏、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小岛晋治（现在是神奈川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副教授加藤佑三（现在是横滨市立大学校长）的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藤原彰先生。

尽管在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向中国归还了158873册图书，但只占全部掠夺的2742108册图书的6%。大部分图书还没有被归还。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给日本政府中央联络办公室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关于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疏散的现在位置和状态的文件》，列举了中国图书的目录和存放的地点。以下是备忘录中提到的一些存放地：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方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货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最大和最丰富的收藏地是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这个文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承认。

日本收藏从中国和其它国家劫掠图书的图书馆，现在都成为世界上研究亚洲文化和历史的最好的资料库，人们在这些图书馆中可以发现其它地方找不到的图书，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它收藏着无价的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和最大量的经典图书，以及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浩瀚的印刷典籍。这些书籍为日本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这使日本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甚至中国学者也必须去日本查阅这些宝贵的典籍。

归还这些图书与1972年中日签订的和约并不矛盾，从字面上讲，归还图书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也并不矛盾。因为归还这些图书不是赔偿，而是作为日本真诚地承担战争罪责的标志。对中国来说，这些典籍的归还意味着恢复它在文化瑰宝方面的合法主权，这不同于赔偿，也不应该与赔偿混为一谈。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南京抗日民间史料陈列馆位于南京市雨花区安德门大街48号。由南京市民建委员雨花台区政协委员吴先斌先生投资筹建，于2006年12月13日正式开馆。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楼。由图片实物展厅、藏书室、学术交流会议室、专家研讨室等四部分组成。馆藏抗战老照片3万余张，抗战文物2千多件，其中达国家一级文物标准的有3件。开馆以来参观者累计4万余人次，举行学术交流会4次，学术研讨会2次。）

作者：赵建民 冀思宇